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2004年精粹 上- 第35部分

　　作者也将他与19世纪那些被鸦片扼杀的天分甚高的作家作对照，比如英国诗人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和英国作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无论后者的鸦片瘾带给他多少痛苦，也给他一个重要的写作主题（他因1821年的自传《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　Eater》而出名），使得他在今天还不被人遗忘。而柯勒律治，如波德莱尔，代表了无数潜在可能性，但只有部分获得实现。波德莱尔极有天赋，尽管很多浪费于琐事；而柯勒律治的非凡魅力为他赢得韦奇伍德家族（英国陶瓷工艺家）终生俸禄。但他们使得自己也使得钦敬他们的人们失望了，以柯勒律治来说，至少，鸦片成为生活主要内容导致了他的失败。如果沉溺鸦片同样毁了波德莱尔的天分，如果瘾君子们都表达一种态度和行为，那么两人定是以相似方式毁了自己的生活。

　　波德莱尔与柯勒律治都在童年时失去父亲，并缺乏母爱，都长时期热情地迷恋那些并不会回报他们爱恋的女人，尽管波德莱尔迷人但知识浅陋的情人珍妮·杜瓦（Jeanne　Duval）与柯勒律治的朴素聪明的萨拉·哈钦森（Sara　Hutchinson）截然不同，两位诗人都围绕他们欲望的客体构建了精致的幻想。

　　波德莱尔和柯勒律治都曾借助药物减缓消沉和压力，又被服药过量和停止服药之间的两极交替症状折磨：失眠，痉挛，噩梦，便秘，无精打采，绝望。不可否认，他们在鸦片中寻到灵感和意象，但也剽窃，这种过失被他们的传记作者认为与药物习惯有密切关系。对于鸦片吸食者，希尔顿写道，“他们自己的东西和别人的东西之间的分界线往往非常模糊”。

　　两位诗人特征上的不同不能被他们共同的嗜好掩盖。波德莱尔的本能是探索内在幻想的领域；柯勒律治，他所有的“幻想”趋向于外延扩展，即使在他鸦片用量最多的时期，他仍有巨大的写作能量，足以使波德莱尔嫉妒。批评柯勒律治的“懒散”，尤其这些言论出自他之前的助手、后来苛刻的评论家威廉·哈兹利特（William　Hazlitt）——“当我们想到他所浪费的能力，我们失去耐心”——具有欺骗性。柯勒律治仅相对于同时代人对于他超人成就的期待而言显得虚度时光了。

　　柯勒律治也被人们承认曾再三与自己的鸦片瘾斗争，但波德莱尔，希尔顿论述，从未作过努力。希尔顿对比他所认为的波德莱尔的遮遮掩掩、自欺欺人与德昆西的令人钦佩的坦率。部分对照在于国别特征：法国浪漫主义趋向夸张和宏大，英国人则倾向被反讽性自我否定催促的率直。拯救柯勒律治生活的，除却他自己的生命力和达观态度，是他的谦卑、幽默感和把握友谊的才能。在诗人最低落的时候，仍有人———常常是被波德莱尔摒弃为庸俗的中产阶级的人士———照料他恢复健康。在希尔顿的论述中，这些是波德莱尔在吸食第一口鸦片前缺乏的要素，或许这是他所有问题的根源。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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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思和：我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　
　



　　南方周末　　　2004…05…06　12：41：25　

　　□复旦大学教授　陈思和　口述

　　□本报驻沪记者　张英　记录整理

　　我是不赞成“红色经典”这个提法的，因为这个概念不科学。

　　什么是“经典”？过去我们习惯说的“经”是经文，比如圣经、四书五经，它是一个民族文化中最核心的文献。“典”是典范，是从意境到文字都非常完美的文本。所以“经典”是被历史所证明它代表着人类整个文化传统的根本的一些文本，只有经过漫长时间的考验，千锤百炼，精益求精，才能够称为“经典”。在中国这样一个文化传统源远流长的国家，如果要找经典作品，只能是从上古时代流传下来的，经过时间考验的作品。而所谓当代文学史发展到现在也才五十多年。“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身对“经典”这个词是一种嘲讽和解构。

　　有些被改编成为电视剧的所谓“红色经典”，连几十年的时间考验也没有过，如果不是出于商业动机炒作的话，早就被人们遗忘了。有些作品只留在1950年代成长起来的读者的记忆当中，脑子里只剩下那么模模糊糊的一点痕迹。今天的青年读者还有没有人因为兴趣或者喜欢还在读、公开谈论这些作品？我想是很少有人读的。

