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上- 第27部分

　　新一届总理温家宝就职后不久，就签发文件要求加强参事工作。

　　在2003年中秋到来之际，温家宝特地和国务院参事进行了座谈。在会中，温家宝吟诵出了那句著名的诗句：“心中为念农桑苦，耳里如闻饥冻声。”他说，当领导的要心里想着群众，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亮相”背后的涵义

　　为什么一贯低调的国务院参事室主动亮相？中新社的消息说，主办者称此举意在体现本届政府提倡的政务公开、信息透明原则。

　　按照这个意义去解读，政府机构对于民众不应该再有“死角”和“神秘”的部分，除去国防等带有国家机密性质的机构，都应该公开。

　　“鲜为人知几十年的参事室主动站出来，阐述自己的职责和改进目标，这符合现代政治的发展潮流。”一位政治学专家说，“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机构能够负责任地向社会公开自己的工作情况，真正成为透明政府和责任政府。”

　　记者注意到，参事室“亮相”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那就是这届政府对智囊机构和智囊人物异乎寻常的重视。不论是政治局还是国务院，频频邀请专家举行学习讲座和座谈会，其数量大大超过往年。温家宝特别强调，决策咨询将形成制度，长期坚持下去。

　　决策层的这一系列举动，显然与中国进入了改革的攻坚期有关，问题日益复杂，现实难以把握，各种利益矛盾纠缠在一起，单凭听汇报、看文件、搞调研很难理清脉络、找到方向，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更多人的智慧，需要专门的人才提供专门的咨询。

　　因此，温家宝把科学民主决策与民主监督、依法行政一起，并列为政府自身建设的三条原则。

　　与此佐证的是，2003年国家发改委在制定下一个五年计划时，不再是“闭门自造”，而是相当一部分举行全国招标，各高校和研究机构都可以竞标。在经济社会事务方面，智囊机构的作用越来越受重视。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智囊机构的参事室确实面临着在新形势下如何找到自身价值、寻求自身发展的问题。

　　“曾有记者问起我们的新闻发布会是否有背景。”蒋明麟也不讳言，“会议本身没有特殊的背景。但从大的方面说，是温总理这届政府的工作规则的三个体现：一是科学民主决策；二是依法行政；三是民主监督。而从参事工作来说，对这三方面都有介入。”

　　谈到参事室与国家其他智囊机构——如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关系时，蒋明麟认为他们之间是相互补充的作用。“双方各有优势，参事室的上呈渠道更畅通，而研发中心的人员力量更强。”他说，“我们并不怕观点相左，因为这样能让领导人更全面地听取建议。”

　　吕德润参事则认为，业务上能起作用的是部委的专家，因为他们接触到的和实际掌握情况比较全面。但部门的条条框框比较多，上下级之间的程序严格。参事的好处就是没有“乌纱帽”，很洒脱，地位上也相对超脱。

　　目前，中国官方的智囊机构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国务院发展中心，各部委的研究室，以及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而参事室和社科院是智囊咨询机构。

　　建国55年来，智囊机构的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1957年“反右”以前，它们作用很突出———修宪、中国的行政区划的设置与调整等重大决策中，都能看到智囊机构的身影；1957年到“文革”结束时期，它们的功能则逐步弱化。

　　始于1978年的中国改革开放，首先在农业农村推进。研究者邹蓝指出，高级官员和学者组成的农村问题研究小组，在中国农村改革的政策设计方面起了相当大的影响。因为智囊作用而农村改革的迅速见效，国务院内设立了农村研究中心。这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个重要的智囊机构。

　　而随着城市和工业改革的推进，部分人员开始侧重城市和工业改革。1985年组建的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一个综合性的智囊机构，直接为中央政府各方面的改革提供思路和政策建议。

　　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中期，是智囊机构的恢复时期，这时还出现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而在近十年来，是智囊机构大力发挥作用的时期，所谓“生逢其时”。

　　“这种曲折的道路是政府对民主重视程度的折射，”杜钢建说，“民主风气渐强时，它们发挥的作用比较大；反之，作用则被削弱。”

　　“要随着推进政治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不断地推进民主化、法制化。这样智囊机构才能更好的发挥作用。”杜钢建说，“首先，组织法体系要完善，应该把决策咨询制度法制化。现在参事室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同样，各级政府的顾问团也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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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为官员的“括号待遇”埋单　
　



