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开始非常认真地关心起他的教育来。
达莱格罗斯侯爵夫人在四十三岁时成了寡妇，每年都有一大半时间隐居在卡卡韦洛斯的庄园里。她生性柔顺，与世无争，懒散而仁慈，家里设有圣堂，对全路易斯教堂的教士们怀着虔诚的信念，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都花在教会的事情上。她的两个女儿所受的教育，既有对天国的敬畏，也有对时髦的追求，所以她们一方面虔诚之极，一方面又追随时尚；谈起基督的谦卑和布鲁塞尔最新的服装式样来都怀着同样的热诚。当时的一位记者曾经这样谈到她们：“她们每天都在考虑进天堂时的装束打扮。”
侯爵夫人从一开始便打定主意，要阿马罗做一名神父。他面黄肌瘦，身体单薄，为他选中的隐士生涯正是他所需要的：他已经喜爱上圣堂里的各种物件，而他的一大嗜好便是偎依在女人们的脚下，蜷缩在她们温暖的裙子之间，倾听她们谈论圣贤的事情。侯爵夫人并不想把阿马罗送到大学去读书，因为她觉得进了大学，他就会结交一帮坏朋友，并受到时下一些不信教、不敬神者的影响，跟着学坏。她的家庭神父教他拉丁文，大女儿唐娜·路易莎（她有着一只鹰钩鼻，喜欢读夏多勃里昂①的小说）给他上法语课和地理课。
①夏多勃里昂（1768—1848）：法国作家，消极浪漫主义的代表。写有中篇小说《阿达拉》、《勒奈》等，通过主人公所经历的苦难以及情欲与宗教信仰的冲突，宣扬宿命论思想。
像仆人们所形容的那样，阿马罗是“一具慢慢热起来的死尸”。他从不玩耍，从不在阳光下跳来跳去。他神经脆弱，常常有一种恐惧感，所以夜里她们总是给他点上一盏守夜灯，让他睡在孩子们的老保姆旁边。其他女仆把他打扮得像个小姑娘；她们觉得他长得漂亮，便轮流着抱他，吻他，搔他的痒痒；他在她们的裙子之间滚来滚去，接触到她们的身体，不时高兴得发出轻微的喊叫声。侯爵夫人外出时，这些女仆便在一阵阵格格的笑声中给他穿上她们的衣服；他因为生性怠惰，便听任她们摆布，半裸着身子，无力地闭起眼睛，感觉到两面面颊上都有一块灼热的美人斑①。除此之外，仆人们还在勾心斗角时利用他；她们往往通过他来表示她们的不满。就这样，他变得诡计多端，很不诚实了。
①十七至十九世纪，欧洲曾流行用黑色塔夫绸在妇女脸上做成黑斑以增加美感或掩饰疤痕，称为美人斑。
十一岁的时候，他开始在作弥撒时担任神父的助手，每逢礼拜六，他便把圣堂打扫干净。在这一天，他感到自己的任务很重要，一边干活一边高唱着赞美诗。他把自己锁在圣堂里，在灯火辉煌的供桌上把圣像虔诚地一一摆好，贪婪地吻着它们，口齿不清地对它们说着一些亲切而圣洁的话语。
他虽然一天天地大起来了，外貌却没有什么变化；他仍然是又瘦又黄；他从来没有尽情而自然地欢笑过，走起路来还是把手抄在口袋里。他懒惰之极，每天早晨总要仆人们花费很多时间才能把他从并不酣畅的睡眠中喊醒。他的肩部已经有点前屈，仆人们私下里都叫他“小神父”。
一个四旬斋前的礼拜天上午，作过弥撒之后，侯爵夫人突然中风倒毙，一命呜呼了。她在遗嘱中给阿马罗留下一笔遗产，并建议他在十五岁的时候进神学院，将来担任神职。她委托她的家庭神父利塞特负责监督她的遗嘱的执行。
阿马罗当时十三岁，被送至埃斯特雷拉他的叔父婶母家中。食品商是个大胖子，娶的是穷公务员的女儿。她之所以嫁给他，只是为了摆脱娘家的粗茶淡饭和家务劳动，并得到看戏的机会。在这里，阿马罗找不到他在卡卡韦洛斯所喜欢的那种充满了女性柔情的环境。他的婶母对他不理不睬，食品商则把他看作一个不得不收容的累赘，利用他在店里帮佣。两个人都嫌恶他；婶母叫他“洋葱”，叔父喊他“蠢驴”。他们甚至连他晚饭吃的一小片牛肉也舍不得给他。阿马罗变得更瘦了，每天夜里都要哭泣。
他知道，自己到了十五岁就必须进神学院。他的叔父每天都提醒他这件事，而他也慢慢地开始盼着这一天能早日到来，那时他就可以逃脱现在的处境了。
既没有人询问他的爱好，也没有人考虑他的天分。他们硬是给他披上了教士穿的白色法衣，而他因为生性软弱、逆来顺受，也就接受了下来，就像有人接受军装一样。不过话说回来，他觉得当神父也没有什么不好。他在卡卡韦洛斯的时候一直坚持做祷告，现在虽然不做了，但他仍然对地狱怀着畏惧，只是对那些圣贤已经失去了热情。不过，他认为那些在侯爵夫人家进进出出的神父都是些衣冠楚楚、举止文雅的人物，他们到处受到款待，跟贵族们一起就餐，从金制的鼻烟盒里取鼻烟吸；这职业对他很合适，他可以轻声地跟妇人们说话，可以收到她们用银盘子送来的礼物。有一天，一位曾在巴伊亚①做过神父、甚至还到过罗马的主教前来拜访他们。这位主教就很快活；在客厅里，他拄着金头手杖，擦过油的手上散发出科隆香水的气味，欣喜若狂的妇女们脸上带着入迷的微笑把他团团围住，听他用优美的声音为她们唱歌助兴：巴伊亚可爱的小混血儿，生在卡普雅。
