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被非法拘禁了几个小时。当时是晚上，整个过程中，《焦点访谈》领导和电视台主管台领导，一直在密切地关注着事态的发展，我当时也非常紧张。被诬告拿了5万元钱，而且记者的包里也确实出现了钱。当时区公安局第一审时，已经定性为拿钱了；到市公安局重审，五个诬告者被分别讯问，问题是‘送给记者的钱是从哪儿拿出来的’？有人说从保险柜里，有人说从家里。事情才算水落石出。当记者从沈阳回来时，《焦点访谈》当时的总制片人袁正明到机场迎接他们，大家当场就拥抱到了一起。记者潸然泪下，记者落泪的原因不在于他们终于清白地回到了北京。”
“五个人出来作证，你《焦点访谈》的记者拿了黑钱。如果台里没能强有力地解决，我们的记者面临着什么后果？《焦点访谈》还怎么进行舆论监督？”孙玉胜说。
如果说“沈阳白玫瑰事件”是个案，那么《焦点访谈》记者的职业风险则几乎是时刻都存在着的。1996年11月，《焦点访谈》四组记者谢子猛到东北拍摄一个粮食专项款被挪用的事件，在采访途中突遇车祸住进医院；1999年1月，《焦点访谈》记者刘涛和吕少波赴江西一个贫困县采访，途中发生车祸，汽车油箱燃烧。刘涛右臂粉碎性骨折，挠神经系统完全烧伤；吕少波的脸上、手上严重烧伤。“几天后我见到他们时，两个小伙子被烧得面目全非，浑身绷带地躺在病床上。”孙玉胜说。
《焦点访谈》记者采访越来越难，其中尤为难者，是地方有关部门设置的行政、司法障碍。比如2000年3月，某省的一个部门发给《焦点访谈》栏目主管部门的一份传真称，该栏目记者再军、白河山两人非法采访并嫖娼。虽然最后调查显示两记者清白无辜，采访却夭折了。
“说情的也有，有的是承认确实错误了，要求《焦点访谈》不播；有的则干脆利用威胁、利诱或压制手段。”梁建增说，“前者倒可以理解，属于人之常情；而后者确实让人愤怒。”
除了“反监督”造成的舆论监督节目采访、播出受阻以外，其他舆论监督类节目的崛起也是一个原因，《焦点访谈》面临着如何在“同质化”节目中再次凸显特色的问题。
孙玉胜认为，“同质化”节目确实是对《焦点访谈》的一个挑战；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也是可喜现象，这说明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众多媒体共同的选择，我们的社会在发展。
梁建增表示，去年确实有丧失特色的担忧，但现在心里再次充满底气。除了4月8日温家宝总理来信勉励外，4月16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也到中央电视台看望了《焦点访谈》。他指出：党和政府重视舆论监督，人民群众欢迎舆论监督，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需要舆论监督。舆论监督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作为电视台的一个栏目，能够引起中央领导的持续高度重视，我想在中国新闻史上应属‘前所未有’、‘绝无仅有’。”梁建增说。
从1998年开始，《焦点访谈》的收视率发生过波动。去年，《焦点访谈》舆论监督类节目播出比例只有20％左右，今年已经突破50％，为历史新高。据悉，今后《焦点访谈》的舆论监督类节目将不能低于50％，舆论监督力度将超越历史上任何时期。
未来，《焦点访谈》将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群众关心的就是焦点，比如春天，农业问题肯定是焦点；城市题材的也要做，比如拆迁。”梁建增说。
具体地讲，《焦点访谈》立志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作为：“三农”问题；打假；未成年人保护；行政执法问题。
另外还要“盯住不放，一报再报”。比如，大连金州区占用虾场建高尔夫球场，没有补偿农民损失。去年《焦点访谈》就此做过报道，国土资源部也去查过。但有关方面今年依然没有给农民合理补偿，今年《焦点访谈》就接着报。
至于《焦点访谈》的最终目标是什么，梁建增表示，10年前《焦点访谈》并没有设立今天的目标，只是想做中国最优秀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国在发展，电视新闻在发展，这个目标也就是永恒的彼岸，《焦点访谈》永远不会放弃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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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薪的隐忧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27：55
□薛涌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
如今，中国农村还有大约1。5亿的无业劳动力，比美国的整个劳动大军的人数还多。这一严酷的事实，将不可避免地在长时间内压低中国工人的工资水平。也正是有这样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外资大举进军中国。廉价劳动力无可争议地成为中国的国际竞争优势。
