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的作用。”在12月份，余开伟又在《作品与争鸣》杂志发表《致中国作家协会的公开信》，宣布进而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他在“公开信”中指出： “经过多年来的实践事实证明，中国作家协会体制确实已经僵化、过时和落后，中国作家协会及所属各省协会已经官僚化、衙门化、庸俗化，不适应改革开放新时代发展的需要。中国作家协会和所属省级协会只代表极少数既得利益者的权益，根本无法也不可能代表全国广大作家的权益。而且，中国作家协会和下属协会一样在发展会员工作上不断降低应有的严格标准和要求，致使许多文化界的假冒伪劣之辈混人中国作协，造成组织不纯，严重影响作协的声誉。中国作协对下属有的省级协会间题成堆、腐败严重的现象缺乏严肃有力的监督，反而进行无原则的庇护。”
稍后，上海“新生代”作家夏商，也向上海市作协递交了一份700字的《声明》，并宣布自己“从即日起退出上海市作家协会”。夏商称，“本人对自己系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的荣誉感已完全丧失。”他说，“从现在的会员名单来看，上海作协会员很大数量上谈不上是真正的作家，而只是上海作协会员而已。作家两个字的含金量在这里已经大打折扣。”差不多在同一时间，江苏作协会员、诗人陈锡民也宣布从即日起退出江苏作家协会。
10月10日，在国内外颇具影响力的山西作家李锐发表辞职和退会声明，宣布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同时退出中国作家协会，“今后不再参加任何关于省作协换届的工作，放弃今后关于省作协换届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放弃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资格”， “只保留山西省作协会员的资格。”与李锐一起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的还有实力派作家张石山。张石山在《弃裱褚书》的公开信里表示，“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职务，同时辞去山西省作家协会理事身份”；“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身份暂时保留。”为了澄清“种种传闻和流言”，11月15日，李锐又将一封《致文友公开信》，发送到文学界朋友的电子信箱，重申了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的决心。就“退出中国作家协会、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职务”一事，李锐拒绝任何形式的采访。在《致文友公开信》中，他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深感作协日益严重的官僚化、衙门化……在这种官本位的等级体制下，文学日益萎缩，艺术、学术无从谈起”；而作协的“换届选举成了被权力操纵的木偶戏，由此而引发的‘换届综合症’已经成为从上到下的严重流行病”。他表示，“以后我将把时间和精力更多地投人到文学创作当中去，履行好专业作家的职责，并照常参加各种和文学真正有关的工作和活动”。张石山也表示，“山西本来有很多优秀作家，但作协却没有起到真正的作用”；“我这个副主席，成了裱糊门面的，我不愿意替他们裱糊门面了”；“劳民伤财大动干戈选举换届产生的主席团，只能充任摆设，无所事事，就是一种不作为。毫不夸张地说，不作为，就是一种腐败，腐败之一种。”他们表示，辞去山西省作协副主席以及退出中国作协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同时也是由于现在的宽松气氛允许他们表现自我意志。李锐说：“我把多年以来的想法终于付诸行动。”
李锐和张石山的做法，在文坛激起了剧烈的反响。叶兆言、残雪、何立伟、陈村、刘亮程等国内外有影响的作家纷纷对此表示支持和敬意，并就这一事件的意义与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今年6月退出湖南作家协会的老作家余开伟认为，李锐和张石山的退出，是对自己和黄鹤逸今年6月和7月退会的实际支持，“他们的这种做法保持了一个作家的正直和良知。”叶兆言说。“我相信李锐这么做，是考虑到一个作家应有的尊严。作家是否伟大，另当别论，但是作家的自尊不能丧失。”陈村说，“李锐先生愿将更多的时间放在他的写作本业上，是非常明智的，要向他敬礼。热爱写作的人哪有那么多工夫陪人家玩哪个。”在这一事件中，作家协会的性质、作用及作协体制的改革也被尖锐地提了出来。陈村指出，“作协应是写作人自愿结成的社团，应是全心全意为作家服务的机构，而不是某些人领导别人或借作家之名自肥的组织。”何顿又联系文学现状指出，“一个作代会始终都开不下来，很令人恶心。”“作协主席由于也是一个官位，就会有人争夺。有些人，根本就不写作，也来争。”残雪也认为，“中国作协没有什么意思，退了好。不过我徽得退，嫌麻烦。”刘亮程也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早先若没人作协，如今也许没兴趣人了。既然已经人了，也就没兴趣退了。”
