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人哈伯特说：“一个父亲胜过一百个校长。”反言之，一个淫乱、骄纵、奢华而无教的皇帝，必然会濡染出暴殄天物、虎狠狼贪的不肖子孙。嘉靖帝因服丹中毒崩殂后，其子朱载重在位六载，也因荒淫无度而中年短折。十岁登基的万历帝朱翊钧，在亲敢后—便暴露出其从祖辈、父辈那里承传下来的贪多务得、荡检逾闲之本性。他日夜躲在后宫，美姬常拥，纵滔作乐，动辄大醉，醉后必怒，太监、中官，常因此而毙命于杖下。万历还抽鸦片，玩花鸟，更醉心于珠宝珍玩。他二十二岁时，便开始为自己修建被后人称为“定陵”的墓地。定陵动用工匠三万，历时六载，耗银八百余万两，这相当于当时全国田赋两年收入的总和。万历对钱财的奇贪，可谓敲骨吸髓，前无古人。这位曾二十五年不临朝的皇帝，尽管极少过问军国大事，但对“赵公元帅”，却比历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顶礼膜拜。他敕命赋官“税不止商”，连百姓走船行车、养鸡饲鸭、拦马圈牛、起房架屋，也必得交纳税银。税吏过处，“百用乏绝”，“十室九空”。万历这位无耻的皇帝，还全然不顾封建社会君臣之名分，竟然在宫中聚赌当庄家，赢臣下的银钱。更有甚者，他还暗示矿监们以探矿为名，到处开掘古墓，搜挖金银玉器等陪葬品，使富有四海的皇家，变成一群盗墓贼……
明中晚期皇权政治的极端腐败，必然会熏染着王府贵宵，浸染着六部九卿，感染着胥吏隶役。在九十九个贪官及享乐者面前，那不贪不乐的第一百个，便必会被视为“异端”。于是，整个官场便你贪他贪我也贪，不贪白不贪；我乐他乐你也乐，不乐白不乐。
封建王朝最看中的是一个“权”宇。朱元璋在开国之初，为防止藩王割据威胁皇权，在权力方面对诸藩王法禁彀严，使各藩王府几成一种政治摆设，而在俸禄方面又极优厚，朝廷还专门赐予诸藩王府乐曲、乐户，让藩王们在温柔乡中消磨掉政治野心。明中晚期，各藩王府无不过着“金钗象管，乐奏钧天”、“人乳蒸肉，牛心作炙”的靡丽生活。嘉靖帝好道，王公贵族们也大炼金丹。封国在武昌的楚王朱英炝，把大量金银财宝交付道士，以期炼出延年益寿的丹药。楚王府的前庭后院里，正殿偏宇旁，到处矗立着炼丹炉，整日烟熏火燎，使华美的藩王府俨似一座砖瓦窑……
三公六卿在贪婪及享乐方面，严嵩及其于严世藩，当为无出其右者。作为采花大盗的严世藩，称得上一日三餐有美酒，一夜三度做新郎。他在一年之内竟作践蹂躏美女多达九百六十余人。更为下流、卑污的是，严世藩还将与其交媾女子的姓氏、籍贯、身条容色及淫乱过程，俱写在纸上，并藏之金匣。后人将这种“性交记录”，斥之为“淫筹”……
封建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多是喝着儒家文化的乳汁长大的。儒学让人讲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们身上，不乏儒家提倡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使命感。当君王昏庸时，他们当中也不乏以死进谏的耿介之士。在明代中晚期，当丑恶像一个巨大的枢纽，旋转于皇权的天门时，面对权势那沉重的铁墙，士大夫那“济世拯民”之心，只能柔软得像一只只绣花枕头。于是，历来愿意承担精神导师的知识分子，便完成了一个由愤怒导致悲伤，由悲伤导致失望，由失望导致妒忌，由妒忌导致效仿的心路历程。袁宏遭公开喊出“打倒自家身心，安心与世俗人一样”的口号，表明当时士大夫阶层的彷徨、尴尬与无奈。当时的文入学子，大都与袁宏道的心境一样，致使享乐之风遍布士林。比袁宏道稍晚一些的明末著名文学家张岱，在“自为墓志铭”中，坦陈他有十二好：“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花鸟，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这惊人的直率之言，与传统士子的精神追求大相径庭。这“十二好”，与当今某些人“以情人多为潇洒，以没情人为傻冒”的公开标榜，颇有点儿异曲同工之妙。
当良知的火苗被皇权的魔爪掐灭，当心灵的珍珠被专制的磨盘碾成齑粉，当“文字狱”的铁钳紧紧钳住文入之口的时候，愤世嫉俗的兰陵笑笑生，只得借宋翰覆灭时留下的酒杯，以浇晚明时期社会黑暗的块垒。《金瓶梅》就是在这样的大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借古讽今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品。
清朝开国之初，因写《续金瓶梅》而蹲过大狱的山东诸城文士丁耀亢，在其《续》书三十四回中曾援笔发问：“（朝廷）没有廉耻，又说甚么金、瓶、梅三个妇女？即知西门庆不过一个光棍，几个娼妇有何关风俗？”五十八回中，丁氏又将笔锋直指封建皇权：“世上风俗贞淫，众生苦乐，俱要说归到朝廷士大夫上去……”
