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上- 第13部分

　　记者：商业是不是会影响你的独立性。比如你以前很少为人写序的，但是，这几年你先后给吴小莉、崔永元、冯小刚等人写了序。

　　刘震云：写这样的文章花不了一天工夫。生活确实变化了，生活拧巴，人也拧巴，两个拧巴拧到一起，就特别麻烦，现在这个社会特别承认这样既定的事实。一旦形成事实的话，他就承认存在是合理的。

　　中国的知识分子什么时候有过独立精神了？当然这有非常深刻的文化和历史原因，因为中国知识分子历来就是一个社会的附庸，他们每天的任务就是在解释别人，他们只知道书本上别人教给他的那些知识，而且不知道这些知识是对还是错，他们掌握这些知识意味着自己特别有文化，但他们忽略了文化和学到知识是两回事儿。

　　记者：和《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一样，《手机》也是一个说话的故事，不同的是，大家都能够听懂你的话了。

　　刘震云：那是因为我在《手机》里讲的都是家常话。我以前的作品，不管是《一地鸡毛》，还是《一腔废话》、《故乡面和花朵》，它们特别重视人外在的东西，政治的、经济的、意识形态的，包括人文道德的这些东西。

　　比如写《一地鸡毛》，在那个小说里我展现的是大家身边的日常生活，叙述上用的语言也是人平时说话的正常语言，由于它的节奏比较快，所以大家都觉得好看。

　　到《故乡面和花朵》，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大家都说看不懂。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能看懂啊，因为我们每个人在生活中，每天都在胡思乱想啊，大概要占到整个时间的95％，而具体做的事情只占5％的时间，怎么会看不懂这个小说呢？

　　《一腔废话》也是这样，我专注的是人脑子里所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增加了跳跃性和语言的流动速度，这与平时大家的阅读习惯不一样，另外一个可能是我在语速上也存在问题，太密集了，大家读的时候不习惯。

　　记者：从《一腔废话》开始，你开始变得幽默了，甚至很贫，不再像以前苦口婆心、正义凛然、严肃庄重———

　　刘震云：这是对我的误读。这就跟抽烟一样，它不是我一个人在抽啊，很多人在抽，有人在抽红塔山，有人抽古巴烟，我可能抽的是中南海。摩罗说过，中国是一个喜剧社会，刘震云是一个特别坚持喜剧精神的作家，他没有一部作品里面不充满喜剧精神的，无非他用的是貌似庄严的口气在叙述喜剧的事。这个人写出来的东西深沉，但是他采取的写作态度特别不深沉。

　　我原来是写庄严喜剧小说的，比如我的《故乡天下黄花》、《故乡面和花朵》，差不多都是这样，连《温故1942》也是采用喜剧的态度在写的一个小说。

　　记者：《故乡面和花朵》写了八年，《一腔废话》20万字又写了三年，《手机》写了一年。这么长的时间，才写了三部作品，你怎么看待写作、时间和市场的关系？

　　刘震云：够了，对一个职业作家来说，他的下一部作品应该和上一部作品不一样，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然后留下作品。职业作家要对这个语种和这个语种的想象力负责，对这个民族的想象力有一种归纳和引导。

　　写作就像是一个海，当我游了六公里之后，我身上穿的衣服被海水浸泡之后，它的重量已经超过我的体重，游泳就非常艰难，我在写作的过程就是在游泳的过程中把外衣一件一件的脱下来。到了《手机》里，我觉得我脱得已经只剩下背心和裤头，游起泳来比较自由，到了一个自然的状态，到了自由王国的状态。我想《手机》里的第三部分有可能成为我今后写作的一个新的增长点。

　　《温故1942》

　　记者：听冯小刚说，随着形势的变化，《温故1942》的电影有可能启动了。

　　刘震云：有这可能吗？我不知道。从现在看，这个剧本已经比较成熟了，如果拍出来的话肯定是一个波澜壮阔震撼人心的心灵史。这不是一个形容，也不是因为我们的写作能力，而是因为1942年这个事情本身就具备这种质量。

　　记者：这个小说采用的是调查体写的，它是怎么诞生的呢？

　　刘震云：与钱钢有关，他是我的好朋友，1990年的时候，他当时要搞一本《20世纪末中华民族百年灾害史》，仅仅因为我是河南人，就把1942年派给我了，一开始我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当我真正深入到1942年的时候，就到图书馆里把过去的报纸，所有写1942年的书，涉及到1942年河南旱灾的资料都找来。另外一种方法就是回到还幸存的1942年的人中间去，这些人就是我的乡亲，这时候给我最大的震动就是他们都忘了，觉得不是一个多么大的事。

