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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阿马罗是个孤儿，命运听任贵族的摆布，他进神学院学习，嗣后成为教士，都是按照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的遗愿强行安排的。
他被夺去了人的基本权利，不能恋爱、结婚，不能有家庭，不能有子嗣，失去享受天伦之乐的一切可能性。这一点，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察觉到作者对他的同情。阿马罗对教规的反感和厌恶也是显而易见的，伦之所以要牺牲爱情，根本原因是他留恋教士的权力，慑于舆论的压力和教规的惩罚。
另一方面，阿马罗也不合乎一般的“好人”的规范。他在生活中表里不一，一方面他对教规牢骚满腹，另一方面他又在极力宣扬教规，要人家遵守教规。他自己不愿冲破宗教的桎梏，也不允许自己的情人——阿梅丽亚去冲破教规。他为了维护个人的名誉、地位，不惜强迫阿梅丽亚去忍痛牺牲，甚至变相地杀害了刚刚出生的儿子。他反对教规，只反对那些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而对那些有利于他的权力、名誉和地位的教规，他不但没有反感，而且积极推行。即便对限制了他的基本人权的几条，他也不是站在进步的立场上予以否定，而是站在倒退和反动的立场上尚嫌不足而已，甚至向往着恢复中世纪宗教裁判所的权力：“使他伤心的正是这一点，即教会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正在缩小，教士的权力遭到削弱，这种权力仅仅限于精神方面，而对人的肉体、生命和财富却无能为力。这里所缺少的正是当年教会就是国家、教士就是属下所有教徒的世间主人的那种权威……他宁愿要古代那种开关地牢门的权力！”
阿马罗本人，既是教会的受害者，又是教会的中坚和支柱。作品对这个人物的双重性格与内心矛盾给予充分的揭示和描绘。这个人物既不是宫廷文学和经院文学中把教士描绘为神的那种形象，也不是浪漫主义文学中那种十恶不赦的教士。他与《巴黎圣母院》中的副主教克罗德·佛罗洛不属于同一类型。佛罗洛与爱斯梅拉尔达素不相识。对她，佛罗洛完全出于淫欲，相互没有什么爱情可言。佛罗洛为了得到灵魂的安宁，要么就强行占有爱斯梅拉尔达，要么就置她于死地。而阿马罗和阿梅丽亚相互间是在不断接触中产生了爱情。阿马罗并非去强行占有，而是阿梅丽亚情愿与他结合。他们所以不能成为眷属，是慑于教规和社会舆论。作者的意图非常明显，他给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是谁阻碍了阿马罗与阿梅丽亚的结合？作品与其说是在谴责阿马罗，不如说是在声讨教会，声讨社会。
按照作者“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确没有塑造什么英雄人物。我们不能把阿梅丽亚的未婚夫若昂·埃杜瓦多错当成英雄人物。当然，作品将他描绘成一个纯朴老实的青年。他在报纸上揭发了教士们的一些罪恶，无疑这也是正义的行为。他对阿梅丽亚爱情专一、至死不变，也值得敬佩。但是他的这些活动脱离不开当时的社会背景，正义行为之中就有不正义的成分。他要揭发教士们的隐私，只能投靠政府势力。戈丁尼奥博士最初将他的揭发文章视为至宝，借以打击教会势力。但是当政府势力与教会言归于好之后，埃杜瓦多则被他们出卖和摈弃。从这一角度来看，他最多只是两派斗争当中的一个小小的筹码而已。埃杜瓦多也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平日，他并不觉得教士们可恶可憎。只有阿马罗神父威胁到他与阿梅丽亚之间的关系时，他为了争回失去的爱情才去揭发。而且由于讨好了政府方面的势力，得到了更合适的工作和职位，为此他兴高采烈。这一切都表明了他的思想境界并不高，没有任何英雄的气质。
我们也不会认为印刷工人古斯塔沃是个英雄人物。他长期流浪国外，见多识广。与欧洲先进国家比较，他认为葡萄牙需要革命，并且在酒醉时，讲了不少革命的言词。但是，从他的言谈中可以了解到他对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前途认识得非常模糊，一心只等着西班牙共和运动的成功。他破口大骂教会和政府，但又提不出什么见解。虽然作者对这个人物没有去精心塑造，但是这个人物在当时的葡萄牙仍是有典型意义的。他证明了工人阶级本身是不会自发地产生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系统地传入葡萄牙之前是不会产生改变世道的英雄的。由此，更可以说明作者在当时提出的“打倒英雄！”的创作原则是正确的。这不是对现实主义的背离，而恰恰体现了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
《阿马罗神父的罪恶》不仅没有塑造英雄人物，而且将大多数人（包括教士）都描绘成教会的受害者或是教权与政权相互斗争相互利用的牺牲品。这种创作观点也是符合现实的。
