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用来插花；姿态要美、颜色要雅，还要加些欲开未开含苞待放的，这样想来，倒也不太容易选。有些太大，大而无当，像了牡丹，又没有花姿。有的看起来呆头呆脑，颜色也不正，土头土脑的红，或是轻薄的粉。第一轮玫瑰开放的时候，每天可以选上六七朵非常美的、值得送给吴为的。转眼就是第二轮花期，花朵渐渐少了，有时只能选出两朵。
看着看着，春天就快过去了，不过到了秋天，玫瑰还有一季旺花。
玫瑰去了，随之而来的是夹竹桃，红红白白。石榴、广玉兰也慢慢开丁出来，虽然还不太旺楼前两棵玉兰树已经有八十多年了，有五六层楼高，全开旺了一定非常壮观，待放的还有八仙花和以香味出名的栀子花。至于路边上那些小小的石竹花，开开谢谢，也很好看。
每天去选送给吴为的花，但又不能摘、不能送，只能每天选出放在心里，一个多月下来，心里也存有一百多朵了。这算是一种花债吧，早晚要还的。
花债啊，感情上的债啊，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债，都要偿还吴为。
有时竟出现幻觉，花丛里先是一个模糊的团状物，渐渐变做一个女人的影子，背靠厚厚的椅垫坐在藤椅上，修长的腿，像个高栏运动员。头上是芭蕉叶，可惜叶子有点破了，旁边是小小的流水，流水中有…些石头，平平的，背景是朝南的和朝西的窗子，可以看见朝西的还有窗帘……他认为是一种特异功能，告诉了一个特异功能专家。专家想了想说不是特异功能，只是因为他的脑子里将这个图像想得太久，所以铭刻在脑子上去不掉了。隔绝、等待，离婚的艰难，将唯物主义者胡秉宸折磨得变成了唯心主义。
那日想给吴为寄一份剪报，先将剪报折好而后寻找信封时，心中默默祈望着：如果信封能将剪报装下，那就意味着他的离婚案一切顺利；如果装不下需要重折，就意味着不顺利。结果信封恰恰将剪报装下，尽管离婚案毫无头绪，胡秉宸那一整天都很快乐。
第二天又不行了；病房有个病人，在电视室将电视频道换来换去，胡秉宸把人家大骂一顿，说：“你再敢动一动试试！”那人不理，继续换来换去，胡秉宸竟骂出“浑蛋”这样的字眼。
门卫有眼无珠，对胡秉宸不够尊重。胡秉宸发了邪火，将口袋里所有的钱都掏出来，撤得到处飞舞，还说：“你知道我是谁？老子有的是钱……”
没能等到玫瑰的下一个旺季，胡秉宸出了院，并决定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到上海去做进一步的治疗。办案人的指导思想本来是能拖就拖，一看胡秉宸要走，白帆的律师和书记员马上找胡秉宸谈话。
胡秉宸刚一出门，芙蓉就到吴为家来了，说：“我妈让我来问问你，因为我爸爸不知道上哪儿去了。”吴为说：“如果你父亲一不在家，你母亲就到我们家来找，我们家还活不活？”
可是中国没有这条法律，能够阻止白帆想什么时候进入就什么时候进人吴为的家。
就在与胡秉宸见面之前，白帆的律师还说：“照我的意见，根本不给他判离。”
此时已无人不晓某领导发了话——不得批准胡秉宸离婚。但形式还得走。
胡秉宸刚刚出院，身体还很不适，坐下之后好一阵喘息，身体不行，神态却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行动能够自主，使他恢复了不少信心。
年轻的书记员说：“胡副部长，我们的意见是你顶好撤回离婚起诉，你再不撤回起诉，我们就要给中央写报告了，可能还要考虑给你党纪处分。如果你一定坚持起诉，我们准备给你开大庭，差不多会有五百多人参加旁听。”
胡秉宸洒脱一笑，“给我开五百人的大庭？五百人太少了，再多几倍才好。正好我没有说话的机会，趁这个机会讲讲什么是无产阶级思想，什么是资产阶级思想，什么是封建主义。”
看看办事员顶不住，白帆的律师插嘴说：“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不要自己说没有第三者就是没有。”
“那还要法律干什么？十年‘文革’，群众喊了十年打倒刘少奇，但定案能靠群众吗？”胡秉宸质问道。
律师说：“你知道不知道吴为是个作风不正派的女人？”
胡秉宸发了脾气，“我离婚为什么老提吴为？《婚姻法》上有这一条吗？那些写在纸面上的东西，你们到底执行还是不执行？你怎么能这样逼我、训我？我是刑事犯罪分子还是什么？为什么老提吴为的作风问题？难道离婚就是坏人？那《婚姻法》为什么还有准许离婚这一条？二三十年后，这种情况再没什么希奇。”
见胡秉宸发了脾气，律师态度反倒变了，说：“法院没这个意思说吴为是坏人。因为白帆老提吴为作风不正派，我们得把前因后果搞清楚。”
“白帆有什么脸皮说吴为作风不好？她还不是偷人养私生子？”
