琗光的查验货物，设立处理战利品的军事法庭和法律上的复杂事务，以及德国最终诉诸无限制的潜艇战的最终殃及美国等等。亨利八世决心与阿拉贡的凯瑟琳离婚时，没有想到要发生宗教改革运动。大臣们于8月20日在内阁会议桌上聚首时，所关心的是在军事上有必要制止物资源源不绝地从鹿特丹运到比利时供应德军。枢密院令是根据军方意见提出经大臣们讨论后批准的。有关这次讨论的仅有记录，是阿斯奎斯日记中的轻飘飘的一句话：“长时间的内阁会议——关于煤炭和禁运品等各种各样的零碎事项。”
不只是首相对这类零碎事项漠不关心。当德国政府的某一高级官员，预见到战争将转为长期消耗战，因而向毛奇提出需要建立一个经济总参谋部的备忘录时，毛奇回答说：“不要用经济学来打扰我——我正忙于指挥一场战争。”
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一道使人想起1812年战端的枢密院令，恰恰出笼在英国人把华盛顿付之一炬的一百周年纪念日。幸好这一奇怪的巧合，以及命令本身都没有引起美国公众的重视。他们这时都全神贯注于报章上的通栏大标题，有关布鲁塞尔的陷落、美国人在巴黎的困境、德皇和俄国沙皇、舰队、哥萨克骑兵、陆军元帅、齐柏林飞艇、西线和东线战事等等的报道。然而美国政府是感到震惊的。英国这道枢密院令尽管其序言部分措词温和婉转，在提出微妙的保留意见之前也申明了信守伦敦宣言的态度，但其用心却瞒不过国务院法律顾问罗伯特·蓝辛的律师眼光。于是他草拟了一份坚定而直接了当的抗议书。也就是这份抗议书引起了一场月复一月，年复一年的争斗，一次次的信件往来，一篇篇的诉讼摘要，一桩桩的判案实例，一轮轮的大使会谈，一本本的文件汇集。
8月27日这一天，伦敦的《每日记事报》认为“确实存在危险”，在禁运品和搜查权问题上，英国将卷入和美国的争执，该报知道搜查权是美国所“坚决反对的”。这个问题，爱德华·格雷爵士也曾考虑过，是需要小心处理的。一开始，总认为战争可望在短时期内结束，认为至要的问题是以最有力的方法迅速赢得胜利，所以，从时间上看，似乎没有可能会和美国发生一场严重的争端。蒙斯战役和沙勒罗瓦战役，尸横遍野，长期战争不可避免的局面就在协约国面前。在长期战争中，它们就势需依靠美国获得粮食、武器和金钱（但尚无人想到在人力上也要依靠美国），势需切断德国获得这些养料的来源。加强对敌人的封锁和保持与伟大的中立国的友谊这两者同时都成为必要的了——然而又是互不相容的。在中立国跟德国的贸易上，每加上一道限制，在公海航行自由问题上就引起美国国务院又一阵声色俱厉的咆哮。因此情况显然是令人不快的，英国最终也许不得不在两者之间权衡轻重作一选择。在眼前，出于英国人不尚极端的本性，爱德华·格雷爵士对于一桩桩事件还能审慎处理，象舵手避开暗礁一样地回避了大的原则问题，小心地不让双方的讨论发展成一场针锋相对的争端，使任何一方都不致摆出一副使自己无法下台的架势。他说，他日复一日的目的就是“在不与美国决裂的情况下，保证实施最大限度的封锁”。
爱德华·格雷爵士碰到了一个难应付的对手，那是一个十分讲原则的人。伍德罗·威尔逊刻板而拘谨地恪守中立，他力求采取并保持中立国的传统权利。他与其说是为了这些权利本身，还不如说是因为中立国的权利乃是中立国的职责所在，而这个职责是威尔逊在一开始就狠狠抓住不放的。威尔逊上任伊始，就一股劲地致力于罢黜赶走那些在塔夫脱先生巨大影响庇护下地位牢固的“利益集团”和金元外交官们，并致力于在国内和拉丁美洲事务中争取“新自由”。他有鉴于战争会扼杀革新事业，遂决心不使美国卷入一场会挫败其计划的国外冒险。此外，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和进一步的理由。在这次战争中，他看到一个在世界舞台上可以取得伟大地位的机会。8月3日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首次发表了有关战争的谈话，他说，他想要的是这样的一种自豪感：美国“可以随时援助世界其他国家”，并说他相信美国“这样做”可以“获得不朽的崇高荣誉”。所以他在很早，甚至在炮声未响之前，便已设想好了美国要扮演的角色，也就是他自己要扮演的角色；随着事态的演变，他的控制力一次次受到冲击而有所削弱，他破釜沉舟扮演这个角色的决心于是越来越大，甚至在美国终于卷进了这场战争漩涡之后，也从未死心。
