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语：
漂移的思想经验与确立的文化状态
人类学家于长江曾跟我提起过许多贵州山里的乡风民俗，其中一项尤为特别，当地人唤之为“死给”。何为死给？也就是用自杀的方式报复自己的冤家。当自己在某人面前蒙冤受屈后，既不争，也不闹，而是不声不响地死到对方的家门跟前。表面上看，这种报复手段非常软弱，也非常愚昧，但实际上却很残忍，也很奏效。因为在一个农耕自足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祖辈相处，世代定居；假若真有人因你的缘故，惨死于你的门下，那么，不仅你自己将要受到良心和道义上的谴责，而且你的子孙也会为此受到牵连，付出惨重代价，在地方上永世抬不起头来。因此，为了避免这种惨局发生，现实生活中，人们都尽量减少矛盾；忽略冲突，争取相安无事，和睦相处。
费孝通先生曾说：以农为主的人，世代定居是常态，迁移是变态。农耕经济产生了恒定不变的价值系统，形成了较为规范的道德秩序。乡间称之为风俗习惯。可问题是，农耕经济的不断打破；势必也会影响到各种风俗习惯的变化。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就是越来越多的变态被纳入到现代化的进程；并司空见惯地逐步成为常态。在这样一种情形下；过去那些根深蒂固的价值系统是否还能具有现实的合理性；或者说；是否还能跟现实构成存在的血源关系呢？于长江说；像死给这类风俗习惯显然已经不合时宜了，为什么？因为社会发展了，人都基本失去了常态；即便像贵州那样偏僻的山区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选择往外迁移，选择各种机会外出打工。这时，各种旧有的风俗习惯自然也就失去了效应，不再可能对他们形成约束，产生威慑。就像死给这样过去在山区里比较通行的报复手段；就不会再令人畏惧了。因为现在的人都在挪动当中，你用死来进行报复；可人家都已经移走了，死了也就只能等于白死。
于长江的话在我心底引起了种种对于价值的思考。我在想关于当代文化重建的问题。在这种全民集体大迁移的滚滚浪潮中，一种文化传统如何得以继承与发扬？由于时代的剧烈变化所带来的思想震荡；这些问题被突出地提交到了当代中国文化发展的日程表上来。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这里究竟还是需要有一个脉络；从前到后；源源不断的思想脉络。其实，传统也都是在这脉络中生长出来的，她并非是一个死的概念，而是一个活的载体。所以；继承和发扬传统，不应该是一种夸夸其谈的口号，也不应该是一种顽固不化的死守，而应该是一种鲜活的承担，真正从个人的意义上去重新激活；重新演绎。不然，情形就会像死给在今天所面临的尴尬境遇一样，将传统说得天花乱坠，再好，再大，再悦耳动听，也终将会踏空落虚。
感谢犀锐艺术中心的信任，委托我出面主持犀锐思想论坛，使我能够有机会将这些思考提交出来。同时，更要感谢杨炼、刘索拉、赵汀阳等人对论坛的大力支持，正是由于他们的热情参与，犹如节日一般，我们创造了一次思想的狂欢。
杨炼一直是我尤为推崇的当代诗人；早在八十年代他就在汉语诗里奇迹般的营造了一个精神的高峰。1988年出国以后，他开始世界性的漂流；但无论身处何方，都从未间断过精神思考和诗歌创造。九十年代；正当国内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开始动摇自己原初的信念；纷纷下海选择商机之时；他却始终如一地守护着自己的思想园地；并以一种“眺望自己出海”（杨炼语）的巨大胸襟；在汉语的高度上锤炼出了一个更加坚实而又饱满的精神世界。诗；在他那里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并熔化成了他独特的性格。而像刘索拉、赵汀阳等诸位均都是近年活跃在文艺界、思想界的关键性人物。他们之间的这种横向交流；从纵向的思维引入话题，我相信定能撞击出精彩纷呈的思想火花，并带给我们变迁途中不少价值上的启示。
杨 卫：今天到这里参加首次“犀锐思想论坛”的来宾有诗人杨炼、音乐人刘索拉、哲学家赵汀阳、作家友友、文学评论家杨小滨、艺术批评家朱其、艺术策展人张朝晖、作家张朴、艺术理论家邹跃进、艺术策展人冷林、诗人廖伟堂、艺术家焦应奇、艺术批评家高岭、设计家汪望旺、艺术家王音，以及《犀锐》的主编镂克和犀锐文化艺术中心的负责人邓欣南小姐等。这期论坛我拟了一个主题——“移动的思想”。关于这个话题和这个论坛的由来，我作一个简单介绍。开始也是跟杨炼的一次聊天中，产生了很多想法，总觉得私下里聊了很多很闪耀的东西，不记录下来，挺可惜的。刚好我又在犀锐文化艺术中心这边帮点忙，有这么一个场地，而且犀锐文化艺术中心又特别热心、特别支持这样的文学、艺术活动。然后就请了大家到这里，新年聚一聚，也是想听听大家的一些建议，包括关于这个思想论坛的建议。我们的想法，就是定期做下去。下面请主讲人杨炼发言。