“那都是白帆同志过去的事。”“吴为的事难道就不是过去的事？你们有没有一个公平的尺度？”
律师没的可说了，“白帆一九四六年的问题就不要计较了，我们是马列主义者嘛，”
胡秉宸说：“那你们为什么揪住我不放？”
见律师没了辙，书记员再次上阵，“你如果从上海回来再签字，我们就宣布诉讼终止。”
“你有什么权力终止？终止要讲出终止的道理。又没有发生意外情况，起诉人没有死亡也没有要求终止，你凭什么给我终止？”书记员又接不上茬儿了。
律师问：“你在医院里和胥德章谈过什么？”
“什么也没谈。”
“当时有谁在场？”“只有他……你们这是于什么，是在搞诱供！什么叫诱供？就是把张三说的话告诉李四，让李四承认。刚才这位书记员上来就对我胡说八道，又是上报中央又是什么的……我干这个买卖比你们早几十年，还想在我面前卖这个！”
律师说：“他不代表法院。”
胡秉宸烦了，“我身体不好，不能这样纠缠下去，我走了，请我的律师代理。”
律师说：“你不能走。钱财可以代理，这个问题不能代理——感情问题别人怎么可以替你说清楚？”
“我非走不可。如果你们十天内给我开庭，我就不走。”
“十天之内开不了庭，我们还没调查完。”
“那我就走。什么时候开庭请你们通知我，因为我还得买飞机票。”
书记员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希望你们早判，不管判不判离。我该采取什么办法再采取什么办法，不能像旧社会那样，把人拖死，要按法律办事。吴为的问题法律上没有那一条，你们的法律是不是过二十年再执行？法律上写得清清楚楚，不能由你们自己随便解释。随便由人解释还叫什么法律？”
律师说：“我们没说二十年后再执行，但法律也没规定得那么具体，总要照顾影响。”
律师只好对白帆说：“胡秉宸不老实，不和法院合作，不说心里话，法院也拿他没办法。”
可见姜还是老的辣。按照胡秉宸的社会地位，真是说句话比吴为、比茹风那些“小孩子”管事。
刚一亮相，就杀得个落花流水。可惜胡秉宸不常做这样的示范，电投有传授吴为一技。
到了这个时候，过河卒子吴为的战斗力反倒明显减弱，像了一只靠惯性运作的滑轮。
使吴为觉悟的不是这些压力，而是胡秉宸出尔反尔的那些表现，茹风母亲认为吴为那个单位不能待了，毕竟都是从延安出来的，对“延安一枝花”还是有所了解，“那是个江青式的人物，只要对自己有利，她会不择手段。”
于是就帮吴为调动工作。刚与新单位接触，新单位人事部门的头头就说：白帆告吴为的状子和吴为的黑材料已经跟着来了，“足有半尺多厚”。
好在调动渠道都已疏通，只剩人事处的最后一纸手续。
早上九点，吴为到人事处办理调离手续。人事处也把调动通知单给了她，让地去各有关科室盖章，“盖完章，我们就给你开转组织关系和人事关系的证明。”
没想到节外生枝，党委书记“延安一枝花”走了进来，她问吴为：“你调动工作，是谁给你牵的线？”“没谁，我想是我的作品为我牵的线。”
“新单位的领导是谁？”
又想通过后门整治她呢！“不认识……工作没调动的时候不好和你谈什么，现在我要走了，想和你谈谈。”
“谈也没用，我不会同情你的。”“你以为我是想得到你的同情吗？错了，我没什么需要你同情的地方。作为一名普通党员，离．开本单位的时候，我有权利要求与党委书记你——交换一下意见，你不能只听一面之词。”
可“延安一枝花”花头一扭就出去了。十点，吴为从各科室盖完章回来，人事处的经办人正在接党委书记的电话，“是，好的，我马上到您那里去。”
经办人从党委书记那里回来后，情况有了变化，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发展新党员工作》这一文件为由头，不给吴为转组织关系。
肯定是“延安一枝花”在九点到十点间，与白帆、胥德章、佟大雷等人研究了对策。
吴为说：“既然如此，人事关系我也不转了。”
新单位人事处的工作人员对吴为说：“你们原单位打来电话，要求我把你的档案材料退还他们，借口说‘群众反应，吴为人党为什么那么快？所以我们要再审查审查’，那你们单位党委当时为什么批准、同意支部一致通过发展你入党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要接受几十年来的教训，对人的问题一定要慎重，要全面地、历史地看问题。在你的档案里，凡是工作过的单位鉴定都很好，入党手续也是齐备的。”过了两天，新单位又来电话：我们接到“某办”电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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