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表哥由高家回来，报告大家一件“新闻”说：
“高大爷跑到永安舞场去找唐琪，他相当客气地对唐琪说：‘表妹，大家都知道你是高家的表小姐，因而你干甚么都可以，快别再干舞女好不好？你要一定干舞女，能不能改个名换个姓？大家都有面子——’唐琪马上把脸一拉：‘谁是你的表妹？你们已经和我登报脱离了关系，我干甚么你们再也管不着！’接着，她又说：‘我唐琪坐不改姓行不改名。你要买票请我跳舞，或叫我坐台子，我都奉陪，因为这是我的职业；否则，我可没有闲空跟你多谈！’高大爷这趟可气得不轻，回到家来，一面跟高伯母大伙儿详细学舌，还一面不住地大骂唐琪是小泼妇！”
“哼，唐琪所说的话并没有错，”姑父接着说，“高老大这叫做自讨没趣儿！”
姑父的话，很出我意外。姑父虽然正直，但对于唐琪的同情，从未有如此露骨的表示。我似乎被鼓舞起无限勇气，我瞅着姑父脱口冲出来：
“姑父，唐琪的遭遇实在是值得人同情、援助的！”
我满希望姑父同意我的说法，甚而帮助我设想一种有效的，援助唐琪，解救唐琪的办法。可是，姑父却把面孔绷紧，严肃万分地一瞪我：
“醒亚，我郑重警告你：同情别人是可以的；但绝不可把自己拖到陷阱里去。唐琪是你今天救不了的！你懂不懂？”
我张口结舌，不知如何答辩。姑母却为我解围：
“你别对孩子这份神气呀！”她对姑父这么说，“醒亚是最听话的孩子，他对唐琪早就死了心啦，这两天我正托咐当初给震亚保媒的陈二爷与刘三爷，赶紧给醒亚提亲哩，他们说已经有了眉目——”
表姐跟着起，轻声对我讲：
“别不高兴啦，该请‘吃糖’喽！”
姑父和姑母走开后，我对表姊说：
“当初你是‘拥唐派’，现在你竟也变成‘中立派’了——”
“小弟，”表姊歉然地瞅瞅我，“我始终是同情唐琪的；可是爸爸的话也很有道理。同时，我也不希望你为唐表姊懊丧一生！”
姑母的话，竟真在两天后兑现。她拿给我一张陌生少女的相片，并且说热心的“保媒专家”陈二爷与刘三爷，已代为约好后天准在新开幕的中国大戏院包厢里，听马连良、张君秋
、叶盛兰的戏，同时进行男女两造“相亲”。
说真的，那相片上的少女，相当俊美，眉清目秀，嘴边还有一丝羞答答的微笑，姑母说她五官好，家教好，性情也一定好，大有不“相”也可“定”下之势；可是，我实在无心应命。我也曾一度动摇；认为唐琪既然可以跟捧“戏子”的男人交际，又可以任意被舞客搂抱起舞，难道我连另交一位女友的权利都没有吗？我是给谁守的这份“贞节”呀？我是要去中国大戏院的，我要叫唐琪和其它的人知道，除了唐琪，我照样可以获到女人或妻子！如果我能订婚、结婚，我还要特别请唐琪来“观礼”——然而，这种念头立刻就被自己的良知打消了。我奇怪自己怎么竟会产生出这种寡情的，愚昧的念头？唐琪有甚么值得我去报复的呢？她如果早已不再爱我，我的报复不是毫无意义吗？她如果仍爱我如初，我的报复不是太卑鄙太残酷吗？
我请求姑母，等我读完高中再谈婚姻不迟。姑母却坚持己见：
“大人不能骗小孩儿，当初你震亚大哥订婚时，我就答应过尽快地给你提亲的！”
“相”的前夜，我几乎通宵未眠——天破晓时，我偷偷溜出家门，径奔老龙头火车站，搭最早一班快车到了北平。
我给姑母留下一封短信，请她饶恕我这次的违命。我没有跟贺蒙留一个字，心中似乎愤愤不快地想着：
“你多在天津跟表姐谈几天恋爱吧！正好少要我这个‘命不济’的人‘夹萝卜干儿’，‘冲’了你们的‘’！”
三十
谁不喜爱春天，赞颂春天呢？
然而，我的春天是这么阴暗，这么凄清，这么寂寞啊。
回天津度过的春假，真如一场噩梦。更悲哀的是梦醒之后，摆在眼前的日子仍是一连串漫长的无止无休的辛酸岁月——
在这漫长的辛酸岁月里，唯一给我安慰，令我振奋的，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在平津一带的抗日除奸事件。华北汉奸头子王克敏在北平金鱼胡同被刺（虽然并未刺死，可也大快人心）
，伪华北准备银行总经理程锡庚在天津蛱蝶电影院被打死，伪天津市商会会长王竹林在天津丰泽园饭庄被打死，日本宪兵在天津东马路被打死，伪北平新民报编辑局长吴菊痴在评剧（崩崩戏）皇后白玉霜作陪的宴会后被打死，日本天皇派来的两名御钦差在北平东皇城根被打死——