发生在2003年的余开伟、夏商、李锐、张石山等人纷纷退出作协的事件，既可以说是不期而遇的个人行为，也可以说是由诸多个人行为显示了某种倾向性的现象，反映了某些值得关注的问题。成立于1949年7月的中国作家协会（前身是中华全国文学工作者协会，1953年10月更名为中国作家协会），是一个中央部级的全国性人民团体，现有团体会员39个，个人会员6128人，基本上荟萃了我国文学界的人才精华。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随之成立的地方作协，原是中国作协的分会，新时期后，改为受各省、市、区省委宣传部直接领导的局级单位。作为联系全国与地方作家和组织文学创作的专业性团体，加人中国作家协会和地方作家协会成为其会员，是许多文学工作者所追求的一种荣誉。但毋庸讳言，从中央到地方的作协体制，长期以来积聚了许多矛盾和问题，日渐引起人们的不满，也越来越不能适应飞速发展的文学文化形势。把作协的职务等同于行政官员，既使得一些有权利欲的作家相互争权夺位，又成为中央和地方政府安排非专业官员的场所；与此同时，作协日益向行政化、衙门化发展，各种人事纠葛又造成种种人际关系的矛盾，从而使团结作家和组织创作成为空谈。对于体制内的作家形不成有效的组织与指导，至于这一体制之外的民间状态的写作者，就更在作协的视野领域与服务范围之外了。2003年间几位作家相继退出作协，实际上是用一种断然的措施向目前的作协体制表达不满与失望，现在的社会文化环境相对宽松了，这使得文学写作在体制之外的生存成为可能，也使得体制内的作家以他们所喜欢的方式表达个人意愿成为可能。这便意味着如作协现状得不到明显的改变，一些涌现出来的文学新人可能因为作协没有吸引力而不加人作协，还可能使已是作协会员的不满现状的作家继续退出作协。因而，发生在2003年间的作家相继退出作协的现象，的确应该引起包括作协在内的各级文学和文化领导部门的警觉与重视，并从中听取和吸取有益的意见和建议，以顺应民意和适应现状的切实改革，使这一体制得以更新和重现活力。
“木子美现象”引起争议
“木子美现象”，是指署名“木子美”的日记体作品《遗情书》在网络连载之后，一时间引起网坛内外广泛关注和激烈争议，作者也因此一夜成名和一炮走红的现象。这一现象的背后，涉及了网络作品的道德底线、“博客”与网络媒体的社会责任，以及怎样看待自暴隐私的文化行为等一系列新的问题。
木子美是广州某小资读物的女编辑，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毕业于广东某大学。2003年6月19日起，木子美开始在网上公开自己的性爱日记，当时访问量并不大。至8月某日，木子美在《遗情书》中记录了她与广州某著名摇滚乐手的“一夜情”故事。与已往的写作风格一样，故事以白描的手法，再现了她与这名乐手做爱时的大量细节。她在日记中直呼该乐手的真实姓名，并对其性技巧和能力进行了描述。此事一时在广州传媒界、音乐界及网络间广为传布，木子美由此“一炮而红”。随之走红的还有那个为她写公开日记提供平台支持、原本并不知名的网站。事发后，木子美曾迫于压力关闭日记一段时间，但重新开放后，访问量开始急剧机升，网民们发表了大量议论。木子美的这篇日记被迅速转贴到各大网站，又在网民间四处流传。在音乐界、传媒界及网络上引起极大反响。
从此，木子美被网民称为广东第一个“用身体写作”的女文人，而在网上寻找“木子美日记”的网民开始多了起来，《遗情书》成了中国博客最具卖点的网页之一。木子美其人也渐渐走人各类媒体的视野中，成了媒体竞相追逐的新闻人物。木子美有关性爱的大胆不羁的言论，也不断被披露出来。如关于男人，她说：“我重视男人的本来面目，那不是修身养性养成后的东西，或是可能随他身份变化的东西。所以有时候，我觉得男人脱了衣服都差不多” （接受《magazine名牌》杂志采访时语）。关于爱情，她认为， “爱是做出来的，忽然觉得。如果在性交时无比相爱，算不算也是种爱情？比之虚无缥缈，它看得见、摸得着，享受得到？？我很陶醉过程中的一切，落下的窗帘和窗外的景色虽然都很平庸，但我却能联想到《情人》那部电影，梁家辉和‘小杜拉斯’也是在下午。我们，真的想做完美的爱，虽然，实质是性交而已，但正因为还没有真正的感情纠葛，使得性交更具纯粹魅力”（摘自《遗情书》11月3日写与一位男人性交时的内容）。谈到她的生活和她对于与男女关系的看法时，她更是直言不讳地表示： “不需要工作时，会看看碟，上上网，或者去一些酒吧，碰到心仪的男人，可能会跟他聊聊天，喝喝酒，然后一夜情……因为不害怕，我轻易就能爱上一个男人，轻易就能跟他上床，轻易就能从他身边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