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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说的是谁的神经，大夫？”保尔不以为然地笑了笑。几分钟以后，保尔的脸给蒙上了厚实的面罩，教授对他说：“不要紧张，现在就给您施行氯仿麻醉。 请您深呼吸，用鼻子吸气，数数吧。”
面罩下传出了低沉而平静的声音：“好的，我保不住会说出不干不净的话来，那就事先请你们原谅了。”
教授忍不住笑了。几滴氯仿麻醉剂，散发着一股令人窒息的难闻气味。保尔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数起数来，努力把数字说得清楚些。 他的生活悲剧就这样揭开了第一幕。阿尔焦姆差点把信封撕成两半。 他打开信的时候，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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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为什么心情忐忑不安。 眼睛一看到信的开头，他就急忙一口气读了下去：
阿尔焦姆！咱们很少通信。 一年一次，最多也就是两次吧！但是，次数多少有什么关系呢？你来信说，为了同老根一刀两断，你已经转到卡扎京的机车库工作，带着全家离开了舍佩托夫卡。 我明白你的意思，你说的老根就是斯捷莎和她一家的那种小私有者的落后心理，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改造斯捷莎这一类人是困难的，我担心你未必做得到。 你说“上了年纪，学习有困难”
，可是你学得并不坏嘛。 让你脱产专做市苏维埃主席的工作，你坚决不干，这是不对的。 你不是为夺取政权战斗过吗？那你就应该掌握政权。 你应该明天就接手市苏维埃的工作，干起来。现在谈谈我自己。 我的情况有点不妙。 经常住院，开了两次刀，流了不少血，体力也有很大消耗，而且谁也不告诉我，什么时候是个头。我离开了工作，给自己找到了一种新的职业——当病号。我忍受着种种痛苦，而结果呢，是右膝关节不能活动了，身上添了好几个刀口；另外，医生最近发现，我的脊梁骨七年前受过暗伤。现在他们说，这个伤可能要我付出极高的代价。我准备忍受一切，只要能重新归队就行。对我的生活来说，没有比掉队更可怕的事情了。 我甚至连想都不敢想。 正因为这样，我才承受一切，只是一直不见起色，相反，阴云越聚越浓。 第一次手术过后，我刚能走动，就恢复了工作，但是很快又被送进了医院。 刚才我拿到了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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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帕托里亚的迈纳克疗养院的入院证，明天就动身。别难过，阿尔焦姆，要我进棺材并不那么容易。 我的生命力顶三个人不成问题。 咱们还能干一阵呢，哥哥！你要注意身体，别再一下扛十普特了。不然，以后党要付出很大的代价给你修理。岁月给我们经验，学习给我们知识，而得到这一切，并不是为了到一个又一个医院去做客。 握你的手。保尔。 柯察金
就在阿尔焦姆皱着两道浓眉，阅读弟弟来信的时候，保尔正在医院和巴扎诺娃告别。 她把手伸给他，问：“您明天就动身到克里木去吗？
今天您打算在哪儿过呢？“
保尔回答：“朵拉同志马上就来。今天白天和晚上我都在她家里，明天一早她送我上火车。”
巴扎诺娃认识朵拉，因为她常来看保尔。“柯察金同志，咱们说过，您临走之前要同我父亲见一面，您还记得吗？我已经把您的病情详细地告诉他了。 我很想让他给您检查一下。 今天晚上就可以。”
保尔立即同意了。当天晚上，巴扎诺娃把保尔领到她父亲宽敞的工作室里。这位著名的外科专家给保尔做了详细检查。 巴扎诺娃也在场，她从医院拿来了爱克斯光片和全部化验单。谈话中间，她父亲用拉丁语说了很长一段话，她听了之后，脸色顿时变得煞白，这不能不引起保尔的注意。 他盯着教授那秃顶的大脑袋，想从他敏锐的目光中看出点什么来，但是巴扎诺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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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不露声色，无法捉摸。等保尔穿好衣服，巴扎诺夫客气地向他告别；他要去参加一个会议，嘱咐女儿把检查结果告诉保尔。在巴扎诺娃那间陈设雅致的房间里，保尔靠在沙发上，等待她开口。 但是她不知道从哪里说起，说些什么；她感到很为难。 父亲告诉她，保尔体内的致命炎症正在发展，医学现在还无法控制。 教授反对再做任何外科手术，他说：“这个年轻人面临着瘫痪的悲剧，我们却没有能力防止它。”
作为保尔的医生和朋友，巴扎诺娃觉得不能把这一切都和盘托出。 她只是用谨慎的措词向他透露了一小部分真情。“柯察金同志，我相信，叶夫帕托里亚的泥疗一定会使您的病出现转机。 秋天您就可以工作了。”