杨 炼：“移动的思想”，实际上与今天中国的文化状态或文学状态，与中国当代的文化处境有特别的关系。除了像我们这些从中国出去的作家或艺术家以外，比如说在北京，还集中了大量从外地移民到北京的作家或艺术家。这些人虽然在国内，但也是移居。“移民的经验”对于中国当代的文化、艺术、文学，尤其是思想是很重要的。通过交流个人的生活经验、创作和思考，跟踪当代的文化和文学事件，我觉得是一件挺有意思的事情。
杨 卫：刘索拉也说说吧。
刘索拉：我采访杨炼，他说，我就不用说了。他一张嘴，就由他说吧。杨炼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杨 炼：索拉先说。
刘索拉：还是你先说吧。
杨 炼：其实我们的经验是这样的：就来说我吧，出国是一个非常偶然的事件。我跟友友（杨炼之妻）是1988年到的澳大利亚，然后又去了新西兰。接受的是澳大利亚文化委员会的邀请。从我20世纪80年代的写作角度来说，我当时真的认为跟国外没什么关系，而且我的兴趣也在语言上，是中文的当代诗。因此，包括我的那种所谓实验性的东西，一开始就和中文语言的关系非常非常的密切，一直就有一种血缘性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认为有出国的任何必要。由此，我突然意识到自己住在国外的时间，似乎是一个很漫长的阶段，最初可以说是非常的担忧，也可以说非常的恐惧。因为我身处在一个绝对陌生的社会、文化特别是语言之中，而且完全没有思想准备。
我还记得有一年，第一次参加中国留在海外的作家在瑞典的聚会，出国以后第一次听索拉在台上演唱，将北京的一句大白话“什么人哪”，用她的那种音乐方式重新处理……当时我记得特别清楚，就坐在那个小剧场里，感受特别强烈。原因在于，在海外那样一种处境下，突然听到这么一个词儿，而且我们当时的处境完全可以用这个词儿来代替，确实是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什么人，当时作为“中国作家”好像结束了，作为是否是一个“在海外的作家”还是一个问题。这并不是地理上的悬挂或悬置所致，而是文学和思想上的一种悬置。所以那种处境对我来说，到现在为止我仍然觉得感受是深刻的，也因此构成后来写作的一种基调或基础。
2002年我刚刚完成在上海出版的书《杨炼新作1998…2002》中，最后一部作品《李河谷的诗》，可以说与我们在伦敦住的那个地点李河谷有很深刻的、很清楚的关系。那是一个我们在国外漂流了这么多年以后，第一次在一个地方的定居地，一个自己的“地方”。我是这样形容的：
四五次看到同一个树枝上挂着每年最后的那个苹果的时候，这地方跟你的关系就不一样了……
这部诗集其实主题很清楚，仍然写的是“漂泊”，仍然写的是内心的一种“停不住”的那种感觉。所以我说，“水，也终于厌倦了流动”。可以说从1990年到现在，这个“漂泊”的阶段还是没有结束。同时也可以说，那个你是“什么人哪”的感觉，某种意义上又变成了对人生的一种认识，一种反观。
我们到伦敦的时候，索拉还是“伦敦人”呢。我们第一次开车去伦敦时，把行李塞满了小车，多多在德国给我们送行，说了一句话：“我怕你们此去也是凶多吉少。”我想，是不是索拉也可以聊点故事，生活上的。
刘索拉：我觉得杨炼和友友，他们俩真的是一直胶在一块儿，生死之交似的。就他们那种关系，说实在的，想吹也吹不了。没有友友，今天杨炼也不可能把诗写得这么顺利。作为一个诗人的妻子，跟着他在国外一起漂泊这么多年，友友也是受了好多的苦。本来友友是想做一个挺高兴的女孩，特别爱他，他们俩在一块儿她觉得特别好，她想得特别简单。在英国那段时间，我跟他们在一起时，总是觉得他们俩有那种生离死别的感觉，我特别为他们俩感动。友友一看见他就……不谈了。但是，没过两年友友竟变成作家了，（众笑）这是让杨炼给逼的。当然，杨炼不是那种“砍人”的人。我觉得，友友与杨炼一起经历了那么多，如果她再不写东西，她会炸的，那是特别自然的一种要写东西的欲望。
杨 炼：我觉得，我们还是比较公平的。有一个说法，叫“世界上自杀的方法有三百种，其中之一就是嫁给作家，就是当作家的妻子”。
刘索拉：我觉得，是“当诗人的老婆”。
杨 炼：不过好在她也变成作家了，我们是互相自杀。
刘索拉：我觉得应该让友友说一说，这么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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