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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正是众多民间企业家不断地突破那些不正当的规则，才推动政府改革制度和意识形态，中国人的经济自由的范围才不断扩大。
因此，民间企业家的很多行为，处于介于法律与天理中间的灰色地带。解铃还须系铃人，对于被认为犯下“原罪”的民间企业家，由权力部门出面，以一种看起来模糊、实际上体现出政治审慎的方式，也即以政治而非司法的手段从轻发落，对于历史，可能也算一种相对合理的交代。
普通民众对于这种“赦免”，应当也是可以接受的。普通民众不会嫉恨财富，只怨恨那些不义之财，也即某些依靠权力或攀附权力、从而靠权力寻租或借用权力进行赤裸裸的掠夺所获得的利益。民间企业家为了获得生存权，也不得不借用权力，但他们主要还是靠企业家精神创造财富的；而特权企业家却以权力为其事业的基础，并且依靠权力肆无忌惮地掠夺国有资产和民众财产。因而，这些特权企业家的行为显著地有悖正义与理性，他们的行为既是不合法的，也是不正当的，也即中国人通常所说的伤天害理，因而民众对其反应强烈。而这类行为大多发生在近些年，民众对其尚存有鲜明的记忆，则以严格的司法程序对其予以处理，似乎也是可行的，且大大地有助于恢复民众的正义感。
当然，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恢复社会的和谐、确立正义是必要的，但重要的仍是不再让今天的企业家又背负上“原罪”。为此，政府需要坚定地退出某些领域，放弃某些权力。因为，政府的权力越多，市场进入的门槛越多，则官员寻租的机会就越多，企业家就不得不选择贿赂官员或绕开、突破法规，此即两千多年前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而盗贼多有”。而这又让企业家的一些把柄留在权力部门手中，让其可以出于某种与正义无关的目的而有选择地执法。这些年来各地一再出现这样的情形：好端端的民营企业因为一点点瑕疵而被搞垮。这验证了一个古老的真理：权力如果不加以限制和控制，就是一种毁灭性力量。
正本清源，让民营企业家享有完全平等的政治和法律地位，赋予民营企业以充分的创业和经营自由，最重要的是，用复杂的制度设计约束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才能让民营企业家———事实上，让所有人包括官员自身———未来不会再次成为灰溜溜而需特别处理的一个群落。（作者单位：九鼎公共事务研究所）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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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允许说错话”的意义
南方周末 2004…02…26 15：04：32
方舟评论
□何三畏
上周三，北京市市长王岐山，在听取政协委员的发言后，说了一段很有影响力的话：“政务公开需要大家有一个适应过程，过去我们习惯在事情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再公开。现在政务公开之后，有些事情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有时难免出错。老百姓应允许官员有时说句错话，要不然政府工作人员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又去念稿，说话怎么会生动？美国总统布什还老说错话呢！说错后，新闻发言人再去纠正就是了！”同样的意思，在他于上周五当选为新一届市长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又对媒体表述了一遍。
作为一个政府官员，在正式场合一再阐述同一观念，说明它在王岐山的心中已经是“成熟”的。重要的是，这个观点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在这一周里，全国各省市都在开“两会”，很多“意见”在媒体上表达，但我认为，最值得看重的就是这一条。
“老百姓应该允许官员说错话”，这句话实在不错。人是不可能绝对不说错话的———只有这句话才是绝对不错的。可是，我们背离这个常识久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王岐山分析得不错：因为“过去我们习惯在事情已板上钉钉的情况下再公开”。“铁板钉钉的情况下才公开”，就是已经在不公开的范围，“确认”了事情的“正确性”。久而久之，老百姓就“习惯”了不经过自己确认的“正确”，就“不允许”官员说错话了。
王岐山分析说，现在，老百姓需要“允许官员说错话”的原因是，“有些事情”在官员们把它“公开时可能还不太成熟”，还没有“铁板钉钉”。这就是事情的关键，这是政府行为的进步。老百姓就是喜欢在决定自己的生活甚至命运的大事还“不太成熟”还没有“铁板钉钉”的时候就知道一些情况。政府这样做，首先已经获得了程序上的正确性，老百姓岂有“不允许”之理。
