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 张洁- 第37部分

　　同年六七月间，蒋介石又在庐山成立军官训练团，调东北军和西北军校官以上军官前往受训。

　　将官——级先行，顾秋水又随包天剑到了庐山，虽说随从人员住在另处，享受的待遇却已经很不一般。训练结束后，蒋介石还送了每个将领两千块钱。

　　顾秋水并不领情，说：“这两千块钱就能把欠东北军的债一笔勾销？又老把西北、东北军一块儿拽着，是什么意思？”

　　顾秋水从来就有乱指点江山的毛病，很难说这些话是否到位，但对彼时的包天剑，如同汉刘备遇见了诸葛孔明。

　　所以说包天剑能够听取顾秋水的建议，脱离东北军，不能算是贸然从事。

　　一九三五年十月，一一二师包天剑受命于“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张学良，出击耀县红军。顾秋水极力劝阻：“东北军自到西北后从没得到休整，什么‘副总司令’！说是代行蒋介石总司令职权，管带兵力号称三十万。胡宗南的军队什么时候和红军交过手？还不是把我们东北军推到摩擦前沿，一箭双雕消灭双方的力量；东北军和红军在西北的几次交手什么时候得手过？十一月，装备最精良、作战最精锐的六十七军王以哲部出击陕甘红军，在甘泉受到重创，一一0师师长牺牲了。骑兵军军长何柱国率领的骑三师、六师于吴起再受重创，辎重武器丢失殆尽。还有五十七军的黑水之战，一零九师全师覆灭……正是在东北军这三次败仗后，毛泽东的势力才得到巩固，在此之前，光苏区就有好几个，哪个苏区的势力都比江西苏区强大，不论张国焘，还是肖克、贺龙，包括陕北的高岗……而东北军在作战中的损耗，也从没得到过补充……我们为什么要去耀县送死？”

　　包天剑立刻让顾秋水替他写了个辞呈，借口父亲有病，送到西安东门里金家巷张学良的办公处。

　　顾秋水拿着辞呈到了金家巷，没见到张学良本人，却见到了张学良的政治部少将主任应得田。

　　当时这两个人，头发还都乌黑锃亮，军服紧紧贴在身上，像两头矫健的豹子，没有一点多余的赘肉。虽然他们多次见面，可仍像第一次见面那样很赏识地互相打量。一一二师里，也就是这个顾秋水让应得田有些注意，不过印象里有些夸夸其谈。

　　而顾秋水听说，应得田是大学学历，参加东北军以前在北平一所中学当校长，后来又被张学良送到美国留学，让顾秋水仰慕不已。一个“胡子”拉起来的队伍，如今也有了如此资历、敏于思而慎于言的军人，真是东北军的希望，难怪张学良对他言听计从。

　　久说张学良有一文一武两大军师，这应得田就是那文军师。每遇抉择时刻，张学良总是亲自驾驶那辆吴为在札记里写到的，后来被长江部西北军大金仲华同志签字接收的“老福特”，二人到西安远郊去研讨对策，以避入耳目。

　　顾秋水想，不见张学良本人也好，就把辞呈交给了应得田。应得田善解人。意地一笑，想，这样一个师长去也就去了。能指望这个一天到晚骑着马、挎着刀，跑来跑去，从没打过胜仗又没有多少文化的师长，有什么建树或高瞻远瞩？

　　一一二师也算是蒋介石统领下的军队，士兵们倒是穿着国民军军服，这个师长却自行其是、不伦不类地穿着一身美式军服。听说还很时髦地打着网球，到王府井隆福洋行去买衣服，可还是一个十足的老土。应得田亲自给顾秋水写了一个回执，以示对包天剑的尊重。那个回执写得一笔一画、一丝不苟，非常工整。当顾秋水转身离去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后来还会相见。

　　也不会想到，整整十年后，吴为和叶莲子也会走进这个院子，正是在金家巷求得张学良姐姐张冠英老夫人的帮助，苟且一段时日，才免于沦落沿街乞讨的窘迫。

　　对于金家巷，叶莲子和吴为可能比当年的顾秋水还熟悉得多。

　　他们没等张学良同意或是不同意，就离开西安回到了北平。顾秋水和叶莲子在北平只住了几天小旅馆，就在离包家很近的一根电线杆子亡看到“吉房出租，愿租者须带家眷；有小孩、无铺保者免问”的广告。

　　怕是房东嫌弃无家眷的单身房客酗酒闹事，或带不三不四的女人回来有伤风化；又担心带家眷的房客有歪毛淘气、上房揭瓦、鸡飞狗跳、打架斗殴的孩子……他们那时虽还没有吴为，确是一户有夫有妻、让任何一个房主都待见的正经人家，所以很容易就在包家隔壁租到了三间朝北的房子，房主连押金也没有向他们要。

　　如果不是从小而高的后窗上射进一点阳光的话，那三间坐南朝北的房子可以说是终年不见阳光。房前也没有过道和廊子，不过是四合着几面碎砖头砌的薄墙，外面有多冷屋子里就有多冷，外面有多热屋子里就有多热。叶莲子和吴为不久就会在这房子里备尝冬日无钱取暖的严寒。