　　南方周末　　　2004…04…15　15：16：01　

　　□孙禄礼

　　激发我对这一问题追问与思索的诱因，是一些媒体上登出了这样一则消息：“改革发展评价监测方法，调整县级正职任职时间”。报道说，据有关部门统计，目前某地县委书记在一个地方的平均任职时间不到二年半，为解决这个问题，该地决定，县级领导班子没有特殊情况任届内一般不进行调整；该地正在酝酿出台一项规定，对在一个地方担任党政正职达到一个较长年限，贡献突出又成绩优秀的，经过考核可以就地解决职级并继续留任。

　　显然，媒体对该省的做法是表示肯定的。而我对“就地解决职级并继续留任”颇不以为然。一个党政干部，只要他心里装着“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八个大字，即使职级很低，也能积极发挥作用，作出超常贡献，比如焦裕禄、吴金印等；反之，职级高却可能不为人民谋福利，甚至利用职权违法犯罪，比如陈希同、成克杰等。

　　明明是县里的正职，即便县委书记吧，也只能是正县（处）级啊，为何还要“就地解决职级”呢？说穿了，也就是解决成“副厅级”罢了。其实，这正好反映了当今广泛存在的、似乎是顺理成章并令方方面面习已为常的怪现象：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乡里有正科级副乡长、副书记，县里有正县级副县长、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省里有正省级的副省长、副书记、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等等。

　　这种低职高配的括号待遇现象，已很难考证是源于何年何月，总之，目前已经变成了一种富有“中国特色”的“国情”。据我猜测，括号待遇可能起缘于“文革”结束后，为了解决一批长期遭受迫害的、职级得不到升迁的、建国前参加革命的老干部的实际生活困难问题。

　　如果说这还可以让人理解的话，那么这些年来大量涌现的低职高配干部又作何种解释呢？即使有机构撤并、多个正职合并到了一个单位、降谁的职都不合适的情况，也可以安排同级别的调研员啊。低职高配、乱加括号，既不符合相关组织法规、公务员管理条例，又败坏党风和社会风气，刺激和助长“官本主义”与攀比之风。

　　官员括号的级别决不是只写在文件里、纸面上供人崇拜的，也不是在介绍简历和开追悼会时供人敬仰的，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相伴终生的待遇与享受。什么样的级别，坐什么样的车子，住什么样的房子，享受什么样的医疗保健标准，甚至犯了“事”后，公、检、法、司要“动”他得向哪一级请示，都是一清二楚、马虎不得的。据我所知，在某些县里有这样一个“内部规定”：只要成为副县级以上干部，终生的医疗费都可以如数全报。市里、省里的情况不得而知，估计也会有类似的“内部规定”。这也就难怪不少地方纷纷出台在某个正职上干够多少年可以享受上一职级副职级待遇的规定了。

　　由此可见，低职高配、括号待遇事实上是上级在给下级送人情，由谁来埋单也是不言而喻的。反正上级官员是不会从自己的腰包里掏一个子儿的。受损的，是公共利益；加重的，是纳税人的负担。有资料显示，我国是世界上政府开销最大、行政成本最昂贵的国家之一。要想把这笔开销和成本降下来，不妨借当前正在清理“红顶商人”之东风，把低职高配的括号待遇一并清理一下。在此我也出一“损”招：哪个“高级行政官员”要说他辖内的高配的低职难清理，就给他限定个从“不远的将来”某月某日起，他部下的“括号待遇”都从他的工资里支付。这一招准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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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体盛”的本质是将人物化　
　



　　南方周末　　　2004…04…22　11：34：42　

　　方舟评论

　　□陈杰人

　　在几近一致的讨伐声中，昆明某餐厅的所谓“女体盛”活动伴随着行政处罚草草收场。“女体盛”的闹剧收场了，我们仍有必要反思个中的深层次社会和历史原因，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效抵制和防止类似的闹剧再度发生。

　　“女体盛”———用赤裸的女性胴体替代杯盏瓢盆装盛各种菜肴供食客享用———我很佩服商家的“创意”：在心态叵测的食客们面前，女体和佳肴合二为一，“食色性也”的古训得到了具体而经典的“诠释”。如果不是整个社会（包括公众、媒体和执法者）的良知和监督，引进这一今古奇观的商家或许因此一举成名财源广进。

　　昆明“女体盛”让我自然联想到了去年发生在某地的“人乳宴”，同样的怪异、同样是对女性身体的利用，同样得到了公众近乎一致的讨伐，尽管两者都已经被执法部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