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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这两类作品交互阅读，可以发现一个重要现象：那种曾经被绝对化的二元对立思维已被消解，具体说，就是阶级意识、党派意识逐渐淡化，民族意识、人性意识逐渐回归，传记人物不再按进步／反动、革命／反革命的标准作简单的分类，历史伟人毛泽东及其伙伴们不再是一味地“高大全”，人情化、人性化的描写大大增加，甚至达到刻意点缀的地步，国民党的领袖人物也不再是“妖魔式”的人物，回归于正常的“人”。这种写作观念上的变化，无疑是理性成熟的表现。
黎洁华的《戴季陶传》（广东人民出版社）就是这样一部作品。作为一个经历和思想极为复杂的国民党右翼核心人物，戴季陶一直被定性为思想险恶的反动分子，相当长的时间里得不到研究，是学术研究的一个禁区，而在台湾，他却是一个被肯定的历史人物。《戴季陶传》的作者用了整整十年时间，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将戴季陶置于中国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与融合的发展背景之下，对他各个时期、各个方面的思想和活动进行了深人的分析与评价，真实地展现了戴季陶思想的多变性、多面性和个性的复杂性，使人们看到：戴季陶的双重文化人格，他的进步与反动，他的变态心理，乃至他的悲剧性下场，无不系于那个动荡剧变的时代，从他身上，可以看出一类中国文化人的面影及其悲剧性的命运。与《戴季陶传》形成呼应的，是《胡适周围》（中国工人出版社），不同以往的传记写作路子，作者采取烘云托月的办法，将胡适置于各种重要的人际关系中，颇有立体感地彰显了他的人生历程和人格精神，发掘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史料，比如关于胡适与毛泽东的交往，胡适与茅盾的交往的讲述，让人耳目一新，作者沈卫威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我特别看重传主的书信、日记，而对其回忆录或自传所出示的历史材料，则有百分之五十的取舍保留。原因很简单，回忆录和自传中表扬与自我表扬的虚假东西（或者说文学成分）太多，传主对事对人已经取舍、文饰。”“我写传记，在看重书信、日记的同时，还靠脚下功夫，找当时人、知情者访谈，使史实互证、互见。因此每当关注一些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具体问题，或人物的特定行为时，多从史实的细部人手，把握内在的契机。”
少华、游胡的《林彪的这一生》是列人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排行榜前十五名的作品，此书初版于1993年，十年中重印六次，销售达21万余册。这种持续畅销的现象，反映了中国大众渴望了解历史内幕的愿望与好奇心。作者在《修订补记》里表示：当初写这部传记， “主要是想通过林彪从人到神、由神变鬼的可悲历程，探究这位山乡少年由功臣沦为祸首的原因，还原一个真实可信、立体可感的历史人物。”“十年过去了。十年内，随着改革开放的深人，党史研究更加活跃。在历史人物的研究上，包括在对林彪的研究上，国家有关部门公布了许多新的珍贵文献，老一辈的革命家披露了大量新的历史内幕，许多文史工作者探幽钩沉，又挖掘了一部分有独特价值的口述资料，进一步拓宽、丰富了人物研究的内涵，因此也有了对十年之前出版的小册子进行修订、补充的必要。”林彪作为老一辈中共领导人的“异类”，一位曾经给中国造成巨大灾难的历史罪人，关于他的传说和传奇故事尽管多如牛毛，在人们的心目中实际上仍然是一个谜。《林彪的这一生》的作者试图在这方面有所突破，叙述的态度冷静、客观，为该书的特点。林彪的性格，与他的人生经历、荣辱沉浮和历史功过的内在关系，得到了较充分的揭示。此书的不足，在于对中国现代历史缺乏一种整体上的把握和穿透，对林彪所处的环境与人际背景也缺乏真实具体的描写，让人感到一种隔雾观花的不足。
文人传记的收获
已故文化名人、艺术大师的遗婿撰写自传，是近年来传记文学写作的一道醒目的风景，已有作品中，有廖静文的《徐悲鸿的一生》，蒋碧薇的《我与徐悲鸿》，林沫的《建筑大师梁思诚》
等，都曾成为读书界的话题。2003年的此类出版物中，杨绛的《我们仁》和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值得一提。
