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至英雄们在铁铸的摇篮中长成，
勇敢的心灵像从前一样，
去造访万能的神祗。
而在这之前，我却常感到
与其孤身独涉，不如安然沉睡。
何苦如此等待，沉默无言，茫然失
措。
在这贫困的时代，诗人何为？
可是，你却说，诗人是酒神的神圣
祭司，
在神圣的黑夜中，他走遍大地。
我觉得荷尔德林一直在行走，在黑夜中，在人群中，在诗篇中行走。他忠实于自己的职责——也正是通过他，我意识到诗人的职责是什么。
假如说歌德是德意志诗歌的白昼，荷尔德林则是黑夜。前者的清醒和后者的昏暗，孕育了不同风格的诗歌。比较而言，后者更为难得。因为黑夜的跋涉与幻想是无法模仿的。
绝途
江 堤
一
人类总在一条通向绝境的道路上奔走着，这条道路，我将它称之为绝途。比如说三皇五帝都死了，老子、孔子、庄子也死了，他们的事迹也渐渐消失了，关于他们的一切，大部分只能称“传说”。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在他（它）刚刚出现的时候，是确切的，慢慢地变得模糊，到了某一个极限就消失了。过去发生了那么多事情，除了几本史书，哪里还能找到痕迹呢？而那些可怜的史书，某—天也将消失。
世界按照逻辑运转，一切都有定数。
一个人，来到世间，就像一片树叶挂在寒风里，独自构成一个存在空间。谈论他的时候，他已经从树枝叫‘上飘下来，追随寒风而去。曾经见过他的人，偶尔会想起他，这种想起，因为是虚拟的，并不代表真的是那么回事。很多的时候，人们会想起某首已经消失的诗或者某幅已经消失的壁画，但你永远不知道那首诗的语言，那幅壁画的真实面貌。树叶被尘土掩埋了，新的植物长了出来，世界被新的生命替代。所以我说的“想起”，其实是一种谎言，但它同时又是一种真理。谎言加真理等于精神，这是一个新的定义。逝去的人给世界一个沉默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精神可以表达的空间。“精神”不死的人，就是永远被人想起的人，这样的人有没有？有！但也是相对的。人类能够活F去，大概因为有这种相对的精神存在。
从人类修辞学的角度去看，任何精神都值得铺陈，但对于现实的意义却不大。
屈原在我们这个时代，知道的人已经不多了。他的精神在——个很小的范围很少的群体中间活着。比如我在某一个绝望的夜晚，因为某一件事突然想起他；而在另一个夜晚，像王国维那样的人，也要投水自杀了，脑子里一定也会有他的影像。由这一类人构成丁一个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与地域无关，只与灵魂有关系。又比如，在泪罗，或者在秭归那样的地方还有屈原的祠堂存在，人们在端午那样的时候就会想起某一种吃食、某一条龙舟与这么一个人有点关系，相信灵魂的人会到祠庙祭拜，由这一类人形成的群体，是民间的群体，这样的群体基本上处在河流丰富的南方，而在吃面食又缺水的北方，这样的群体很脆弱。
从现代的角度来解读屈原的故事，就会发现那是一个很常见的故事。比如某某领导宠信某某，后来因为各种原因，领导有了新宠，旧宠就像敝屣那样扔掉了。屈原的故事就是新宠跟旧宠之间的故事，换一种说法，是一个鸠占鹊巢的故事。
如今官场小说如渺渺浩水一样泛滥，其流行的主题，在屈原的时代已经形成，里面的基本信息，比如贪污、色诱、弄权、进谗，在屈原的时代就已经有了很多花样，只是现今的花样变得更奇巧，手段更先进，行为更加肆无忌惮。当然如果把屈原的故事仅仅解释为争宠的故事，那些原本形而下的学者，可能会用形而上的口吻对我进行批评。因为即便争宠，也还有目的的异同，以及精神立场的异同，有神圣之宠和非神圣之宠的分别，有爱国心之宠和非爱国心之宠的偏差。历代学者都将屈原的争宠描写成爱国主义的斗争，这只是换了一种表述方法。这种描述，尽管有擦亮自身的成分，但却充满了理性。因为爱国是人类共有的主题，是人类普遍所能接受的一种情怀。有人为国而战，有人为国而死。屈原的故事，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一个为国而死的故事。至于历史风景的内容，那是谁也改变不了的。神，宽恕死亡的人。死亡，是一种精神解脱。设若屈原不死，他也挽救不了国家灭亡的命运，精神也就不会存在。所以，自杀，成就了屈原，也是屈原对中国人做出的最大贡献。
二
屈原在他的时代，像一匹困兽，发出过惊天泣地的叫声，但他没有在他的时代摇撼出惊人的波浪。寂寞的深潭，在吞噬投掷它的石块之后，连声音也被吞没了。
万物都在宁静中入睡。
宁静就如一本书，就如《史记》。
