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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返草原时有这么一位少年骑手贴身跟随，心里感觉很舒服。望着这位新羊倌我总想起他两岁时的样子。我说：“巴特尔，阿哈有一副银马嚼子，送给你了。”
他咬住追问：“真的？什么时候给我？”
我说：“回到北京后，马上寄给你。”
一眨眼这孩子长成了大人。九十年代末再回草原时，他皮肤粗糙，声音低沉，从羊群到马群，支撑着门户内外的一切。两个弟弟也长大了，老二是个憨憨的大儿童，骑马回来时总吼着半句歌。老三是家族中惟一在旗里上过中学的人物，如今银鞍缎袍，俨然一副独立思想的姿态。但是他们缺少巴特尔与我的那种默契。一种对清贫往昔的记忆，带给双方的默契。今天我才捉摸出来——巴特尔以下的孩子（即非六十年代出生者）缺少一段“yadao（穷、苦）”记忆，所以既没有心事也没打算承担责任。他们那股子没心事的闲散劲儿源于“小康”的哺乳期，它如一个暗咒，挡开了我与他们。
观察着他们弟兄的一些细末，我有时小声问巴特尔：
“他们套马怎么样？修拖拉机呢？认识羊吗？”
“barekqatah…ugai（差不多不会），”再斟酌着语句，我试探问：“听你的话吗？”“Su——nusuhugai（不——听）！”
他说得干脆且不耐烦。
这一边在西海固，三男三女的娃娃也都齐齐长大。长子俊仨儿出落得异常漂亮，高考失利，辗转宁夏新疆之后，他和弟弟都在兰州稳定了打工的日子。他年复一年睡板凳下大苦，挣来的钱变成了身后家里的新房子、蹦蹦车、电视机。但弟弟们的事和蒙古巴特尔一样不舒心——大弟虽然也打工在外，但基本上走了条半绿林的江湖路：打工收入只养自己，出了事一律菜刀拳头，几年没有他的音讯，更没见过他捎回家里的钱。小弟当满拉念经，好像也在第一个上坡就停了车。你若语重心长劝戒他，满拉便羞涩地垂下白帽，脸儿痛苦地涨得通红。第二年他还粘在那个坡上动弹，装备倒是更新了——买下的自行车还没见使唤，却见到他跨着摩托风驰电掣。
我每逢到了兰州就把俊仨儿喊来，仔细说上半夜家常话。除了从他那儿听来一肚子打工娃的苦处、新时代的劳资关系，以及兰州的各种人事交道之外，我发觉：这娃娃虽然正身处社会的黑黑洞底，却暗怀着振兴家族的心事。
“你弟弟，我说老二呢，在兰州常来看你？”
“不学好。上一次我恼得把他捶了两拳，从那以后再没露面。”
我惊奇地问：他干坏事了？他回答道：“坏事那娃不干。就是爱一个打架。算算自出来不知打了几遍！人家打他一下，他就一菜刀剁在人家身上。剁罢了推门就跑，跑得不见人影。”
我沉吟着，我可真没看出来。最是老二给我打的电话多，听筒里说得甜甜的。
女儿高中毕业那个夏天，随我又去了一趟汗乌拉草原。那年我们依然由巴特尔陪同，女儿随俗按晚辈称呼，喊巴特尔“阿巴盖”（哥哥）。
畜群草场划分之后，早早成了“小康户”（这个词的蒙文，即划阶级时代的“上中牧”）的我们这个千只羊的家庭，由于三个男孩两人娶媳，而嘎查的草场已分割完毕——面临着分家则缺乏牧场、同居则诸事不便的局面。更何况，一千多头的大羊群若是划分给三个儿子一个小妹、再留给兄嫂一份的话，那么每个小户不过只有二百来只羊，小康马上就会紧巴，“上中牧”瞬间就会魔术般变成“亚道”。
我觉得弟弟们不会提出分家。大家还在尽量挤在一个屋顶之下，轮流出牧，日子也应该说和睦。这样有兴旺的感觉。可是难道三兄弟能永远这么一块住下去么？他们能否各自再创造一个千畜小康的新家呢？我在一旁注视着，微微怀着不安。
惟有巴特尔怀着同样的不安。看得出，像南边农民地方的那异族同龄人一样，他心里满是严峻未来的压力。理想的富裕牧人应该像八十年代末那样：享有四望远山一口好井的宽敞草原、山上有千只羊百匹马、门前拴着二十头乳牛。而这理想却因为潜在的再分配而渺茫了。父母已经衰老，只能指望他这长子，弟妹不负其责，不过听吩咐而动作。我心里对他多了同情，但表现出来是不妥的。
回京那天他送我们到东乌旗，完成了古老的送行礼节。晚上他用蒙语喊我女儿：“你过来。”我看见他从包里掏出买来的糖果月饼，一一塞给我女儿、他远方的妹妹：“再来啊，听见了？”那一会儿我非常感动。
前些天，接到了兰州老大打来的电话。好像那天他没有什么要紧话，把些个家务说完以后，我突然听见他这么说：“巴巴，你等着，我一直没忘了那个念想，在北京开个铺子，顺手把您老俩口伺候上。你们岁数大了——”
