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奇遇：先生们长期被视为“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现在第一次恢复了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而给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因此急切地希望将自己的学术传下去；而我们这一批学生，在“批判封资修”的环境下长大，在一片精神废墟上成长，现在终于有了学习的机会，内心充满对知识和精神的渴求，迫切希望登上学术的殿堂。当时我们读书的劲头，用“发疯”来形容绝不过分，我们真像野牛闯进了菜园，吃不尽，嚼不够。老师忘我地教，学生疯狂地学，一方面想培养传人，一方面渴望接班，两代人的生命就这样相遇，相交，相融，这是一个历史的际遇，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最大幸运，而且不会重复，是后代人难以想象的。
我理解的王瑶传统
“师朱法鲁”的学术渊源
而王瑶先生，因为他是研究现代文学的，他身上就有了更为强烈的“五四”传统意识，以及将这一传统传下去的自觉性。
记得王瑶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们这些弟子们曾经送了一副挽联，是陈平原起草的：“魏晋风度为人但有真性情，五四精神传世岂无好文章”。“魏晋风度”和“五四精神”正是对先生人格、精神、气质的一个高度概括。
王瑶先生对于“五四”可以说是情有独钟的，可以说他有一种永远摆脱不掉的“五四”情结。当我和陈平原、黄子平提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这个概念时，先生对我们最尖锐的批评，就是不管你们主观动机如何，你们把现代文学的起点上移到晚清，客观上会导致对“五四”意义的贬低和否定。所以他后来写了一篇文章，专门讨论现代文学的起点和终结，很大程度上就是针对我们来的。这样的师生之间的争论，是很有意思的。
而王先生对“五四”传统的继承，主要通过两个中介：一是他的研究生导师朱自清，一是鲁迅。他的研究生同班同学季镇淮先生曾说王瑶先生是“师朱法鲁”，就思想与学术的传承来说，这是很有道理的。后来，新加坡有一个学者叫郑子渝，曾经描述过一个他以为的精神谱系，说“从周作人到俞平伯，到朱自清，再到王瑶”，有一条发展线索。将朱自清、王瑶的思想、学术上溯到周作人，这可能不大准确，这涉及对朱自清、王瑶的理解，有讨论的必要。
我们先来看王瑶先生对朱自清先生的看法。这里我想向大家介绍孙玉石先生的一个回忆。孙玉石先生是王瑶先生的大弟子，是个有心人，有时把王瑶先生的话记在日记里，所以他的回忆就比较可靠，比较有根据。这是他记录的王瑶先生的话：“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实事求是。闻一多先生受罗隆基的影响走上进步道路。罗隆基是搞政治的，皖南事变后他到昆明，同闻一多来往很多，拉闻一多加入民盟。当时陈果夫到云南，来劝高级知识分子入国民党。冯友兰、雷海宗等人都加入了，闻先生也为之心动。他为此找朱自清先生，朱先生不同意，闻一多也就作罢了。闻一多牺牲后，许多文章都说朱自清先生受闻一多影响，朱自清先生看了以后很生气。朱先生一直是支持进步的，‘一二·九’时曾多次冒生命危险掩护进步学生。”王先生由此出一个结论：“闻一多热情外露，他是诗人、学者、民主斗士，几个阶段很分明。朱自清先生不同，他更内向一些。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孙玉石先生回忆说：“说这段话时，王瑶先生是很激动的。这番藏在心底的声音，说明王先生不是为朱自清先生而辩护，而是在为历史的真实所辩护，在为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辩护。”孙玉石：《他拥有绿色的永恒》，《王瑶和他的世界》，页133，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我看孙先生这段回忆，更感兴趣的是王先生对朱自清的评价，说他“一生皆是诗人，一生皆是学者，一生皆是战士”。这个看法和通常看法不一样。我们说闻一多是“诗人、学者、战士”，好像朱自清和“战士”是不沾边的，因为在一般人心目中朱自清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是学院派学者的一个典型代表。但是王瑶师作为学生，对朱自清自有更深的观察与了解，他认为朱自清将“诗人、学者、战士”统一为一身，贯彻于一生，这当然有他的道理与根据，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独到的见解，对我们理解朱自清先生，以及王瑶先生对朱自清传统的继承，都非常重要。
王瑶先生晚年写过两篇文章悼念他的老师：《念朱自清先生》和《念闻一多先生》，可以说是姐妹篇，对两位恩师的为人与学问，都独有会心，很值得注意。其中有一个判断，就非常重要：他强调朱自清先生的新诗理论的核心是新诗的“现代化”问题。后来王瑶先生又主持他生前最后一个学术项目“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并坚持要把朱自清先生加入进去，也就是说，在王瑶先生的心目中，朱自清先生是对中国学术的现代化及中国诗歌的现代化做出了杰出贡献的这样一个学者和诗人。从现代化这个角度来肯定朱自清，这显然跟王先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与学术追求有密切关系。我们知道，朱自清先生是最早在大学里面开设新文学课程的，他三十年代在燕京大学的讲稿《中国新文学研究纲要》，对王瑶先生后来写《新文学史稿》，在体例、结构与方法上都有直接的影响。