于耀亢的这两段诛心之论，当应是我们阅读《金瓶梅》时，打开兰陵笑笑生所设下的一个个迷窟的钥匙。
三
大运河是封建帝王享乐的产物。无心插柳柳威荫，隋炀帝抑威始料不及，他的这一“不仁之举”，却分后人开了“万世之利”。
当明代直通京都的运河疏浚凿通后，临清便成了守护京都的军事要冲，也成了保障朝廷和京都市民及北部边关部队供给的商品集散地。《金瓶梅》中多次写到的临清钞关，向由朝廷直派官员署理，说明当时的临清遍地是黄
金，简直可以用筢子去搂。《金》书中数度提及的砖厂，也是由皇宫直派宦官幸臣摄行。当时临清的运河两岸，有官窑近四百座，年产御砖千万余块，使北京成为是从临清运河上“漂来的城市”。其时，京城所需的绞罗绸缎且不说，仅北部边关的八十万军队，年需棉布就多达两千万匹，这又使临清“冠带衣履天下”。《金》书中还这样描写过临清码头：“……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辏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
据《临清州志》载，明代中叶，临清人口达百万，其中外来人口“十之有九”，可与当时的杭州比肩。万历年间，临清征收的税银占全国税收的四分之一。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当时的临清是何等的繁华：徽商浙贾，风从云集；晋客辽贩，趋之若鹜；酸子文臣，纷至沓来；三教九流，麜集鳞聚……当时临清的白昼里汹涌着生存竞争的激流；在夜间，巨宦富商、纨绔子弟所需的玩乐场所，临清也无不打点舒齐，又使得这座新兴商业城市的绿衣人踪，“夜夜此地飞千斛”……
斯时的临清，既是冒险家、投机者的掘金之地，又是富贵者、有钱人的享乐之域。
一个注定要发迹的人，当然不乏观察社会的机灵。他总能从急剧变化的世态世风里，像千眼神那样瞄准每一个随机应取的机会；也会像千手神那样，全面捕捉到大发横财的每个机遇。《金》书中的头号主人公西门庆，就是在封建皇权殿宇的腐木里，在资本主义萌芽丛中的缝隙中，骤然钻出的一株硕大的毒菇。
西门庆之父西门达，乃是一本小利徽的生药铺小店主，并未给西门庆留下大宗遗产。西门庆其人文不通翰墨，武也仅是花拳绣腿。作为一个地痞青蛇，他的身上没有任何优良品质的播种，除笃信“钱可通神”之外，再没有第二种教养。但他在结团伙、拉关系、跑官场、抱粗腿等方面，却是个无师自通的“天才”。在小本经营生药铺期间，他就通过巴结、贿赂县太爷，“专在县里管些公事，与人把揽事过钱”，甚至还管些“挑贩人口”的勾当。这种小索小取；零打碎敲，只能积累些许钱财。但要完成从“饶有几贯家资”到跻身“大暴发户”的跨跃，却仍比牵牛下井还难。
西门庆虽为一城狐社鼠，但“壮貌魁梧，性情潇洒”，且能口粲莲花，深得市井女子欢心。他原始积累的第一桶金，是从贩布商杨某的遗孀孟玉楼身上掘得的。这位“行过去花香细生，坐下时淹然百媚”的闺中旷妇，与西门庆见面交谈后，便不顾亲娘舅的百般劝阻，带着两个丫环，一个琴童，毅然决然地琵琶别抱。除相当可观的陪嫁品外，她还带给西门庆“现银上千两”，“好梭布三百筒”。西门庆用这飞来的横财，建起一个绸缎铺。
像西门庆这样的人，对财与色的占有欲，总会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当他从孟玉楼那里财色兼得的同时，也将贪婪攫取的目光，瞄向了“结义十兄弟”中的花子虚之妻李瓶儿。李瓶儿不仅从她叔公公花大监那里继承了万贯家资，而且还是一个秀色可餐的美娘。对女人，西门庆不仅是个在舌尖上甜言蜜语，肯用功夫的家伙；且在性技巧上，会施展各种能博得淫妇心痒难挠的花样。对西门庆玩女人时的十八般“武艺”，李瓶儿早有耳闻，且跃跃欲试。当她“送货上门”将西门勾到手后，西门那降伏女人的“龙马精神”，使她在肉体上获得了板大的满足。于是，她与西门联手，先是气死了丈夫花子虚；继而，又蹬掉刚刚招赘的蒋竹山，不顷一切地嫁给西门为六房。李瓶儿给西门带来的财产，巨矣，多矣。其中有“六十锭大元宝，共计三千两”，还有“四口描金箱柜、蟒衣玉带、帽顶绦环，提系条脱，值钱珍宝玩好之物”。另有花家的房产及李瓶儿私藏的珠宝、农饰无算。这又使得西门庆在原始资本积累的过程中，探囊取物般地挖得了沉甸甸的第二桶大金。西门仅用其中的少许银子，便新建起了当铺。
运气来了，城墙都挡不住。这正如即便将一个幸运儿抛进大海，他也会口衔着一条大鱼被风浪推回沙滩一样。善于结交官府的西门庆，早就和八十万禁军提督杨戬的亲戚陈洪结为儿女亲家。在李瓶儿的家资悉数流进西门家时，杨戬因受参劾使陈洪受到株连，酉门庆的女婿陈敬济来岳丈家避难，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