我心里一惊。早年在西海固扯磨，聊到晚年的事，说累了便撇下哈柔乃兄弟，拍拍大儿子的头，开玩笑道：“老了的事老了再说！我指望俊仨儿出息了，在北京安个家，顺手把我照顾上呢！”
也可能那个年代的一句话，被儿童睁着大眼听了进去，以后便一直埋在心里。而他的弟弟们，由于那时还在襁褓或还只知道在门口乱跑——所以心里就少了一件事。和兄长之间也无形地画上了一条线。
草原也普及了电话。
冬季里，我有时往他们的定居点打电话问问雪情。春季北京若下开了透雨，我就拨电话问汗乌拉下了没有。今年春节，我拨通了阿洛华哥的冬窝子，做过年的例行问候。电话里知道一个划时代的消息：他们已经毅然分了家。砖砌的新房子老大老二一家一半；兄嫂回到荒废多年的旧泥屋——但牲畜还合着放牧。我仔细问了细节，最后问到巴特尔。听不真，电话线里一阵白毛风的呼啸。我喊道：
“巴特尔怎么样？他好吗？”
“他放羊去了。”
我放下听筒，心里油然浮起感慨。当然，不爱串门不沾烟酒的巴特尔，在春节的日子里独自放羊去了。我没能听见他最近的嗓音，也不知道他的心底细处的纹路，但是他已是成熟的牧人，是那个雪海人家的主持者。
一代人如一阵风，在自己的疾行中，裹挟了下一代的几个。那几个就是新一代的第一层，他们最先出生、像是争着抢着要早几年挤进这个世界。于是他们成为长子，继承了前辈丢下的盼望和心情。
我盘算着什么时候给他们搭个桥：
让讲蒙古话的巴特尔去认识穆斯林的亲戚，也让黄土山沟里的俊仨儿去大草原开开眼界。说不准他们能进行全面的合作——把汗乌拉的牛羊销到西海固，把回民拿手的拉面馆子，开到北疆的交通线上。
写于2004。2。25
拾起沙粒
一次旅行就如一场不冒烟的战役，心里要摊开着一幅地图。此刻在我心底一页地图就静静地打开着，道里清晰，点线勾连，如一块逼真的沙盘。
皮山也不如改名叫沙山和田县，也不如干脆叫沙田。晃眼的白沙，滚滚的热风。不过它幸运地保持着旧貌，没有遭到倒霉的整治，县城如一个古老的巴扎，沙漠里藏着袖珍的小村。
那两天开车的是一个警界人物。他的体型并不太胖，但腰身与肩膀一样宽。我总在进寺门时问能不能随便进去，他也总随口答道跟着我不就进去了吗。他总是按捺不住满腹的牢骚，想让我留意这儿的沙子浮尘。我呢，也就尽量在需要调动他积极性的当儿，逗起沙子的话题。
于是他便说将起来，倾诉他在这个鬼地方喝沙子的无私贡献；而车轮也就快快转动，把我们运到胡杨林深处，又运到沙漠的小村。
在胡杨的深处，看见一个破碎的文物标志，写着这里叫做什么“窟”。我以为是一个未被发现的石窟寺呢，进去一看，发现有一些褴褛的妇女和老者。破席和满是沙尘的被褥堆在土炕上。一个老妇迟疑着，不知是否继续往灶里添柴。一个白髯老人端着水瓶。尽头处，我看出那是一座墓——有两个汉子喃喃念着。他们侧过深陷的双目，怀疑地注视着我。明明这是一个麻扎尔，我暗想，而不是“窟”。
先要打消阑入者的形象。既然已经迈进了这座门，我便没有停下脚步。掩饰着心中的惊奇，一路行着礼穿过廊下。我亮出藏着的帽子戴上，径直走近他俩，随即念起祝愿安宁的句子。那两个汉子本来正要欠身离开，这时只有重新坐好。我们紧紧挨着，就这样开始了交流。
南疆的麻扎尔大都修有拱顶，为的是让流浪的人过夜。等他们的深目里消失了不信，我走近一个盘腿坐在炕上的老人，他赤露着瘦骨嶙峋的、多毛的胸脯，一个大瓷碗里剩着半盏茶。他一定是此地的首领，而我正像一个香客。我附身握住他的手，看见破旧花帽上的一层尘土。虽然只能说很有限的几句，但我还是探问到某某地方有另一座，某某地方还有一座。都是长长的、陌生的地名和人名。都不是“窟”，是残存的公社，一些无助的人在这里就食，也许，还维持着自己的生活方式。
沙漠的风滚烫，白炽的太阳照射着耀眼的沙子。
麻扎尔修在一座坚硬的砂石山头上，登上山，眼底是空阔的喀拉喀什河的渠首。一道道细密溪流裹挟着灰白砂土，滚滚汇入闸口，变成巨大的渠，冲向无际的绿洲，我提醒自己——这是伟大的和田绿洲啊。骄阳下渠水泛白，恣意而坚忍，独自在爆晒之下，灌溉着古老的文明。
热风打着脸颊。左手是灌溉网，右手是麻扎尔。我想着，感觉到的那一股脉息，怦怦地好像重了。
警界朋友打了个哈欠，问我说：咱们这儿还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