ǜ妫飧鑫迨徽既鞘凶芴骞婊婊�1/50的土地，却聚集着50％的高新技术产业。政府在这一年确认的高新技术企业超过12000家，有83万人在里面工作，他们在12个月中花了62？35亿元去研究新技术，生产13000种新产品，卖出853亿元的货。事情很明显，中关村不再是科技园区的垄断者，只不过是其中之一。如果不能动员更多的资源、更大的权力，那么它连领先者的地位也要动摇，而建立大管委会正是让中关村得到这一切的最好途径。
党的下级官员反对胡昭广的一个原因，是担心海淀区的利益遭到侵蚀。应当说这种担心不是没有理由。依据我们国家的既定税制，无论企业还是个人所纳税款，均须在各级政府之间分配，其比例依照各自地位强弱，讨价还价，此起彼落。比如海淀区政府一直期望能够得到全部税收的55％，但是多年以来从来没能超过50％。比例分成非常重要，当过海淀区委书记的沈仁道说。因为按照当时海淀区的财政收入状况，每降低一个百分点，将使政府钱库减少2000万元。他们很自然地担心，一旦胡昭广所谓大管委会成为现实，区政府所能得到的分税比例将进一步降低。
为了让他们放心，胡昭广反复保证：海淀区当初捞多少，以后还是捞多少。可是地方官员已经失去对他的信任。多年以后胡昭广倡导的大管委会终于成立，吴守伦也冷静下来，承认胡的想法不是全无道理，自己当初有些批评的根据不太充分，可是一谈到胡昭广的这个承诺，还是大摇其头，言辞中充满愤怒：
凌志军：胡昭广给我解释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并不想把原来属于海淀区的利益拿走。
吴守伦：我现在问你几个问题。
凌志军：你说说看。
吴守伦：土地是谁的？
凌志军：你是说土地的权利？土地的批租权？
吴守伦：整个试验区的土地，是谁的？
凌志军：原来是属于海淀区的。
吴守伦：对呀！
凌志军：你的意思是，大管委会一成立，就会把海淀区对土地的批租权拿走了？
吴守伦：不是这么简单。是把海淀区的总的管理权拿走了，让海淀区没有多少发言权了。
这些话清楚地暴露出，官员之间的争吵无论冠以多么堂皇的理由，其焦点无非是两个字：权和钱。同时这位人民代表还在无意间指出，最重要的事情不是确切计算出海淀区将会为此付出多少税收的代价，更大的问题是那些伴随着行政权和话语权的无形利益。
某些官员总是自诩代表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其实他们不仅拥有私利，而且彼此不能和谐，频起争端。他们总是以为政府行政的最大障碍在于民间，殊不知他们推行自己方针的障碍常常是他们自己。北京市和海淀区的这场冲突，花费两年时间才算有了结果。在这漫长的争执、拖延和等待中，海淀区的领导者渐由新人替换，吴守伦也退休回家颐养天年。到了1997年，大管委会终于成立，它的倡导者胡昭广也退休了。然而争论还是不能平息，它在后来的岁月里不断涌出，横生事端，令中关村的政府行政秩序充满变数。
三次浪潮，潮起潮落——中关村这个环境，是个东西就能卖，是个好东西就会抢着卖。
这是一则典型的中关村式的广告，反复出现在1996年秋冬的当地报刊上：
中关村铺面招租
四海市场西侧、倚天市场全新装修铺面20间。
每间使用面积12…20平方米不等。
价格低、每月租金2100元起。
付款方式灵活。代办营业执照。
白颐路已经成了京城最热闹的去处，大街上车水马龙，满眼广告招贴，到处风光无限。至少5000商家汇聚此地，个个小打小闹，却能把全中国80％的计算机产品掌握在手里，每天吞进来，吐出去。天南地北的用户全都跑到这里来购货，向他们打探市场动向，学习新知识。越来越少的人说他们是骗子，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当做启蒙者。我们国家计算机技术的全民扫盲运动，就是借助于中关村的商家完成的。
在物质第一主义的刺激下，中国人的消费欲望猛增，但是生产增加更快。20世纪80年代末期标志性的通货膨胀，在90年代中期卷土重来，造成新一轮市场恐慌，不过，它很快就被货币紧缩政策和急速增长的商品供应打压下去。紧接着，中国商业史便掀开了它的重要一页，整个国家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让消费者第一次体验到当家作主的快感。到了1996年，情势更加明显。官方的统计报告说，有680种商品供大于求。朱镕基又补充道：没有不多的。想想就在两年前，中国人还在紧缺时代嗷嗷待哺，现在可真是换了人间！学者们开始争论是不是商品过剩，一时没有结论。但是有一件事是确凿无疑的，市场上的风水转了向，此前是买家求卖家，此后便是卖家求买家。