然而，如果劳动力价格长期被压得过低，就将会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带来长远的危机。
众所周知，劳动力费用低会带来竞争优势。但是，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工资衡量的是单位时间内的工人收入。劳动力费用则是衡量单位产值所需的劳动力费用。当工人挣高一倍的工资、却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
廉价劳动力，给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工作机会。但是，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工收入太低，无法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投资，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出现了笔者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
有人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这是个很大的谬误。目前，由于劳动力过于廉价，在中国的厂家宁愿通过降低自己生产体系中的技术含量来追求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这就创造了一个“低技术陷阱”，使中国的企业缺乏技术创新的动力。
在短期内，这对中国并不构成重大的问题，因为低得出奇的工资毕竟降低了劳动力的费用，引来的外资也解决了大量的失业问题。但是，如前所述，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个因素。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反观印度，劳工的劳动生产率虽低，工程师们的劳动生产率则和美国的同行接近，这就降低了印度在这个领域的劳动力费用。结果，美国的计算机、高科技后勤服务业纷纷进入印度。印度成了“世界办公室”。看来，吸引外资，也并非只有压低工资这一条路。
在未来50年内，由于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奏效，中国人口迅速进入老龄化的阶段，每个劳动力需要养活的人数将大大增加。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低，压低了工资，使每个劳动力的“剩余价值”微乎其微。不要说投资下一代的教育，就是连维持生计、抚养老人也很难支持。
日本在上个世纪60年代初经济起飞之时，及时调整战略，走高工资、高生产率的道路。高工资逼着日本企业增加技术含量、提高劳动生产率。结果，日本的机器人使用率为世界之最。如今，日本已经进入老龄化的社会，经济又经历了十多年的低沉。如今之所以能在一个劳动力要养活更多人口的劣势下重新复苏，和1960年代初的远见恐怕不无关系。当今的中国，正在面临同样的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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枷锁中的波德莱尔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42：56
波德莱尔（1821－1867）
□张泠
“喝得酩酊大醉！”法国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在一首广为人知的诗中如此劝勉众人，但他将自己的生活弄得一塌糊涂，也就失去了广告代言的功效。关于他的一本新传记《枷锁中的波德莱尔》（Baudelaire in Chains）最近在美国出版，书中坚持认为，这种沉溺，并非诗人灵感的源泉，只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源”。本书作者弗兰克·希尔顿（Frank Hilton）总结了波德莱尔一生中很多问题，包括他“不能解决自己的经济状况，与他人不尽如人意的关系，糟糕的健康状态……”作者相信这些不幸折磨着诗人，而最重要的，是他“创作长篇作品的长期障碍”。所有这些，作者希尔顿归咎于波德莱尔的沉湎鸦片，他认为这一点被其他波德莱尔的传记作者低估了。那些作者将这些归因于梅毒（希尔顿怀疑这一诊断是否准确）及其他疾病对波德莱尔身体的困扰，还有他密友们的无情，及公众的愚昧。
波德莱尔的自我描述，以及在此基础上被许多他的传记作者扩充了的观念，集中于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个例，是不能以时俗标准来衡量其行为和人格的天才。“瘾君子就是瘾君子。”希尔顿如是回应。对波德莱尔的其他传记作者，他暗示，宣扬诗人的个人神话，这些神话并不比每个瘾君子钟爱的借口高明多少：迫害妄想症，坏运气，自怜自艾，“改邪归正”的永恒承诺———当然从不会兑现。
作者也将他与19世纪那些被鸦片扼杀的天分甚高的作家作对照，比如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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