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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给她写了一封长达六页的荒唐信，信中充满了热烈的恳求、抽象的论证、无数的感叹号和自杀的威胁。
第二天一早他便派迪奥妮西亚把信送去了。直到晚上，回信才由一个在农庄干活的男孩子送来。他迫不及待地撕开信封。信中只有这么几个简单明了的字：“我恳求你，让我安宁，让我静思我的罪孽吧。”
但他不肯就此罢休：第二天他又去里科萨拜访老太太了。他在唐娜·若塞帕的房间里见到了阿梅丽亚。她面色非常苍白；他在那儿的半个小时中，她两眼一直没有离开过她的针线活儿；他深深坐在扶手椅里，一直处于一种忧郁压抑的沉默之中，心不在焉地回答着老太太的问话，那天上午老太太特别健谈。
第二个礼拜，情况还是一样：一听到他走进来，她便急匆匆地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只是在老太太派热尔特鲁德来说教区神父先生来了，想跟她讲话时才出来。她来后把手伸给他，他总是发觉她的手很热；然后她便坐在窗口，拿起她那永远做不完的针线活儿，一声不响地缝起来，使教士变得一筹莫展。
他又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没有回信。
他发誓永远不再去里科萨；他要藐视她，但是在床上辗转了一夜不能入睡、脑子里一直翻滚着她赤身裸体的幻觉之后，第二天早上他又动身去里科萨了。一个每天看到他走过的修路工头，脱下油布帽向他敬礼，他不禁脸红了。
一个细雨蒙蒙的下午，他走进那座大房子时，正巧碰上了费朗院长，他正从门口出来，一边把伞撑开。
“喂，你在这儿啊，院长先生！”他说。
院长很自然地回答说：“你对此不应该感到惊奇，先生，你自己也是每天到这儿来的。”
阿马罗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气得浑身发抖地说：“请问院长先生，我来不来这儿跟你有什么夫系呢？这房子是你的吗？”
这种毫无道理的出言不逊触怒了院长：“你如果不来的话，那对每个人来说都有好处——”
“为什么，院长先生，为什么？”阿马罗大声喊道，他已经失去了对自己的控制。
这时，那位好人哆嗦了一下。他刚刚犯了一个天主教教士所能犯的最大的错误：他对阿马罗及其风流事件的了解是别人对他忏悔时讲的一桩秘密；他刚才表明他不赞成教区神父陷在罪孽中不能自拔，这违背了对忏悔内容保密的原则。于是他深深地一鞠躬，谦卑地说道：“你说得对，先生。我求你原谅。我刚才说话未经考虑。再见，教区神父先生。”
“再见，院长先生。”
阿马罗没有进里科萨的那幢大房子。他冒着越下越大的雨回到镇上。一进门，他便给阿梅丽亚写了一封长信，描述了他跟院长见了一面，对他横加指责，特别强调了这一事实，即他间接地泄露了一桩忏悔的秘密。但这封信仍像别的信一样石沉大海，杏无回音。
这时，阿马罗开始相信，对方如此坚决，绝不仅仅是出于悔悟之心或者是对地狱的恐惧。他想，肯定是她又有了新的情人。他心中充满了妒忌，于是夜间便开始在里科萨四周转来转去：但他什么也看不到；那座大房子里黑魆魆的，一片沉寂。有一次，他赶到果园墙边时，听到波亚埃斯公路上有人正在感伤地唱着《两个世界》华尔兹舞曲。那人影越走越近，一支雪茄烟的烟头在黑暗中闪闪发光。阿马罗吓了一跳，急忙躲进公路另一边一座被遗弃的农舍的废墟中。歌声沉寂了；阿马罗偷偷往外一看，看到一个好像是裹着一件薄薄的斗篷的人影停了下来，眼睛盯着里科萨的窗于在看。他又嫉妒又愤恨，正想跳出去向那人猛扑过去的时候，突然见那人又平静地向前走去，一边高举起雪茄，一边哼着歌：
你可听到远处山中的回声，
那令人恐怖的青铜的声音……？
原来那人正是若昂·埃杜瓦多。每当他经过里科萨时，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他总要停一会儿，忧郁地望一望“她”住在里面的那座房子的围墙。因为尽管他感到希望破灭了，但是对这个可怜的小伙子来说，阿梅丽亚仍然是世上最可爱、最珍贵的“她”。不管是在奥雷姆、在阿尔科巴萨。还是在他挨饿受冻流浪到过的其它地方，甚至在他像沉船的龙骨被海水冲上海岸似地漂泊到过的里斯本，他也一分钟没有忘记对她的柔情怀念；每当想起她时，他总会感到一阵甜蜜的痛苦。在里斯本那些辛酸痛苦的日子里——这是他一生中最失意的时候，当时他在一家默默无闻的事务所里做办事员，那座城市在他看来就仿佛是一座巨大的罗马城或当初以奢华淫靡著称的巴比伦城，人们熙来攘往，人声鼎沸，到处是冷酷无情的利己主义，他在那儿感到空虚，不知所措——他更加精心地培育这朵爱情之花了，到后来，它竟成了他的贴心伴侣。他心中一直保存着那个形象，同她进行着假想的对话，当他沿着漫长的索德里大道流浪时，他嗔怪着她给自己带来悲哀，使他衰老憔悴。这样，他便觉得自己不那么孤单了。
