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道德评判。以为利益冲突是一种自私的表现。第二，往往过多地从政治角度来理解利益冲突。一说到利益冲突，就很容易将之与反对政府甚至社会动乱联系起来。结果往往是忽视了建立能够容纳利益冲突和利益表达机制的种种制度安排。
制度安排的作用之一，就是使得利益表达的行为正常化、常规化。2003年8月22日，南京玄武区邓府巷居民、39岁的拆迁户翁彪愤而冲进拆迁办公室点燃汽油自焚身亡，造成1死7伤的惨剧。9月15日，安徽农民朱正亮在天安门金水桥前自焚未遂，也是因为拆迁纠纷所引起的。我们可以注意到他们有一种共同的经历，即都经历了艰难而长期的上访过程。据国家信访局有关人员透露，近几年来该局接到关于拆迁问题的信件逐年递增，今年1月至8月，拆迁纠纷投诉信件共计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而失业下岗、农民负担等问题引起的上访事件，也一直居高不下。
现在需要注意的问题是，无论是上访还是自焚，我们都可以将其看作是一种利益表达的行为，而自焚无疑是一种极端的行为。那么，在这两个案例中，从比较温和的上访这种抗议方式是如何升级到自焚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的？
前些年，在研究农民利益表达方式的时候，就发现有两个特点是特别值得重视的。其一，是表达的滞后性。比如，种田的比较利益低的问题。当秋后农民们出售完粮食后，一划算觉得种粮不上算，他很可能当时就决定明年不种了，但他的这种决定只有他自己以及周围的人知道，不可能在任何有效的表达渠道中表达出来，政府及其官员几乎毫无感觉。直到第二年春天确实有些地无人耕种时，基层官员才会有所察觉，但由于官方的自下而上的沟通渠道的低效率，信息向上反馈的过程是极为缓慢的。中央政府则只有到秋后有关统计数字上来后，才能注意到问题的严重性，从而制定相应的政策。而政策的执行，往往又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这样从最初的利益表达到问题的解决，即使从纯技术的角度看，也至少需要两年的时间。
其二，是冲突程度的“跳跃性”。从沉默到剧烈的冲突之间，几乎没有过渡的过程。你让他缴50元钱，他忍了忍，什么也没说就缴了；过一段你又让他缴50，他自己只有20，又忍了忍，向邻里借了30，又缴了。但很可能当你再次向他要50的时候，他实在没有了，就和你动刀子了。类似的事情，包括今年这两起自焚事件，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是，在我们的社会中，利益表达的渠道还是太狭窄，合法的社会抗议机制也太少。这样就很容易从忍受和沉默跳到极端的反抗，或是从上访这种温和的抗议方式升级为极端行为。试想，在一个对利益表达和社会抗议作出有效制度安排的社会中，类似事情发生的几率就会小得多。
因此，我们不应当把利益表达和社会抗拒看得过于敏感而讳莫如深，而应当用有效的制度安排来加以规范和疏导。这样，才能降低其对社会生活冲击的程度。一般地说，利益表达型的抗拒和冲突，是比较理性的，其目标是简单而单纯的，就是为了实现某种利益要求，而没有其他更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因素夹杂在里面。因而规范起来也比较容易。而规范的目的之一，就是设立强度不同、施加的压力也不同的利益表达机制，以尽可能避免极端行为的发生。
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创造一个更加公平的社会，是人类自古就有的理想。但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问题显然比理想要复杂得多。
对于近些年来不断严重化的贫富差距和阶层分化，人们已经进行了许多的讨论，比如，收入分配制度的问题，个人收入所得税的问题，贪污腐败的问题，瓜分国有资产的问题等等。但问题在于，这些因素为什么会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对贫富分化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这些制度或因素本身又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下形成的？实际上，只要我们认真地追溯一下，就可以发现，在这种种因素背后的，是不同群体在表达和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上所存在的巨大差异。
最近的一篇有关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调查报告，详尽地分析了北京市出租车行业的运行情况，同时也给我们分析贫富悬殊是如何形成的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北京的出租车行业（可能全国许多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大同小异）是一个被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出租车司机说，他们每个月的营业额大约在9000元左右。但这营业额的一半左右，要作为“份钱”缴给出租汽车公司。除此之外，这9000元中，还要包括燃油费、修理费、应付罚款、年检费等支出。扣除上述开销后，出租车司机的实际收入大约为每月1800元。如果发生生病、严重违章以及其他事故等情况，可能连1800元的收入也无法保障。而且，这表面看起来还可以的收入，是以每天十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和节假日不休息为代价的。即使是以1800元计，我们也可以看出，它只相当于上缴给公司的不到1／2，甚至只有1／3稍强。