①巴伊亚：巴西东部一州。
在阿马罗进神学院的前一年，他的叔父免除了他在柜台前的杂差，把他送到一位老师那儿去提高拉丁文水平。在阿马罗的一生中，这是他第一次获得自由。他穿街走巷，独自一人去上学。他看到了镇容，看到了步兵在操练；他躲在咖啡馆的门后面，读戏院的海报。他开始特别注意起女人来——由于他所看到的一切，他心中感到一种巨大的悲哀。他最感到郁郁不乐的时候是在放学回来夜幕降临之时。他的房间在顶楼上，屋顶上有个小小的天窗，他常常探身窗外，望着下面的街道。他沉迷在朦胧的想象之中，突然，从夜的黑暗之中出现了女人的身影，都是一段一段的，穿着雪白长袜、足登毛呢靴子的一条腿，或是赤裸到肩部的一只滚圆的手臂……这时，在楼下厨房里，女仆一边洗着盘子，一边在唱歌。她是一个胖姑娘，脸上长满了雀斑；他很想下去跟她厮混一番，或者坐在角落里看她洗盘子；他又回想起在街上看到的那些脚穿低统靴，身穿窸窣作响的裙子，不戴帽子的女人；从他的内心深处涌现出要拥抱什么人使自己不再感到那么孤独的懒洋洋的欲望。他觉得自己很不幸，考虑着要自杀。这时，他的婶母在楼下喊了起来：“哎，你怎么还不念书啊，你这个无赖？”
他感到很痛苦，但还是俯身读起李维①的作品来。他不时地打着盹，摩擦着双膝，漫无目的地把字典翻开来又合上。
①李维（livy，公元前59—公元17）：古罗马历史学家。著《罗马史》一百四十二卷，今存三十五卷。该书既是研究古史的重要文献，又是文学名著。西人学习拉丁文，常以此为读本。
他开始对教士的独身生活感到某种厌恶。因为学校里别的男孩子已经使他不健康的头脑中充满了对女人的好奇心和各种肮脏的念头。他偷偷摸摸地抽香烟，人变得更加西黄肌瘦了。
他进了神学院。开始时，那长长的、结有水珠的石头走廊，暗淡的灯光，围着高栏杆的狭长房间（之所以不砌墙壁是为了使学生不敢有少许怠惰），教士们穿的黑色长袍，强制的肃静，钟声等等使他心中充满了一种可怕的、令人沮丧的悲哀。但他很快就结交了一些朋友；他那漂亮的面孔很讨人喜欢。其他男孩子开始用表示亲昵的“你”称呼他，在娱乐时和礼拜天的散步中也开始让他参加他们的谈话，听他们讲述老师们的传闻轶事，听他们诽谤院长，听他们对神学院令人抑郁的生活悲叹不已。他们在言谈中几乎全都怀恋他们过去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从农村来的忘不了那一望无际、阳光普照的原野，忘不了收获季节脱玉米粒的情景（这时候，谁要是有幸找到一只黑色的玉米棒芯，便可以亲吻所有的姑娘），忘不了芬芳的草地上散发出蒸汽时他们赶着牛群回家去挤奶的情景；小城镇来的不胜惋惜地回忆起那些弯曲清静的街道（这是他们向邻家的女孩子飞眼传情的地方），那些愉快欢乐的集日以及他们学习拉丁文时的那些奇异经历。他们发现在这个用石板铺成的操场上，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弥补他们昔日的欢乐。这里树木稀少、高墙森严、只能玩玩单调的球类游戏。在狭窄的走廊里，在做晨思和上晚课的圣伊格内修斯教室里，他们感到窒息；他们羡慕所有的人，甚至那些地位最卑下的人，因为他们命中注定是自由的。
在餐厅里，当院长以他洪亮的声音开始单调地念起某位中国传教士的来信或是主教写给教区教友的公开信时，面对着很少的一份菜汤，有多少人渴望着吃上一顿家里的饭食啊——美味的鱼片，宰猪季节那在油锅里噬噬作响、不时还会跳起来的大块肥肉，还有那香喷喷、使人胃口大开的炒什件。
阿马罗离开的并不是亲爱的家人；他是摆脱了叔父的暴虐和婶母那张搽满香粉、令人生厌的面孔来到神学院的。但渐渐地，他也开始回忆起他在叔父家上学和放学时一路上的情景以及靠在商店橱窗上望着裸体的玩具娃娃出神的事儿来了。
然而，神学院的成规还是慢慢地把他这个没有鲜明个性的人培养成了一只驯服的绵羊。他按时做好规定的功课；一丝不苟地完成宗教上的礼拜仪式；他沉默寡言，胆小怕事，对老师们恭恭敬敬，学业成绩优异。
他始终不能理解那些虔诚的、热爱神学院的人，他们低着头，对着《效法基督》①一书沉思冥想，因为不停地祈祷把裤子的膝部也磨破了；他们在礼拜堂里因为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