对威尔逊来说，严守中立与孤立主义是对立的。他要美国置身于战争之外，目的是要美国在世界事务中更大地发挥作用，而不是少发挥作用。他要的是“不朽的崇高荣誉”，这既是为了他自己，也为了他的国家。他深知只有使美国在这场争端中置身事外，他才能充当公正的仲裁人，才能赢得这种荣誉。8月18日，他在一篇著名的讲话中责成他的同胞们要“保持中立，名副其实；公正不阿，言行一致”，并阐明中立的最终目的是使美国能“提出和平的忠言”和“起到公正调停者的作用”。正如他在以后一篇讲话中所说那样，他希望在欧洲冲突中，行使“道义上的仲裁”职责。他想“为人类服务”，想运用新世界的道义力量把旧世界从愚昧中拯救出来，并运用“正义和仁慈的准则”，“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人类的旗帜下”，通过调停使和平得以实现。
及至8月底，英国海军已在实际上取得了大西洋上的控制权，它跟美国在禁运品方面的争执，不论是如何认真，如何旷日持久，又往往如何尖酸，但还一直是幕后的争执。对威尔逊来说，公海航行自由并不是压倒一切的争端，虽然在问题的争执变得特别严重的时候，他曾一度忐忑不安，认为他可能继麦迪逊＇注：麦迪逊（JamesMadison，1751…1836年），美国第四任总统（1809…1817年），在他任内，对英宣战，爆发了美英战争（1812…1814年）。——译者＇之后，成为第二个把国家引向战争的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但是他绝不希望把争吵推到1812年那样的结局。总之，对协约国贸易的飞跃上升，绰绰有余地抵偿了对德贸易停滞的损失，从而缓和了势必执行国家原则的逼人之势。只要美国商品有人买进，美国便在8月20日枢密院令的肇始过程中逐渐地趋于沉默了。
自那时以后，由于公海被英国舰队所控制，美国的贸易便不得不越来越多地转向协约国。美国和中欧强国的贸易额从1914年的一亿六千九百万美元下降到1916年的一百万美元，而在同时期内美国和协约国的贸易额，则从八亿二千四百万美元上升到三十亿美元。为了满足协约国的需要，美国的厂商生产了它们所需的商品。为了使协约国能偿付美国供应的商品，还为它们安排了信贷。最后美国成为协约国的粮库、军火库和银行，并和协约国的胜利发生了直接的利害关系，使战后的经济决定论的鼓吹者们久久感到茫然。
哪里有长期建立起来的文化关系的基础，哪里就有经济关系的发展；哪里有天然的利益，哪里就有经济的利益。美国对英法两国的贸易一直大于对德奥两国的贸易，封锁的作用只是扩大了原有条件而不是制造了一个人为的条件。贸易不仅随着国旗走，而且还随着人心所向走。
“一个政府能恪守中立，”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海因斯·佩奇说：“但人却不能恪守中立。”他是一个全心全意拥护协约国的人，在他看来中立的概念是可鄙的，他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谈了，也充满感情地向威尔逊写去了生动而富有说服力的信。虽然佩奇完全站在协约国一边的直率讲话，使威尔逊产生反感，乃至抛弃这位最早支持他的人，但是就在威尔逊本人的思想深处，也不能象他要求别人那样恪守中立。格雷于8月6日致函威尔逊，吊唁威尔逊夫人的逝世。威尔逊对格雷是钦佩的，并因格雷自己也已丧偶而对他尤感亲切，所以在复函中写道：“希望你把我看作你的朋友。我觉得共同的原则和目的把我们联系在一起了。”而在德国政府中，威尔逊不会对任何一个人这样说的。
威尔逊的文化根源和他的政治哲学，跟美国生活中大多数有影响的人士一样，可以追溯到英国的经验和法国的革命。但他出于做世界和平缔造者的雄心壮志，总是力图抑制这些。威尔逊奋斗了三年，使用了一切他所能使用的说服手段，促使交战国通过谈判取得和平，一个“没有胜利的和平”。威尔逊的努力有赖于他的严守中立，而这种中立态度是得到强有力的爱尔兰人思潮或所谓反乔治第三的思潮的支持的，也得到上至哈佛大学的胡戈·明斯特尔贝格＇注：胡戈·明斯特尔贝格（HugoMünsterberg，1863…1916年），德国哲学家和心理学家，1892年，他应马萨诸塞州坎布里奇哈佛大学的邀请来到美国，从此终身任该大学实验心理学教授和心理学实验室主任。在美国，他可能是德国政策的最明显的支持者，因此遭到协约国及其朋友们的猛烈谴责；另一方面，对亲德分子来说，他几乎成了一尊偶像。——译者＇教授，下至米尔沃基城的酒吧间等大叫大嚷的亲德团体的支持的。如果不是出于一个连威尔逊也为之无可奈何的因素，中立本来是可以成功的。这个因素，决定着美国人的思想感情，是协约国最大的本钱——但它不是英国的舰队，而是德国的愚蠢。
8月4日战争爆发时，这位美国总统在给朋友的信中，对于远隔重洋的冲突只表示了“全然谴责”，而根本不想在交战国之间区分是非。8月30日，战争在比利时进行一个月之后，豪斯上校写下这样一段记载：总统“对卢万的毁灭心情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