那么这种收入格局是如何形成的？这当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劳资双方追求自己利益的能力是高度失衡的。正如有关的调查所表明的，在签订有关的合同时，作为劳方的司机处于完全被动的地位，几乎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能力。而事实上，为了保护劳方的利益，我国从1990年代中期就开始推行集体协商制度。但在出租车行业中，似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安排。这样就使得一盘散沙的司机缺少用集体的方式为自己争取合法利益的机制。可以说，正是这种权利的失衡，造就了一种高度不合理的利益分配格局。
弱势群体在追逐自己的利益上，显然处于无力的状态。在我国，弱势群体缺少国际上通行的弱势群体表达自己利益的制度化方式。在利益已经高度分化的情况下，这些群体既没有相应的组织形式表达自己的利益要求，在媒体上也很难发出他们的声音。
近年来有关贫富问题的讨论中，我们依稀可以分辨出强调重点明显不同的两种主张。一种强调的是对于富人利益和权利的保护，一种则强调更需要保护的是穷人和弱势群体的利益与权利。其实，这两种主张并非是对立的。如果说贫富已经是一种客观的分野，那么可以认为在我们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是制度性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事实上的权利不均衡并存。所谓低水平均衡是指，无论是对于穷人还是对于富人、无论是对于资方还是对于劳方，目前我们制度化的权利保护程度都比较低。但制度层面的低水平均衡必然会造成事实上的权利不均衡，因为不同群体拥有的资源和社会能量是不同的，有的群体更有能力表达和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有的群体则做不到这一点。
其实，在一个正常的社会中，无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和权利都应当得到制度化的保障。这样才能实现权利的高水平均衡，从而建立一个既有利于发展，又有利于公平的社会。
权利的高水平均衡在宏观制度框架上将体现为一种合作主义的宪政体制。在这种宪政体制中，承认社会利益高度分化的现实，承认不同的社会群体追求自己利益的合法性并保护其权利，就不同群体表达自己的利益以及为追求自己利益施加压力作出制度性安排，而国家的作用则在于充当规则的制定者和冲突的裁决者。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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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政经呼应
2003…12…31 17：54：03 来源：南方日报
□何斗
从2003年来看，年初和年尾的三件事必将载入史册。
年初，随着“两会”的闭幕，第三代领导集体退居幕后。这对中国五十多年来首次大规模的权力制度性交接，平稳而顺利。这对开创中国政治生活的正常秩序有非凡意义。
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堪称至目前为止中国市场取向经济改革的最高成果。
年末，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这更是25年经济改革、民主政治追求的制度性成果，保护人权和私有财产等条款为2003年的中国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
回望2003年，浮现在眼前的首先是一只只“手”。那是总书记胡锦涛在SARS期间广州街头伸向市民的手，那是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伸向艾滋病患者的手，那是为一个惨死在收容所里的大学生拍案而起的手，那是寻求利益代言人的握着选票的业主的手，那是把“以人为本”和“保障人权”写进中央文件和宪法修订草案的手。
这些手，从北京、从乡村、从灾难、从梦想中伸了出来，它们在中国的大地上共同书写一个大写的“人”字。
这些手，带着这个国家走过了2003年。
2003年，是中国迈上改革之路的第25年，是正式推进市场经济的第10年。这一年10月，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示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布局已接近尾声；年终修宪草案一串闪光的条款，表现了经济变革对政治领域的深刻影响，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铁律得到了体现。市场经济犹如一个无可阻挡的火车头，它牵动着这个国家朝着清晰的方向前行，一步步地改造着与自己格格不入的束缚。
进一步有人说，如果要给2003年的时政中国作一个概括，那么“民本色彩”是一个较为妥当的词。
86年前，王国维写了一篇关于商周之际变革的文章，他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那场大变革的核心，是统治者在鬼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