　　但院子北边与包天剑师长的宅子只有一墙之隔，只要包师长需要，顾秋水可以随叫随到。

　　当包天剑和顾秋水自动脱离东北军的时候，并不知道一个震惊中外并将载人史册的事件，正在张学良将军的官邸酝酿。一年以后，应得田作为西安事变的主要策划者之一，参与了活捉蒋介石的一幕。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很快达成协议，并建立起第二次合作关系，形成抗日联合阵线，可是发动这一事件的主角张学良却成了阶下囚。正是这个应得田，为营救张学良四处奔走，不知与东北军将领开了多少会，说服这个，说服那个……而他本人，说起来也算是为西安事变尽过大力的人，却进退无门。

　　蒋介石既然杀不了张学良，就一定要抓住应得田和在临潼华清池山坡上活捉他的孙铭九，格杀勿沦。

　　应孙二人与东北军一个团长，带着一团队伍打算去陕北投奔共产党。

　　周恩来当时就在西安，担心影响刚刚建成的统一战线，左右为难，踌躇再三，最后还是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便收容这两棵招风的树。

　　不知道留过洋的应得田，为什么就没有想到再度出洋那条路？

　　可能没有了经济来源。应得田跑回北平隐蔽下来，有时到国立图书馆看看书，以排遣无着无落的时日，可是没多久，经济来源就有了问题，不是一般的有问题，而是连吃饭都成了问题。

　　他和孙铭九不得不去投奔在汪伪政权任军政部长的东北军老关系鲍文岳。孙铭九得到汪伪政权下一个地区专员的职务，应得田得到某省民政厅长的职务。这口饭也太大了，可是这个官至张学良前政治部少将主任的人如何安排是好？中国人对官职的敬意古已有之，既然工龄都能累计，就不要说是官龄了。没想到两三个月后日本就投降了，鲍文岳也没得好死，他们二人自然以汉奸论处。

　　应得田后来非常后悔，他老是想：要是再坚持两三个月……

　　在美国的留洋生涯，并没有让应得田彻底改变东北军的习气，贫困也使他失去了昔日的远大目光，他在投奔鲍文岳的时候，只想靠东北军的江湖义气，找口饭吃。

　　不过西安事变那一段昂扬的日子，在后来惨淡的日子里，一直是他的安慰。他老是想：一个人一辈子能有这样一番经历，值了。一九五二年，顾秋水和应得田在北京街头相遇，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个沦落到穿件老头乐（现在叫做T恤衫）和一条中式缅裆大裤衩的人；就是当年那个文质彬彬的应得田。让他好一阵感叹世态炎凉、时过境迁。

　　应得田虽在西安事变中有过那样一份贡献，可是为了一日饭，又在汪伪政权下当过某省民政厅长。西安事变后对共产党主张释放蒋介石大有意见，手下人还杀了主张释放蒋介石的东北军军长王以哲，这样一个经历复杂、大反大正的人，哪个单位敢安排他的工作？

　　很长一段时间，顾秋水在经济上给他一些帮助，不过也只限于混口饭吃。

　　后来听说他找了几趟周恩来，才得到一个闲职。对于这个闲职；他看得很重，也很认真，准时上下班，每个星期天都留在办公室里学习《毛选》，总是对顾秋水说：“东北军搞了多少年也没搞成功的事，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却搞成功啦。”

　　那时离全民挥舞红宝书的日子还有几年，可见他是真的拥护共产党。顾秋水想起多年前应得田写给包天剑的那张回执，对包天剑那种人也能一笔一画写回执的人，是不会装假的。

　　顾秋水虽然没有应得田看得那么远大，但也有同感，“旧社会很多人没饭吃，包括我在内。谁也解决不了吃饭问题，可是共产党解决了，所以我拥护共产党，这叫吃谁向谁，没共产党我什么也不是。要是不解放，什么前途都没有，解放前夕我闹到靠赌博为生，反正也不贪大，总能控制住自己，小赢，够吃饭就行了。让我出苦力、做小买卖，又吃不了苦，不论干什么，一吃苦就撒手了。所以天生是个当奴才的料子，明知跟着包天剑是当奴才，还是跟下去。”

　　共产党却似乎不太在意他们的拥护，他们的拥护就有了点单相思的意思。

　　应得田本来说话就慎重，后来话更少，只是在六四年上演大歌舞《东方红》，“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那首歌重又流行起来的时候，他的话才多了一点。一听见那首歌，应得田就会对人提起张学良的一些旧事。

　　“文化大革命”，顾秋水被驱出北京之前，到应得田家里告别，才知道他已病人膏盲，孤零零地睡在过道里的一张小铁床上，可还不知道是什么病，当然，那时根本谈不到去医院诊治。后来结婚的老婆早己和他划清界限，而顾秋水也得限时限晌离开北京，至于医院，也未必接受他这样一个病人。

　　他病得几乎不能动，却挣扎着爬起来和顾秋水握了握手。顾秋水也不能多说什么，他们只能相对无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