有意思的是，《我们仁》也被列人了2003年传记文学畅销书前十五名排行榜，其实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我们仁》与排行榜中的其他作品都不同，它并不具备畅销书必须具备的那些特点，既不通俗，也不传奇。《我们仁》结构奇峭，写法独特，由三部组成，第一部《我们俩老了》，只有短短一千字，写钱锤书在世时扬绛经常遭遇的一个亲人失散梦，也就是钱锤书所言的“老人的梦”；第二部《我们仁失散了》以全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详尽地记录了这个“万里长梦”，似真似幻，朴朔离迷；这个梦又由三部分组成：一、走上古释道；二、古释道上相聚；三、古释道上相失。等到梦醒来时，作者发现“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直到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仁》，才开始通常意义上的传记写作，从1935年7月与钱锤书结婚后到英国留学写起，一直写到1997年女儿去世，1998年岁未钱锤书去世。扬绛以其特有的枯淡含蓄之笔，忆写了60年来与丈夫女儿相濡以沫的岁月，情意绵长，余音缭绕。开篇这样写到：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求，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锤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缓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仁是不寻常的遇合。（另起）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这是一种十分“私人化”的写作，主要笔墨用于亲情家事，甚至达到事无巨细的程度，而一旦涉及他人他事，下笔就变得谨慎而有分寸，历史风云、时代激流被有意识地淡化，留下了耐人寻味的空白，由此不难感受一个高级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疲惫和对未来的优虑。此书的分量，其实正在这种含蓄不露、貌似琐屑的描写中。文中写到解放前夕时，有一段话让人难忘： “我们如要逃跑，不是无路可走。可是一个人在紧要关头，决定何去何从的，也许总是他最基本的感情。我们从来不唱爱国调。非但不唱，还不爱听。但我们不愿逃跑，只是不愿去父母之邦，撇不开自家人。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r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我们仁》出版后，在读书界引起较大反响，《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中国读书商报》等报纸杂志均对此做了专门的介绍和评价，它的畅销，除了“名人效应”的因素，在于它深切地写出了历史的悲枪感与人生的无常感。
相比《我们仁》的平淡含蓄，高瑛的《我和艾青的故事》更具传奇性和饱满的生命激情。此书以数十篇随笔集合而成，叙述了作者与诗人艾青41年风雨同舟、相濡以沫的生活历程和情感历程，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艾青的私生活细节和文艺界的人际纠葛，作者质朴、泼辣、粗放的性格，和艾青艺术家的性情及其平凡的一面，在书中有鲜活的描写，尤其是艾青与高瑛的浪漫史，写得颇有力度和情韵。然而，此书的写作带有明显的“辟谣”动机与自我炫耀的成分。作者的宿友老作家文怀沙应命为此书作序，认为高瑛不仅是一个“轻财利、重感情的好女人”，还是一位杰出的诗人： “无须豪言壮语，摒弃五光十色，真诚、亲切，那是慈母般的温馨啊。不是壮美，而是优美。我们中国诗坛，这样的诗人并不多。正是由于成了艾青的妻子，高瑛的诗才委顿了，成为一个被埋没的诗人。艾青得到一个患难相处、心魂相守的好妻子；中国诗坛少了一颗明亮的星星。”高瑛的自述可以证实文怀沙的高度评价，她认为：艾青“就是自己的一部大作”。这种美妙的自我想像发自高瑛这种豪放强悍的性格，应当说十分自然。更何况，自我美化原本就是自传写作难以避免的俗套，所以，对这本自传的自我美化，不必大惊小怪，作者完全有这种资本。
艾青生前没有写过自传，按高瑛的说法，这是艾青“对过去的历史的宽容”， “俱往矣，就是艾青对待历史的态度”。这些说法，虽让人感受到了艾青的善良，却又不能不让人感到遗憾。这一点上，艾青比起巴金老，还是差一点。艾青受迫害的经历，包含着深广的历史悲剧与人性悲剧，从这个层面看问题， “受害”与“加害”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界限，其实，包括艾青在内的所有中国知识分子，几乎谁也没能摆脱这种命运（当年在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