葡萄牙在中世纪时期，宗教势力高于一切，皇权也要拜倒在教会的脚下，随着启蒙思想的兴起，社会上反教权势力的增长造成了皇权与教权平起平坐，平分秋色的局面。十九世纪开始，资产阶级兴起，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对封建的教权势力不断进行冲击。统治者为了维护权力，对教会势力有斗争又有联合。在这个总的形势下，无论是教士、信徒，还是亲政府的人们都是受蒙蔽者或是受害者。当然，由于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受害的程度也有所不同。全书人物当中，尤以阿梅丽亚受害最甚。这位涉世未深的闺秀在精神上和肉体上都遭到残酷的折磨。最后逼得她舍弃刚刚生下的儿子，自己也丢掉了性命。
对阿梅丽亚这个人物，作者把她放在现实的两种思潮的背景下，突出描绘她的各种矛盾冲突，使她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生动形象。阿梅丽亚生活在葡萄牙这个特定的社会。资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前夕，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封建的教权思想彼此在激烈地斗争和较量。反映到阿梅丽亚身上，她追求的是恋爱和婚姻的自由，向往的是纯真的爱情。这是资产阶级争取人权的思想的反映。而另一方面她又慑于教权势力，必须做出牺牲去维护她和阿马罗神父的名誉。她真心爱着阿马罗，但又不得不装作要与书记员结婚的样子。她曾想冲破宗教的束缚，与阿马罗远走高飞，但作为一个长期接受教会教育的少女，又缺乏勇气和信心。她对阿马罗一再让步，屈从于阿马罗的意愿，先是私通，后是到外地偷偷地分娩，舍弃亲生的儿子，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完成了一场爱情的悲剧。
作者对阿梅丽亚的种种思想矛盾描绘得非常真实和细致人微，使这个人物具有艺术的魅力，例如她决心与阿马罗神父私奔的一节，作品对她的内心斗争是这么描写的：“她度过了一个欲哭无泪、极度痛苦的夜晚。她对教区神父的爱情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不过她仍然痛恨他的懦弱胆怯。仅仅在报上含沙射影地提一下就把他刺痛了，就把他吓得在黑袍下面浑身发抖，甚至于不敢来看她——他就不想一想，她的名誉也同样受到了损害，虽然她在爱情上从未得到过满足！而正是他，用他的甜言蜜语和羞答答、矫揉造作的举止诱惑了她！可耻！她恨不得把他紧紧抱在怀里一一恨不得打他耳光。她胡思乱想，打算第二天就到索萨斯路去，把他拥抱在怀里，呆在他房间里不走，闹它个满城风雨，最后他俩只好远走高飞，离开这个主教管区……为什么不呢？他们年轻，他们身强力壮，他们可以走得远远的，住到另一个城镇去——这样一种甜蜜的生活前景，使她的想象力像脱了缰绳的马一样纵横驰骋起来，她想象着自己在这样的生活中将不停地亲吻他！由于她处在一种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所以在她看来，这样一个计划似乎非常切实可行，非常容易：他们将一起逃往阿尔加维；一旦到了那边，他马上就让头发长起来（到那时候他就更加漂亮了！），这样就谁也不会知道他做过神父；他可以教拉丁文，她可以出去替人家做针线；他们可以住在一座小房子里，里面最引人注目的东西将是那张床和床上那一对紧靠在一起的小枕头……在这一光彩夺目的计划中，她能想象到的唯一困难是，在离家时怎样才能使她母亲看不到她盛衣服的箱子！但是当她从睡梦中醒来，在光天化日之下再来看这些病态的决定时，它们便像影子一样消失不见了：现在，这一切看上去是那样的不切实际，而他和她又远远分开，仿佛世界上所有险峻难攀的高山都耸立在济贫院路和索萨斯路之间。啊！阿马罗神父已经遗弃了她，这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他不想失去他在教区内的权益，上司的器重……可怜的她！她觉得自己将永远不幸，永远失去生活中的一切乐趣。她仍然渴望着对阿马罗神父进行报复。”
作者就是用这样细腻的笔法将人物的内心世界全盘暴露给读者的，阿梅丽亚既有少女羞涩的感情，又有反叛严酷现实的思绪，对阿马罗神父既有爱的一面又有恨的一面。阿梅丽亚这个人物就是在矛盾的思想基础上被写活了。正因为阿马罗和阿梅丽亚这两个主要人物被塑造得如此逼真、细致和贴切，《阿马罗神父的罪恶》的反教会的锋芒非常锐利但又并不外露，可以说是以情取胜，避免了说教。在葡萄牙现实主义刚刚萌发的时期，能够摆脱稚气，写得如此成熟，这是非常难得的。很明显，我们可以察觉到作者在创作时尽量避免了当时盛行的边叙边议的手法。全书之中没有一句作者的评议，因此情节发展得非常自然，一环紧扣一环，全无作者主观雕琢的刀痕斧迹。尽管如此，作品仍然带有初期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作者并不完全以塑造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为满足，唯恐读者不能了解自己的创作意图，一定要想办法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