　　1942年，日本人进攻河南的时候，蒋介石突然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武器，就把3000万受灾河南人这个包袱甩给日本人，你占领这个区域你要让这些人活下去啊。但日本人聪明，发现了，大兵压境，停住不走了。但飞机又轰炸，这让蒋介石摸不着头脑：你到底是占还是不占？政治真空中这些老百姓就这么给饿死了。这个时候你感到心里会受到特别大的冲击。

　　记者：它又是怎么成为电影的呢？

　　刘震云：《温故1942》历经磨难，包括创作的时候，原来小说是调查类型的，当时我和冯小刚商量，开过座谈会，当时反对的声音占到95％，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开完会之后，在中午太阳非常的毒，冯老师把我拉到树凉荫的地方跟我说，这个不可能可以变成可能的，然后我们就用最笨的办法进行60年之后的再一次调查，到了河南、山西、陕西，又到了重庆、开罗，最后发现确实可以成为一个波澜壮阔和震撼的民族心灵史。

　　记者：你说这个小说也是一个喜剧。

　　刘震云：是大悲剧，也是大喜剧。我们这个民族特别容易遗忘，过去发生的事情，忘得特别快。1942年死的300万人，你现在问他们后代没有一个人知道，连当事人都忘了，把这些事情全部地忘了。

　　如果只是把《温故1942》写成一个苦难史，那它绝对不是民族的心灵史。民族还有另一种表达的方式：一个人倒地了，后面一个灾民从这儿过，把前头人裤子“叭”一扒，拿着刀子就割肉，一割肉一疼倒地的人又活过来了，说“我还成”，那人马上说：“你不成了。”嘣，割下来。就说，面对这个东西的话他出来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真正的喜剧核心。我们的民族面对任何时候基本采取的都是这样一种乐观的排解方式。

　　众说纷纭刘震云

　　王蒙：《手机》是一部非常有趣的小说，写得非常生活化。震云是非常有特色的作家，他爱琢磨事，老在那琢磨，他有一个很好的创意和理念。比如《手机》如果往深琢磨，甚至觉得这个小说有点微言大义的味道。因为现代的小说是非常时尚的，而嘲笑现代性是比现代性更时尚的时尚。在刘震云的小说里，把手机写得如此淋漓尽致，又能够有所嘲笑和批判，这样和各种高明的、独树一帜的思潮和思想都能够联系起来。

　　我也喜欢他写农村，我认为刘震云的一大长处还是写农村，所以，这部书里很大一部分写吕桂花、写严朱氏，他写农村，写生活在城市里现代环境这样的农民的灵魂，写得特别的好。我记不清是谁说的，好像不是刘震云说的，有一位年轻作家说的，说“你们写农民不必到农村去，就是您楼上楼下、前边后边、跟你打电话讲电话的其实都是农民”，他们也可能是教授、专家。他写的严守一、费墨都有这种农民的影子。所以，为什么他写的作品容易被人接受，就是生活气息。这种生活气息，包括他写的《一地鸡毛》等等，和那一批东西都一样的。当然，他也有一些特别撒欢的、大发奇想的作品，包括《故乡面和花朵》。我看报纸上说他“返璞归真”了，如果这么小年纪就返璞归真了，我觉得这个说法很幼稚，因为我这么大年纪还没有返璞归真呢。所以，我又觉得他的《手机》是非常生活、非常有思想的作品。有时候我又觉得他有一种嘲笑，对人性的一种嘲笑，有一种对农民的嘲笑，有一种对人际关系的嘲笑，这个嘲笑里面，有一点点——我绝对没有恶意——有一点点坏水儿。

　　我想应该怎么形容他，我想起一句广东话：“鬼马”作家刘震云。鬼马有三种意思，有灵巧、折腾等等。鬼马发展还有鬼五马六，就是说胆子特别大的意思。我看完《手机》以后，把刘震云归为“富有创意、生活气息浓郁的鬼马作家”，我觉得这方面他是独一无二的，无可替代的。

　　雷达：过去刘震云和我说过“文学的贡献在于不断为人们提供一种新的对世界观察的方法”，我觉得他这么说正符合他创作的特点。我是感觉到，由于我们长期形成的思维惯性，形成一个硬壳，硬壳是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变得老化和僵化，我们与最鲜活的今天反而有隔膜，有些东西我们很麻木，有相当的作品是这样的。像《手机》这样的作品，虽然是灵光一闪，实际上通过手机想到了我们民族群体的最重要的一种现象。

　　我归结这个作品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由对若干人命运的关注，转而对民族群体的新的历史文化语境、包括在高科技的现实之下人们的现实生存状态的一种思考，所以有先锋的精神和传统的白描。是对今天人们生活生存的思考。

　　陈晓明：我想刘震云确实是形而上地把中国的历史现实作了通盘思考之后出现了《手机》。这部作品是刘震云始终保持的对当代生活的一种理解，就是当代生活的缺失，对当代家庭的困惑。这一点他达到了当代家庭的高度，对乡土中国的透彻理解，对当代的中国都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