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集解》的作者卢弼，认为《魏略》的说法“不足信”。卢弼举出《太平御览》卷二百四十一所保存的一条曹操的“令”。这一条“令”，是写给“子文”的（子文是曹彰的字）。令的全文是：“告子文：汝等悉为侯，而子桓独不封，止为五官中郎特。此是太子可知矣。”
我却以为《太平御览》之中的这一条“令”，也未必可靠。我怀疑这一条“令”，冈为：（一）当父亲的很少不称儿子的名而称字；（二）曹操早就立了曹丕为魏国的太子，曹彰不是不知道，曹操用不着提起曹丕尚未封侯的事，用这一点事实，来证明曹丕是太子。当父亲的，想立谁为太子，就立谁为太子；已经立了谁，谁便是太子，当父亲的用不着向别的儿子解释，或提出什么证明。
《魏略》又说，曹彰向曹植说：“先王叫我回来，大概是想改立你为太子罢？”曹植回答：“你不可以有如此想法。袁绍的兄弟争位，你没有见到么？”
《魏略》这一部书，充满了这种“想当然耳”的谣言。《魏略》的作者鱼豢忽略了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年底与二十五年年初，早已对曹植失望，连一个“南中郎将、行征虏将军”的官职都撤销了，怎么会异想天开，又要把曹丕换了，改立这喝酒喝得烂醉的曹植？同时，曹丕在这几年以来，颇会装模作样，做出一副彬彬有礼、谨慎小心的姿态，已经赢得了曹操的信任。
曹彰没有理由，对曹植特别好，对曹丕特别不好。他没有理由为了曹植而去伤害曹丕。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向贾逵询问：“先王的玺绶何在？”我以为，他可能是自己想继位为王。曹丕当然很快就接到贾逵的报告，也很快就下令所有诸侯，包括鄢陵侯曹彰与临淄侯曹植，都各回本国（按照当时的制度，诸侯在所封的本国居住，“科禁甚严”。所谓“科”，是一条一条的规矩，例如，不得与别的诸侯有所来往或通讯，不得于未经请准之时，擅自进京或到魏国的都城邺县、求见皇帝或当政的“丞相、魏王”；也不得于言语上及行动上“非礼”。所谓“非礼”，包括喝酒过量，或酒后骂人，尤其是骂了“监国谒者”。监国谒者，在事实上等于是监视诸侯的“狱吏”，而诸侯等于是“待决之囚”）。
“封侯”，这是何等令人向往的一种享受！被光武帝封了侯的人，的确是活得很舒服。到了曹丕之时，这就不是滋味了。
曹彰在建安二十五年（也就是延康元年）曹丕继位以后，奉令去鄢陵县“就国”，在小地方当小诸侯（鄢陵侯）；正如别的诸侯一样，常常看监国谒者的嘴脸。
延康元年十月，曹丕篡位称帝，改国号为魏，改年号为黄初，以十月为黄初元年十月。
黄初元年只有十月到十二月，一共不满三个月。
次年，黄初二年，曹丕升曹彰为鄢陵公。又一年，黄初三年，曹丕升曹彰为王，封在任城，称为任城王。任城是今日山东省的济宁县。
黄初四年，曹彰奉旨准许进京。当时的京城已是洛阳（以前魏王国的都城是邺县；汉献帝的帝国朝廷在许县。曹丕篡位以后，定洛阳为魏帝国的京城）。
曹彰留在洛阳京城没有多久，便忽然于六月甲戌日死在“旅邸”之中。
《魏氏春秋》说曹彰是气死的，说他来到了京城，而皇帝曹丕不召见他，他坐了冷板凳，气死。
《世说》有另外一种说法：他陪曹丕下围棋，在卞太后的小楼之中。曹丕请他吃枣子；在枣子里放了毒药。曹彰中毒，想喝水。卞太后叫人用瓶罐取了水来，曹丕却叫人把瓶罐打坏。卞太后来不及穿鞋，赤脚，自己到井旁去汲水，又找不到汲水的工具。于是，曹彰去世。
《世说》与《魏氏春秋》的记载，均很难是“实录”；至多是传闻而已。传闻未必全无根据，而加油添醋，势所难免。“想当然耳”更是千古好谈他人是非的人的十分方便的口头禅。
我却也并无为曹丕洗刷之意。只是觉得他仅有“罪嫌”，而无“罪证”，我们不可以轻易判他一个杀害同胞兄弟之罪。
话说回来，在曹植所写的诔词里面，确有一些引人深思的暗示。这诔词，前面是小序，后面是诔词的本文。本文包括有下列几句：“孝殊闵氏，义达参商。温温其恭，爰柔克刚……如何奄忽，景命不遐。同盟饮泪，百僚咨嗟。”
奇怪的是，曹植别的典故不用，偏要提起那兄弟不和的神话中的参与商。曹植又大胆说出了“以（爰）柔克刚”四个字。这分明是说曹彰在生前委屈得很，用他的柔，侍候曹丕的刚（曹丕以前在曹操面前固然是温顺得很；后来做了魏王与皇帝，对诸侯与大臣很不客气）。
