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苦旅 作者:余秋雨- 第7部分

　　桃花源，是对恶浊乱世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十分平静，默默地对峙着，一声不吭。待到实在耐不住的时候，中国人又开掘出一个水帘洞。这个洞口非同小可，大闹天宫的力量正在这儿孕育。

　　桃花源和水帘洞，气氛不同，性质相仿，都是群众意志的会聚。桃花源中人惘然于时间，也惘然于空间，融洽怡和，不见个体冲撞。孙悟空有点个性，却也只是某种整体意向的象征，水帘洞里的秩序，倒是宁谧无波。

　　这是白莲洞人气质的遗留，先民生态的重温。白莲洞人与野兽征战，与自然搏斗，只回荡着一个观念：为着我们这种种类的动物。如果他们也有思想家，摸着海底生物的化石低头沉思，那么，他沉思的主体只是我们，而不是我。

　　我是什么？历史终于逼迫人们回答。

　　白莲洞已经蕴藏着一个大写的人字。数万年来，常有层层乌云要把这个字前掩，因此，这个字也总是显得那么辉煌、挺展，勾发人们焦渴的期待。当非人的暴虐压顶而降，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突然爆炸，不明飞行物频频出现，这个字还会燃起人们永久的热念。但是，这个字倘若总被大写，宽大的羽翼也会投下阴影。时代到了这一天，这群活活泼泼的生灵要把它析解成许多闪光的亮点。有多少生灵就有多少亮点，这个字才能幻化成熙熙攘攘的世界。

　　既然人们还得返回黑洞，为什么还要披荆斩棘地出来？出来，就是要自由地享用这个宽阔的空间；出来，就是要让每个生灵从精神到筋骨都能舒展；出来，就是要让每个个体都蒸发出自己的世界。这样，当人们重进黑洞，才不会对着蝙蝠和盲鱼羞惭。

　　此时我已走出白莲洞口，面对着一片绿水青山。洞口有石，正可坐下歇脚，极目鸟瞰。

　　我想起了张晓风的《武陵人》。晓风袭用了陶渊明的题材，却把那个偶入桃花源的武陵人作为一个单个人细细磨研。他享尽了桃花源的幸福，比照出了原籍武陵的痛苦。但是，奇怪的是，他还是毅然返回。原因是：

　　武陵不是天国，但在武陵的痛苦中，我会想起天国，但在这里，我只会遗忘。忘记了我自己，忘记了身家，忘记了天国，这里的幸福取消了我思索的权利。

　　于是他苦苦寻找，钻出了那个洞口。

　　赖声川博士的《暗恋桃花源》异曲同工，让这位进桃花源而复返的武陵人与现代生活相交杂，在甜酸苦辣中品尝一个人切实的情感价值。

　　台湾作家不谋而合地挪揄桃花源，正倾诉了现代中国人对神仙洞府的超越。

　　又想起了上海一群青年艺术家写的《山祭》。愚公的家属，在一个别有洞天的王国辛勤挖山，这个王国里有棕褐色的和谐，和无可指摘的纪律。没想到，一个现代色彩的姑娘飘然而至，诱人的风姿和一连串傻兮兮的疑问，竟使愚公的后代一一反省自身的意义，结果，庄严的洞天发生了纷乱。

　　还想起了《魔方》中的一段，三个大学生误入一个深深的山洞而找不到出口，生死攸关的时刻，一一迸发出真实的自我。这个山洞应和白莲洞相仿，人类走了几万年，终于会在山洞里吐露个性的哲学。纵然死了吧，也没把这几万年白活。不久前在新加坡，一群华裔青年在深夜邀我看他们的排演，演的竟然就是《魔方》中的这一段。演完，这群青年挥汗微笑，像是获得了一种摆脱。

　　为什么中国艺术家们总缠着山洞死死不放呢？终于，在我眼前出现了一个长长的隧洞，其间奔逐着一个古老的民族。

◇◆　都江堰　◆◇　

　　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

　　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溶成一气，让人全身心地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惊悸，感觉就深厚得多了。

　　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地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地占据了邈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

　　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川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

　　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突兀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却卑处一隅，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它的后辈。

　　它，就是都江堰。

　　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游观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

　　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愈显清朗，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将临，如山崩即至，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趋附。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它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伏龙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

　　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股股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堤，刷地一下裁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坚坝，立即乖乖地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坚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驯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撤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驯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溅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伏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拨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企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地，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

　　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得看不出面影的李冰。

　　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孪冰任蜀郡守。

　　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浚理，是消灾，是滋润，是濡养，它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

　　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

　　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

　　他是郡守，手握一把长锸，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守”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锸，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

　　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与今天的裁军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

　　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几载，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湾截角，逢正抽心”），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桌。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得无法翻阅。

　　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泉和米粮。

　　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彻的人类学的思考。

　　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硬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详。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两千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

　　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吓、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

　　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

　　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鉴，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