但是已经有研究者注意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王瑶先生在学术问题上经常提到朱自清和鲁迅，但“他提起鲁迅的次数大大超过朱自清；谈到前者时所用的词汇和语气的份量，也要明显重于后者。——比如一再指出鲁迅的著述及其方法，为我们研究工作提供了‘典范’、‘范例’等，谈到朱自清时，从未使用过这类词语”，结论是：在王瑶先生“自身的学术工作中，鲁迅也要比朱自清留下更多更深的印记”。樊骏：《论文学史家王瑶》，《王瑶和他的世界》，页441—442。这也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分析。
王瑶先生对鲁迅的特别重视，最集中地表现在他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始终坚持鲁迅的“方向”意义。也就是说，他理解的“五四”传统，主要是鲁迅的传统。鲁迅对王瑶先生的意义，我在一篇文章里有过这样的概括——
“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作为文学史家的王瑶的研究对象。王瑶先生尽管不是鲁迅研究的开创者，但却是1949年以来大陆鲁迅研究的一个重要代表。他在极‘左’思潮的严重干扰下，为维护鲁迅研究的科学性，促进鲁迅研究的学术化，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作为学者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更具有典范的意义。王瑶先生自己就多次指出，他是‘由于十分钦佩鲁迅关于魏晋文学的许多精辟的见解’才‘决定从汉魏六朝一段来开始对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也‘仍然是以鲁迅的有关文章和言论作为自己的工作指针’。
“作为人的鲁迅，现代知识分子的代表、精神界的战士的鲁迅，对于王瑶先生的影响可能是更为深远，也更为重要的。王瑶先生正是通过鲁迅的中介，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魏晋风骨’，以及作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集中代表‘五四精神’，取得了内在的精神联系，或者说将鲁迅的精神化为自己的血肉，从而成为‘鲁迅式的知识分子’，在自己的学术工作中，实现了‘做人与作文（研究）的统一’，形成了一种精神的力量。”钱理群：《史家的风范——王瑶先生的研究个性、学术贡献与历史地位》，《返观与重构——文学史的研究与写作》，页59—60，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五四”精神、魏晋风骨：和鲁迅的深度精神感应
这里所说的“魏晋风骨”和“五四精神”正好是构成王瑶先生的精神气质的两个侧面。大家知道，鲁迅曾经用“清峻”和“通脱”来概括魏晋风度，并且说他自己“有时很峻急，有时又很随便”，其实“峻急”就是“清峻”，“随便”就是“通脱”。而王瑶先生正是在这两方面都有所继承，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特点。作为王瑶的学生，我们永远不能忘怀的，是他那极有特色的“王瑶之笑”，以及锐利的、给人以威压的目光，把他内在的通脱与清峻，表现得淋漓尽致。在朋友、弟子圈里传诵一时的先生的名文：《自我介绍》，让我们最为倾心的，也是这一点：“……迩来垂垂老矣，华发满颠，齿转黄黑，颇符‘颠倒黑白之讥’；而浓茗时啜，烟斗常衔，亦谙‘水深火热’之味。唯乡音未改，出语多谐，时乘单车横冲直撞，似犹未失故态耳。”这里，幽默和通达之中，暗含着辛酸和倔强，包含着多么丰厚的人生体验！此言此语，在当今学者中非王瑶莫为，却很容易使我们想起鲁迅。这就是说，王瑶之于鲁迅，不仅是精神上的契合，更有一种生命的遇合，这样一种深度的精神感应，这样的魏晋风度与“五四”精神的胶合，正是我们这些学生所达不到的，我们无法进入那样一种境界。
但也正是这样的境界，深深地吸引了我，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影响。前面说过，我在文革前与文革中都在阅读鲁迅著作上下过很大的功夫；我也在很多场合都谈过正是在文革中所经历的绝望体验，使我接近了鲁迅，也就是说，在遇到王瑶先生以前，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准备，但只有成为王瑶先生的学生以后，我才感悟到了鲁迅的精神气质，或者说，发现了那样一个我所达不到的境界：这样的发现，无论对我的鲁迅研究，还是我的精神发展，都是至关重要，可以说是决定性的。
无可弥补的知识与精神差距
于是，我在研究观察、接近王瑶先生的时候，在研究鲁迅的过程中，经常反省自己：我为什么进入不了那样的境界？差距在哪里？首先发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