曹植诔词中的最有深意的八个字，是“同盟饮泪，百僚咨嗟”。在普通的情形之下，一个王爷死了，百僚与诸侯大家哀悼一番，也就了事。这曹彰死了，为什么同盟（诸侯）要把眼泪咽下肚里去呢？为什么百僚要“咨嗟”呢？因此我才敢说，曹丕是有杀弟的“罪嫌”（虽则罪证毫无）。
《世说》又一口咬定了，曹丕在毒杀了曹彰以后，随即又想除掉东阿王（曹植）。卞太后大怒，向曹丕说：“你已经杀了我的任城王，不能再杀我的东阿王！”
这又是谣言（写《世说》的人，对曹丕确有成见）。曹植是到了曹丕的儿子魏明帝曹叡当了皇帝以后，才在太和三年由浚仪王改封为东阿王。卞太后怎么会在曹丕的黄初四年，就称呼曹植为“东阿王”呢？
曹丕诚然一度对曹植也很不喜欢，却始终并未加以杀害。曹植屡屡向曹丕上万言书、献诗，要求给他一个带兵打仗的机会，可见曹植深知曹丕对自己并不“猜忌”。曹丕死了以后，过了六年曹植才死（曹丕死于黄初七年，公元226年；曹植死于太和六年，公元232年）。
曹丕对待曹彰、曹植以外的若干异母兄弟，也并不太薄。在黄初三年封了八九位作郡王，其后又续封了几个。
他尤其喜欢“环夫人”所生的曹宇。环夫人大概是娘家以环为氏，而本人十分聪明，所以生过了天才儿童曹冲以后，又生了一位其后成为“中牟王”的曹据，与这个被曹丕特别喜欢的曹宇（她前后和曹操生了三个儿子）。
陈寿在《三国志》魏的部分，说曹操一共有过二十五个儿子，不曾把曹操的“家乡老婆”所生的一个计算在内。
在曹操的二十六个儿子之中，至少有六个是生下来不久便死了（古时候的接生婆与产妇都不懂卫生，缺乏医药常识，而且当时也没有足够的设备与药品。所以婴儿生下来不久，得病而死的比比皆是。生下来能活上三天，便是“喜事”，要做菜请客或者请产妇娘家的人，称为“喜三”。生下来，竟然活上了一个足月，平安无事，就一定必须大请其客，称为“满月之喜”。婴儿最容易得的病，是“惊风”，其实是脑膜炎）。
天才儿童曹冲，活到了十三岁而死，也是属于“早夭”的一类。却不能称为“殇”。
一方面，是曹丕及曹睿把宗室诸侯管得紧，曹操的成打的儿子想表现也没有机会；另—方面，这些曹操的儿子，能力与智慧大概也相当平常。否则，为什么曹操自己没有把他们多加提拔呢？
曹操的若干儿子，到了黄初三年还不曾死的，都被魏文帝曹丕封为郡王或县王；只有一个例外，赵姬的儿于曹茂。曹丕只封他为乘氏公。为什么呢？因为此人“少无宠于太祖”，长大以后，又“性傲（人艮）”（即骄傲而又心狠）。
卞氏夫人在文帝之时做了“皇太后”，到了明帝曹叡之时，做了“太皇太后”。她以太皇太后的地位，为曹茂向明帝说情。于是，明帝在太和元年把他转封为“聊城公”，又由聊城公而晋升为“聊城王”。其后，他却也不曾犯有什么大过。
“犯”了过失最大的一位王爷，是孙姬的儿子曹彪。曹彪在黄初三年被曹丕封为弋阳王，当年改封为吴王，黄初五年改封为寿春县王，七年改封为白马王，明帝曹叡在太和六年又把他改封为楚王。
到了嘉平元年，司马懿既已迎立了齐王芳为皇帝以后，曹彪被人告发，说他与王凌和令狐愚二人同谋，想在许昌另立一个朝廷，由他当皇帝，与司马懿所操纵的洛阳朝廷相对抗。
因此，司马懿就用皇帝的名义，下圣旨给他，叫他“自图”，换句话说，叫他自杀。他也就乖乖地自杀了。
这位曹彪，究竟有没有与王凌及令狐愚同谋呢？有可能，但也许是冤枉。我个人的看法，是偏向于“冤枉”的一方面的。《三国志·王凌传》说令狐愚曾经派了一位姓张名式的，到“白马”去拜访了曹彪，曹彪也派人答拜。这怎么就可以成为曹彪参加造反阴谋的证据呢？
话说回来，他身为楚王，按照魏朝的法律，是不该与当时官居兖州刺史的令狐愚来往。来往了，就是罪。
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个案子，今弧愚倘若不是为了征询曹彪对于迎立他为皇帝的计划，是否同意，那又何必派人去白马联络呢？
那末，曹彪的罪状，是铁案如山了？倒也不见得。第一，王凌的案子暴露之时，令狐愚已死。这是“死无对证”的事。第二，曹彪早已在太和六年由白马王改封为楚王。楚的封地，就在王凌所驻扎的寿春。王凌或令狐愚何必舍近求远，派人到曹彪早已离开的“白马”呢？白马在河南延津县，魏朝的楚王封在楚郡，楚郡的郡治是寿春。王凌当时是以“太尉”的官衔，“都督扬州诸军事”，扬州的首县也是寿春。
这件曹彪与王凌、令狐愚同谋造反的案子，确是颇为蹊跷的，只有等待将来有什么“新证据”从地下被发掘出采再说了。
曹操的其他几个儿子，有一位曹衮，很喜欢读书，虽然文章比不上曹植，为人却谨慎小心，非曹植所能比（但是，也犯了一次禁，所犯的是：未经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