事情在“不太成熟”和没有“铁板钉钉”之前告诉老百姓，使老百姓有说话的机会——自然，老百姓的话也可能是“不太成熟”的，特别是我国的老百姓长期缺乏这样的操练，万事开头难——在这种时候，官员们也应该“允许老百姓说错话”。要知道，老百姓是官员产生的自然前提，无论你多聪明，也无法选择老百姓，只有反过来才成立。
官员不仅应该允许老百姓说错话，还应该“允许自己说错话”。问题是，长期以来，官员们已经“习惯了不说错话”，总要别人相信他绝对正确。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需要对自己有坚强的心理暗示。在这样的压力和暗示下，说话本身对他已经是一种困难。用王岐山的话说，就是“一对着镜头就紧张”。其实，公众也紧张，任何人看到别人这样向自己说话都会感到着急。要把官员从这样的紧张中解放出来，办法之一，就是官员自己要“允许自己说错话”。我相信，只要官员“允许自己说错话”，立刻就会不再是那么紧张，那么害怕面对公众，以至于总是面色凝重，稿子念得结结巴巴，他们一定会获得自信，一定会知道在什么时候念稿子，什么时候抛开稿子，谈笑风生，充满人情味，说一些“有趣的错话”。
揆诸常识常理，一个人不说错话，恐怕是不正常的。王岐山提到美国总统还“老说错话”，事实上，美国总统不仅经常说“错话”，有时即便说了自以为正确的话，也可能被国会否定而成为事实上的“错话”。
而也是揆诸常识常理，人们当然并不刻意要说错话，官员如此，老百姓亦然。只是，说错话在所难免，关键在于如同王岐山所说的知错后要“纠正”。
讲了上面这一段话，概言之，无非就是：允许说错话，就会让所有的力量都得到凝聚。允许说错话才能走向成熟，允许说错话才能导致正确。所以，我们应该对王岐山这一观念深思之，并认真践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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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关注的群体
南方周末 2004…02…26 15：25：44
孤独症也被称为自闭症。
有关部门的统计表明，在美国，10岁以下的孩子中，大约每15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患有自闭症或相关障碍。
我国对孤独症的认识始于26年前，不过目前为止还没有完整的数据，广州中山三院儿童发育行为中心的邹小兵教授认为，世界范围内，孤独症的发病个案呈明显上升趋势，在中国也是如此。1980年代，发病率为1／10000；1990年代为1／1000；到了21世纪初上升到1／500。换言之，可能每500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自闭症儿童。目前仅广州就有这样的孩子数万人，而全国则有百万之多。
2001年，中国残联、卫生部、公安部在进行残疾儿童抽样调查中首次将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圈定0－6岁的6万名儿童为调查对象，得出的结论是，全国0－6岁儿童患精神残疾的约为10。4万人，每年新增精神残疾为1。5万人，其中孤独症列儿童精神残疾首位。
这是迄今为止惟一一次全国性关于孤独症的调查。
从事孤独症诊断治疗20多年的北京医科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杨晓玲教授认为，保守地估计，孤独症在中国儿童中的发病率为万分之八。
杨教授指出，这只是在儿童中的发病数字。因为以前的残疾人调查从来没有把儿童精神残疾列入调查范围，加上对孤独症的认识不足，很多患有孤独症的儿童从来就没有被检测出来，几十年累积下来，这群人已经进入了成年。但是孤独症并不会因为患者渐渐长大而痊愈，多数人要延续终身。究竟有多少成年孤独症患者是谁也说不清的，他们一般被当作精神分裂或者智障对待。
杨晓玲说，中国有3亿儿童，但从事儿童精神卫生的专业人员却不到100人，也就是说100人在照顾着3亿儿童的精神问题。对于一个精神科的的医生来说，一个上午看6个病人就已经很多了，但是这速度直接影响到医院的收益，在市场经济环境下，这些医生自己养活不了自己，科室也就自生自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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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晓光现象”喝彩
南方周末 2004…03…04 15：30：34
方舟评论
□刘山鹰
浙江省义乌市的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近来成为“两会”前各类媒体关注的焦点。她自费8000元在义乌电视台发布广告，征求议案，倾听民声的做法，赢得了广泛的赞誉。此外，她还出资建立了“全国人大代表周晓光同志联系点”，聘请5位专家作为智囊，帮自己出谋划策，征集民意。
在她之后，人们听到和看到更多的人大代表通过类似的方式征求意见，形成了媒体所称的“周晓光现象”。有媒体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