　　如果不是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自己已经失去的青春年华带有一种自恋情结的话，这些作品大多都被遗忘了。“红色经典”这个概念本来很模糊，尤其是当有人把样板戏纳入“红色经典”这里头来，这已经把“红色经典”的意义给颠覆掉了。样板戏严格说来是极左的文艺路线导致出现的文艺上的怪胎，强调政治宣传意识、强调政治功能和作用到了破坏文艺规律的地步，与马克思主义文艺观是根本上背道而驰的。对这样的作品，我们在今天还要把它当成是“红色经典”，特别是把它当成是一种不可动摇、不可改变的圣经一样的作品，我觉得是非常可笑的，这与我们今天时代的主导思想理论也是相违背的。

　　这个思潮本身是一批自恋的创作人员、评论家和文化市场的从业人员的不正常心态造成的，也包括那些没把这些道理看清楚的人，一起造出来一个“红色经典”的概念来。我不否认有些作品与样板戏不一样，它们在某一个时代产生过重大影响。但是我们真正判断文学作品的文学史地位，并不看它当时引起的社会反响的。因为在任何一个时代，流行歌曲、通俗文学往往是产生很大影响，是不是这样的作品都应该进入文学史？当然不是。这些东西都存在一个时代的人们的记忆当中，过了这个时代也就被人遗忘了，不可能一代代地吸引读者。我们现在来看1950年代，在一个文化需求没有更多选择的情况下，人们只能读这些政治上被肯定的作品。但这些作品无论是从艺术价值来看，还是从当时的意识形态来看，都有很大的时代局限性。这些局限性，在今天可以供学者去研究那个时代的一些问题，可以把它作为一个解剖的文本、研究的对象。但是没有必要把它放在文化市场上去炒作。

　　在今天这样一个市场环境当中，我们把这些所谓的“红色经典”进行改编和包装，看起来这些电视剧好像有一定的市场。但是这个市场取决于编创人员按照今天的市场趣味去改编演绎当年的这些作品，比如让杨子荣扮酷，让他有了情人，它吸取了很多今天通俗文化里的因素，迎合了流行文化里的趣味和需求。这里既有作品本身的民间艺术因素，也有今天所添加的市场意识的追求。我们回过头来看，当年这些文学作品之所以会受到老百姓的欢迎，并不是它们有着很强的意识形态属性，当年它们留在读者记忆中的，是一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民间艺术因素，我把它们称作为隐形结构。为什么这些意识形态强烈的作品能够被一般老百姓所接受？一个原因是当时的人们没有选择的可能性，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作品在创作中吸取了很多民间文化里的因素，当时的这些作家，都是来自民间社会、生活底层，他们没有接受国外的东西，但是接受了相当丰富的民间文化、传统文化里的东西（比如赵树理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因此他们在创造过程当中，融入了很多民间喜闻乐见的因素，隐藏在这些作品的审美内涵中。人们在阅读这些作品时，唤起了他们原来的阅读知识和审美修养。其实这样的民间因素很早就有了，延安时期对秧歌、平剧的改造就是这样开始的，把民间文化艺术用来为政治路线服务。比如《林海雪原》，说到底是一个剿匪的故事，它里面有一个传奇性的民间因素在里面，延续了《水浒》、《七侠五义》这样的旧小说传统，这些传统，如武侠小说，在解放以后慢慢被边缘化了，或者转移到香港的文化市场去发展，或者就作为隐形结构隐藏在现代小说里秘密发挥作用。比如《铁道游击队》里的老洪飞车夺机枪、《烈火金刚》里肖飞买药、《林海雪原》里杨子荣打虎上山等，这些描写说起来都是武侠小说里的段子。特别合适说书人去演播、改编，这样的东西是生活在民间里的，他们是把老百姓喜欢的创作因素添加在政治意识形态的框架里。《林海雪原》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从老百姓的眼光来看，它表达了一些他们喜欢的审美趣味。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旧小说里的“五虎将加谋士”的人物配置结构，在当代小说里曾经多次出现。传统小说《三国演义》首设“五虎将”模式，这模式就成了小说英雄人物常有的基本模式，《林海雪原》的人物性格也套用了这“五虎将”的结构，分别担任了威猛、智勇、粗鲁、刻苦、陪衬五种角色。其他像《铁道游击队》、《烈火金刚》里面也有类似的人物性格配置。五个猛将一个军师，这样的组合在过去的很多小说里出现过，老百姓在读的时候感到非常熟悉和亲切。这样一个隐形的审美结构放在当代文学作品里显得很生动，很有特色，人物太多不好，太少了也不好，刚好五个加一个的搭配，符合长篇小说的结构需要。

　　另外这些作品里往往有很多草莽英雄，如果没有那些大碗吃肉大口喝酒的土匪或者草莽英雄的形象，这样的小说肯定不好看。民间隐形结构里还有许多这样的模式，像文人戏中才子佳人模式，比如少剑波身边一定要有个小白鸽，丁尚武身边一定会有个女医生的形象，就是一个才子佳人的模式在里面起作用。我要说的是，尽管这些作品中民间审美因素在起作用，但市场炒作并没有起作用。当时这些作品创作出版时还没有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