但是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忘记了有一对敏锐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她。“从您的话里，确切些说，是从您没明说的话里，我已经完全明白了我的病情的严重性。 您该记得，我请求过您永远要对我实话实说。什么事情都不要瞒着我，我听了不会晕倒，也不会抹脖子。 可是我非常想知道，我今后会怎么样。”保尔说。巴扎诺娃说了句笑话，把话岔开了。这天晚上，保尔到底还是没有了解到真实情况，不知道他的明天将会怎样。 临分手的时候，巴扎诺娃轻声叮咛他：“柯察金同志，别忘记我对您的友情。您生活里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如果您需要我的帮助，或者希望我出个主意，您就来信。 我一定尽全力帮助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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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从窗口看着他那穿皮外套的高大身躯，吃力地拄着手杖，从大门口向一辆出租的轻便马车走去。
又到了叶夫帕托里亚。又是南方的炎热和晒得黝黑的、戴绣金小圆帽的、高声喧嚷的人群。 小汽车用十分钟的时间就把旅客送到迈纳克疗养院，这是一座用石灰石砌成的二层楼房。值班医生把新来的人领到各个房间。“同志，您是哪个单位介绍来的？”他在十一号房间门口停了下来，问保尔。“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
“那就请您住在这儿吧，跟埃勃涅同志一个房间。他是德国人，希望我们给他找一个俄国同伴。”医生解释了一下，就去敲门。 从房里传出一句外国腔的俄国话：“请进。”
保尔进了房间，放下提包，朝躺在床上的人转过身去。那个德国人满头金发，长着两只漂亮而灵活的蓝眼睛。 他向保尔温厚地微微一笑。“顾特莫根，盖诺森①。我想说：‘你好’。”他改用俄语说，并向保尔伸出一只指头很长的苍白的手。几分钟以后，保尔已经坐在德国人床边，两个人用一种“国际”语言热烈地交谈起来。 用这种语言谈话，词语的作用反而是次要的，弄不懂的地方就靠猜想、手势、表情——总
①德语“早安，同志”的译音。 ——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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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用一种无师自通的世界语里的一切方法帮忙。 保尔了解到，埃勃涅是个德国工人。在一九二三年的汉堡起义中，埃勃涅大腿上中了一枪。这回他旧伤复发，又倒在床上。 尽管很痛苦，他仍然精神饱满，因而立刻赢得了保尔的尊敬。同这样好的病友住在一起，保尔是求之不得的。 这样的人绝不会因为自己的病痛从早到晚向你诉苦，唉声叹气。 相反，同他在一起，你会连自己的病痛也忘得一干二净。“可惜的是我对德语一窍不通。”保尔这样想。
花园的一角，有几把摇椅、一张竹桌和两把病人坐的轮椅。 有五个人，每天治疗完毕，都到这里消磨一整天，病友们管他们叫“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一把轮椅上是半躺半坐着的埃勃涅，另一把上是禁止步行的保尔，其余三个人，一个是克里木共和国贸易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身粗体重的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另一个是长着两只深棕色眼睛、像十八岁少女一样年轻的拉脱维亚人玛尔塔。 劳琳；还有一个是两鬓灰白、身材魁梧的西伯利亚人列杰尼奥夫。 这里的确有五个民族：德意志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玛尔塔和瓦伊曼懂德语，埃勃涅请他们当翻译。 保尔和埃勃涅由于同住一个病室而成了朋友。玛尔塔、瓦伊曼和埃勃涅因为语言相通而亲近起来，使列杰尼奥夫和保尔结交的则是国际象棋。英诺肯季。 帕夫洛维奇。 列杰尼奥夫到来之前，保尔是疗养院里的国际象棋“冠军”。
他是经过一场顽强的冠军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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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才从瓦伊曼手里夺过这个称号的。 爱沙尼亚人瓦伊曼平时从来不动感情，这次败在保尔手里，心情却很不平静，一直对他耿耿于怀。 不久，疗养院来了一位高个子老头，他虽然五十岁了，看上去却非常年轻。 他邀保尔下一盘。 保尔没有想到对方是强手，不慌不忙地开了一个后翼弃卒局。 列杰尼奥夫不吃弃卒，以挺进中卒相应。 保尔作为“冠军”
，有义务同每个新来的棋手都下一盘。 下棋的时候，总有很多人围着观看。 走到第九步上，保尔就发现，列杰尼奥夫那些沉着挺进的小卒在向他步步进逼。保尔这才明白他遇到了劲敌，悔不该对这场比赛掉以轻心。经过三小时鏖战，尽管保尔聚精会神，使尽一切招数，还是不得不认输了。 他比所有看棋的人都更早料到自己必败无疑。保尔看了他的对手一眼。列杰尼奥夫慈祥地微微一笑。显然，他也看出保尔要失败了。 爱沙尼亚人瓦伊曼一直紧张地注视着战局，巴不得保尔一败涂地，但是却什么也没有看出来。“我永远要坚持战斗到最后一卒。”保尔说。 这句话只有列杰尼奥夫听得懂，他点了点头，表示赞许。五天里保尔同列杰尼奥夫下了十盘棋，结果是七负两胜一和。瓦伊曼兴高采烈地说：“好极了，谢谢您，列杰尼奥夫同志！
这回您算把他打得落花流水了！活该！他把我们这帮老棋手全给打败了，可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