中关村的老一代人正在经历痛苦的脱胎换骨，导致数以百计的公司倒闭，不过，由于更多的新公司诞生，所以企业总数还增加了，经济规模也在扩大政府发布的统计公报指出，1995年，中关村试验区技工贸总收入和上缴税费，分别增长41％和56％，总数超过200亿元和7。5亿元。1996年的速度放慢，但是企业总收入仍然增长了29％，上缴的税款也增加了22％。。这个全中国最庞大的新技术企业群，把总收入的8％用于研发为了使读者对这个数字有个概念，我们应当举出，当时全国的这项数字是0。5％。。有2897个课题正在研发中；有2056个新产品正在生产中；有71个产品在市场上占有前三位。它为这座城市提供了124835个就业岗位，这数字比5年前增加了8倍。如果没有中关村，那么北京市那一年的失业人口就不是14万人，而是26万人。
试验区办公室主任王思红很自豪地宣布，中关村已进入二次创业的新时期。在政府导演下，上地出现第二轮投资高潮。中关村那些早已圈定的土地上，数以千计的原住居民被迁往他乡，小平房、四合院、图书馆、档案室，以及充满温馨记忆的大街小巷，在隆隆机声中消逝。历史被清除了，然后重新开始。白颐路两侧矗立起6幢崭新的大厦，而这不过是一个更大建设规划的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新兴地区的不确定性，一片广阔的工地，到处都是喧嚣、躁动和欲望。
尽管政府的干预令人不快，但它也有不可替代的好处，其中之一就是让你有机会获取官员权力控制下的资源。在政府的帮助下，有273家公司在1996年挤进国家计划，由此得到45380万元长期贷款、110926万元流动资金，还有3090万元财政拨款——这是无偿的，还有5000万元税款——这是企业上缴之后又被政府送回来的。考虑到整个国家都在紧缩银根，也即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所谓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中关村可真是得天独厚。
中关村从来离不开金钱，这在无论什么地方都是一样。但是对于那些身无分文只有大脑的人来说，只有中关村才是他们的天堂。没有哪个行业比信息产业更依赖于人的智慧，计算机工程师也许是这个时代最容易依靠大脑成功的职业，这就难怪全中国最杰出的人纷纷跑到这里来。
中关村的工程师们在千辛万苦之中度过1995年和1996年。新技术前赴后继。软汉字取代硬汉卡，字型输入法和拼音输入法各领风骚，中文之星还是消费者的宝贝，但WPS才是市场上的新宠儿这是90年代中期以后流行的中文编辑软件。。方正依靠中文电子排版系统一统天下，也让它自己失去成长的空间，不得不把未来的希望转向方正微机。视窗操作系统的汉化曾经吸引了中关村程序员的无限激情和智慧，但是他们很快就不再满足于这种为别人做翻译的工作。等到1996年微软发布视窗95中文版之后，就算你还能委曲求全给人家做汉化，人家也用不着了。
从大历史的进程来说，信息技术已是潮起又潮落的局面。中文处理平台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被发明出来，此后10年迅速成熟，促使中关村成为我们国家计算机产业的中心，这是第一次浪潮。在这浪潮之巅，我们看到的人物有王选、严援朝、倪光南、王缉志、王永民、王志东、周志农、求伯君、王江民，还有一些稍逊一筹的角色。他们从汉化DOS操作系统发展而来。他们不是整个产业的先锋，但他们是新技术的缔造者，其创造性的成就为地球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打开了计算机世界的大门，包括汉字编码技术、汉字输入技术、汉字编辑技术、汉字图表技术、汉字照排技术。他们率领整个国家完成了从DOS向视窗的转换。假如没有这些人，中国则有可能被20世纪最后20年全世界的计算机革命甩到外面去，就向它在50年代、60年代、70年代曾经面临的处境一样。
然而到了1996年，第一次技术浪潮已经过去，第一代商业天才和程序英雄也纷纷退出历史舞台。中文处理平台的创造性过程已经结束，可是新的技术领域却还没有开拓出来，就算有，也只不过是东方地平线上的一线曙光，遥不可及。
迄今为止，个人奋斗一直都是这一代程序员的一大特色。他们没有系统的专业背景，没有团队，没有资金，没有世界市场的信息总汇，完全依靠天赋、激情和最简单的设备，写下中国计算机早期历史上的辉煌篇章。刘韧说：中国软件业因他们而精彩。这是恰如其分的，但也只能用来概括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中期的一段时间。这段时间里，比他们更老的一代人已经失去灵感，行将就木；比他们更年轻的一代人还在海外求学，没成气候。从1996年开始，情况不同了，这些人中开始流传英雄气短，美人迟暮说法。那些具有个人传奇色彩软件工程师们，不是壮烈牺牲，就是枉自落寞。
有周志农，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