在他看来，这番感情正是他一切苦难的来由，使得他在自己眼中成了一个有趣的人物。他是为爱情而受难的人，这使他感到安慰，正像最初陷入绝望时，想到自己是宗教迫害的牺牲品使他感到安慰一样。他并不只是一个一般的穷鬼，由于偶然性、愚蠢、缺少朋友、厄运和一件打着补钉的外套便命中注定永远处于依赖他人的困境；他是一个有着伟大胸怀的人，只是由于一场带有一半政治性的爱情大灾难、一场家庭的和社会的悲剧，才在作了几番英勇的斗争以后，被迫随身带着一只装满契纸的发亮的皮包在一家家公证人的事务所之间奔波。命运使他变得像他在感伤主义小说中读到的一些主人公一样了。他睡的是乱草铺成的地铺，吃的是四个铜板一顿的饭食，过的是经常没有钱买烟抽的日子。这一切他却都归之于他对阿梅丽亚不幸的爱情和一个有权势的阶级对他的迫害。这样，他便凭着人性最本能的直觉，赋予他那些琐细的苦难一种高尚的起因。每当他碰到那些他认为是幸福的、乘坐着出租马车的人们，那些用手臂挽着美丽姑娘细腰的年轻人，那些衣着体面、去戏院看戏的人们时，他便想自己另有一种丰富的内心生活，他的不幸的爱情。这样一想，他就感到不那么悲伤了。当他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终于得到了能在巴西就业的允诺，并得到了去那儿的路费以后，他把自己即将作为一个移民的平庸经历理想化了，他对自己说，他将离乡背井，飘洋过海，因为专横的教士们和当局联合起来迫害他，因为他爱上了一个女人！
当时，看到他把衣服装进他的铁皮衣箱时，有谁会想到，几天以后他会又回到离那些教士只有几英里的地方，用燃烧着爱情之火的双眼盯住阿梅丽亚的窗口呢！是那位怪僻的波亚埃斯庄园继承人（其实他既不是波亚埃斯人也不是庄园继承人，他只是阿尔科巴萨附近的一个非常富有的怪人；他花钱买下了这宗原属于波亚埃斯某贵族家的古老地产，于是周围的人便给了他这个称号），是那位圣徒般的绅士免除了他海上晕船之苦和移民国外的风险。那是在他原定要出海航行的前一天，他仍在办事处上班时，两个人偶然相遇了。庄园继承人是他的老雇主努内斯的委托人，所以知道他那篇有名的通讯文章的原委，也知道他在大教堂广场攻击教区神父那桩引起公愤的事，打那以后他便对他非常同情。
事实上，庄园继承人对教士们怀有一种极度的仇恨，所以每当他在报上读到一篇犯罪的报道时，即使罪犯已经裁决并被判刑，他也总是认定犯罪的起因一定是个身披黑色长袍的教士。据说他对教士的这种深仇大恨就起因于他跟他的第一个妻子——阿尔科巴萨一位有名的宗教狂热者——之间闹的纠纷。当他在里斯本见到若昂·埃杜瓦多，听说他想出海远行时，他立即想到把他带到莱里亚，安置在波亚埃斯，让他负责教育他的两个小孩子，以此来狠狠地侮辱一下主教管区里的所有教士。他把若昂·埃杜瓦多看作是异教徒；这正好跟他的用无神论的思想教育两个儿子的计划相吻合。若昂·埃杜瓦多眼中含着泪水接受了这一重托：月薪、地位、这个家庭和住房都很令人满意……
“啊，先生，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思情！”
“我这样做只是为了使自己高兴！而且也是为了让那些卑鄙下流的恶棍们生气，我们明天就走！”
他们在尚·德·马卡斯一下火车，他就对并不认识若昂·埃杜瓦多也并未听说过他的经历的火车站站长大声说道：“我把他带来了，我带着他凯旋而归了！他要去猛击所有教士的面孔……如果有什么损失需要赔偿，那就找我来赔好了！”
火车站站长并不感到惊异，因为在这个地区人人都知道这位庄园继承人是个疯子。
他们到达波亚埃斯后的第二天，若昂·埃杜瓦多得知阿梅丽亚和唐娜·若塞帕在里科萨。他是从好心的费朗院长那里知道这一情况的。费朗院长是庄园继承人与之讲话的唯一的一位教士。他在家里接待他时并不是把他作为一名教士，而是作为一位绅士。
“费朗先生，”他总是这样说道：“你作为一位绅士我尊重你，但是你作为一个教士我却讨厌你！”
好心的院长微微一笑，他知道虽然这人极不敬神未免可笑，但在内心深处他却像圣徒一般善良，对这个地区的所有穷人像父亲一般慈祥。
庄园继承人还酷爱古书，辩论起来精神十足。有时候他们两人会就历史、植物学和打猎的方法等问题展开激烈的争论。当院长在辩论最激烈的时候提出一个相反的看法时，庄园继承人便会一下子站起来，在院长身边跳来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