宁静与寂寞有时是可以划等号的。
后世知道的屈原，都是从《史记》中来的。
《史记》让屈原在绝途上静静地卧伏着，那里有供屈原惊骇的灵魂短暂休息的卧室。许多人去到他的卧室参观，拜伏在他的毁灭方式之中。
屈原之后，为寂寞而死的，或者是自杀的文化人前仆后继。
屈原生活的年代，是一个英雄末途的年代，战国时代已接近尾声，楚国也行将就木。屈原生活在楚怀王的阴影里，他在朝中担任一个叫任左徒的官职。由于对于国家治乱的道理非常清楚，并且擅长辞令，他常常和楚王商议国家大事，发布政令；对外就接待各国使节，和各国君王相酬酢。楚王很宠信他。
做了高官，而又得到君王的过分宠信，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问题是屈原并不觉得这件事情有什么不好，我猜想他在言语之间也多少会流露出志得意满。
当时的上官大夫和屈原爵位相同，也一心想争取楚王的宠信，嫉妒屈原的才华。有一回，楚王指派屈原制订国家法令，屈原刚刚起草，还没有定稿，上官大夫看见了，便想夺取这份草稿，屈原不给他，屈原自己也想把稿件当面交给楚王，以求得更高的赏识。他犯了低级的错误。（要是屈原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这种低级错误一定不会重犯，因为现在的人都知道做一些讨好上司的事情，比如在自己的文章前加上上司的名字，或者有权的同事的名字，而那些要名的上司或者同事也会提醒你，他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你的名字应该放在什么位置。大凡现在合著的书，排名在最末的一个，一定是真正的作者。）屈原得罪了上官大夫，上官大夫因此在楚王面前毁谤他，说：“大王指派他制订法令，没有人不知道，每当法令制订完成，颁布出来，他就自夸其功，认为‘除了我之外，没有人能作得出来。”’楚王听后大怒，因此疏远屈原。上官大夫的话虽然是谗言，但也不是完全没有根据，打开历代那些官场失意的文人的文集，里面不乏自我卖弄的言辞。清代沈德潜替皇帝写诗，按理说写了就算了，可他不甘心，后来自己出诗集，硬是将给皇帝写的诗也收了进去，这自然是犯了天底下最大的忌讳。你的诗歌让上司看中了，从此以后，你逢人就说那诗歌是我写的，你跟上司的关系自然变成了落叶与秋风的关系，只有在寒风中呜咽发抖的份。这种情况就是现在也还是这样。比如你的上司命令你写一篇博士论文，你只得忍气吞声地写，切记别跟人说某某上司的毕业论文是你写的。
屈原的心，是像太阳那样悬在高空的，离现实很遥远。屈原对于楚王被小人迷惑，不能辨别是非、分清黑白，以至于邪恶伤害公道，正直的君子不为小人所容，感到痛心。所以忧愁苦闷，沉郁深思，写成了《离骚》。司马迁说：“屈原所以作《离骚》，原是为了抒发内心的怨愤。”在官本位的时代，口头上发发怨愤已经是犯忌了，写成文章泄愤那就更犯忌！
于是，屈原被放逐了。
屈原虽然被放逐，但是对于楚国还是极为怀念，希望有朝一日能重回朝中，继续忠君爱国，担当挽救楚国的颓势的重任，但这些愿望到底未能实现。怀王死后，顷襄王继位，令尹子兰与上官大夫一样继续在顷襄王面前攻讦屈原，导致顷襄王拒不采纳屈原联齐抗秦的主张，免去了屈原的所有官职。现在已经缺乏历史材料，我想那个时代打屈原小报告的人一定还有很多，甚至极有可能是顷襄王亲自读到了屈原的文章，才会对这个本已流放在外而过气的臣子，采取削官夺职的做法。
不管如何高尚的心灵，都是有灰尘的。他们在苛刻地要求别人的时候，同样对自己充满了苛求。太阳不可能将无与伦比的爱给他们，因而也就不能洞察他们内心绝望的部分。
屈原是一个心胸不太广阔的人，没有陶渊明那种超然物外的风范。屈原生活的时代，老子和孔子的学说早已流行。他没有从他们的学说中学到如何处理战乱和安抚灵魂的方法。屈原之前的大文化人，没有一个是抱着他那种荒凉的心境的。屈原是一盆养在温室里的兰花，离开温室，就会在寒风中枯萎。
屈原在湖湘的大江大泽边流浪，徘徊于绝途，披头散发，在荒野草泽上且行且歌，—脸色憔悴，形容枯稿，一副落魄诗人的样子。有位渔夫看见他，就问他为什么来到这样的地方。屈原说：“全世界的人都是污浊的，只有我保持干净；众人都昏醉了，只有我依然清醒。所以我被放逐了。”细细想来，屈原的话很偏激，就像是指摘上天用太阳照亮天下所有的人，惟独将他放在黑暗里一样。古往今来，讨：多人将这句话作为人生高尚品格的追求，但没有人思考这句话的真实成分。他的偏激，让他否定了一切，让他在绝途—I：愈行愈远。他作了一篇《怀沙》赋，说：“我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