这一串惊人的爱国行动，给全华北沦陷区的人民带来无限欢欣与信心！在兴奋之余，我极度感到愧疚：我也曾是一个那么热爱祖国，一心向往参加抗日工作的男儿；可是，我这两年多来，对祖国对抗日有何丝毫贡献呢？我已被爱情的困扰，摆布到这种可怜的颓废不振的田地！难道那些出生入死冒险犯难地干着地下抗日工作的小伙子们，竟是铁石人儿，毫不需要爱情吗？如果他们天天在爱情的纠葛与烦恼中度日，怎会再有心思、时间、精力去和敌人拚命呢？我时常抱怨老天爷不公平，又抱怨自己命不济，难道要他们去洒鲜血、掷头颅，而我却躲在一边坐等胜利，公平吗？难道一旦他们被捕就义，必须跟他们所爱的父、母、手足、女友、恋人或妻、儿，与世上一切永诀，只换得一个烈士头衔，是比我的命更“济”吗？ 我以企求赎罪的心情，渴望参加抗日工作；可是，我没有“门路”。
有两次深夜，日本宪兵和汉奸特务跑进我们的学校宿舍，我前后亲眼看到有三位同学被逮捕而去。那三位同学都是我平口相当熟悉的，只是一直不知道他们竟是抗日份子。我一面对他们肃然起敬，一面又责怪他们当初为何不吸收我也加入工作！他们三人一去便永远没再回来，我一面深深哀悼，一面又羡慕他们能够壮壮烈烈地死去，比我萎萎缩缩地活着痛快得多。我想获致一个有意义的死，而不可得。
转眼一年过去——当我读高三的时候——二十九年，一个天大的喜事意外地降临——去四川以后一直渺无音信的贺力大哥，突然神秘地回来了。
我和贺蒙高兴得手舞足蹈，争相紧抱着贺力大哥，在他的额头狂吻。我们又向他一遍再一遍地敬礼、鞠躬、拱揖，并且不住地把一切恭敬崇拜的名词或形容词都加在他的头上：
“伟大！勇敢！爱国志士！抗日英雄！青年人的灯塔，沦陷区的太阳！”然后，我们干脆把他高高地举起来，狂呼不已。
贺力大哥不许我们给他太多的赞美。他说：两年来，他亲眼看到的前线与后方的忠勇军民，才是应该接受赞美的人。随后，他便讲给我们一段又一段，似乎永远也讲不完的，那些军民创造的可歌可泣的事迹。他一讲就是半夜，讲得连连伸腰打哈欠，立刻就要睡着了，我和贺蒙仍不放松一个问题接一个问题发问。很快地，我们便学会了好多首。
我们又要求贺力大哥教给我们唱抗战军歌（这几年来听到的尽是令人厌恶的东洋调与糜糜之音呀）。贺力大哥真了不起，他居然会唱又会教。每逢我们三人碰面，若无他人在场，便立刻一起大唱起来：
鎗，在我们肩膀，
血，在我们胸膛，
我们来捍卫祖国，
我们要齐赴沙场——
向前走，
别退后，
牺牲已到最后关头——
亡国的条件，
我们绝不能接受，
中华的领土，
一寸也不能失守——
炮衣褪下，
刺刀擦亮，
冲锋的号响，
冲，冲过山海关，
雪我国耻在沈阳——
贺大哥不能长居北平，因为北平没有租界，不如天津比较容易掩护秘密抗日工作。无疑地，贺大哥必有使命在身；可是，他却对我和贺蒙守口如瓶，并且再三郑重告诫我们：绝不可对任何人泄漏他重返平津的消息，连我姑母全家也包括在内。
我一变“旧习”，几乎每周周末都回一次天津，和贺大哥见面、谈话、唱歌已成为我精神生活上不可缺少的课程。姑母见我回家回得很勤，非常高兴，我推说因为要请她宽恕我上次违命未去“相亲”的罪疚，所以才每周回家向她问候请安，聊尽孝心以赎前愆。同时，我还顺便禀告姑母，如果再给我“保媒”，我可又要被吓跑掉，不敢回来了。
贺大哥行踪神秘，有时我一连好几个周末，都白跑了天津，见不到他的影儿。我似乎有些失望；不过贺大哥在他这次回来第一天，就告诉了我：他绝对负责在我和贺蒙高中毕业后，立刻带我们到南方去。我全心相信贺大哥的诺言，我现在唯一期待的正是那一天的来临。
日子在平静与充满希望的心境中，似比往常过得更快，一晃我就要毕业了。就在毕业的前一个月，贺大哥告诉我：
“我们南去的交通线——由津浦铁路搭火车到徐州，转陇海路到商邱，再经亳州、十字河、双沟，到达中央军的防地界首——断了。因为由那儿来往的地下工作者、青年和商人日益增多，敌伪的刁难检查变本加厉，尤其发现学生身分的人，一律扣押，甚而杀害——”
贺大哥非常焦急，因为要走的不只我和贺蒙两个人，还有成百上千，甚至更多的爱国青年！贺大哥告诉我们：不管如何艰苦，他一定要克服种种困难，重新开辟一条新的交通线。
贺大哥到河南去了一个月。我们刚刚行了毕业典礼，他兴高采烈地回来了。原来他只身冒险深入伪皇协军防地，以民族大义打动了伪军头目的心，他们答应借路，甚至护送经由他们防区投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