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维度，碰到问题的时候，总是想在现实里找答案，笨了。有一些问题是可以在现实中找答案的，有一些问题，尤其是精神问题，在现实中是找不到答案的，是与生俱来的，是永恒性的困境。那你怎么办？一个作家想让自己成就大事业，他的文学观就应该健全，残缺总是不行，他必须让自己努力回答一些超越性的追问，关于人生，关于宇宙，关于世界，关于我们精神的最终归宿，关于大自然，关于恐惧和绝望，没有这些精神性的命题，作品就提升不起来，就会被现实事象困住，就会成为没有任何活力和想像力的现实主义。
贾平凹：这是最难弄的，也是最困惑人的。我也常想，是汉民族文化里有了儒家的影响呢，还是缺乏真正的宗教的缘故？这个问题不是从骨子里就产生的，或者说从小就有了那种意识，拿我来说，只是后来在从事创作过程中才醒悟的。我们缺少先天性的东西，现在做这种思考，是社会发展到了这一步，人类生活发展到这一步才思考的。
谢有顺：现在都全球化了，我看精神危机也全球化了，别人要面临的恐惧感、绝望感、异化感，以及其他的黑暗性体验，我们都有机会享受了。现实这么具体、艰难，谁没有一点精神的危机感呢？这些命题最初虽然是由西方作家所发端，但它是人类性的命题，是一种人类的脉搏，你不接上还不行。比如，以前读卡夫卡的小说，觉得那是资本主义社会才有的异化感，现在我觉得卡夫卡在中国同样是真实的；以前读荒诞派戏剧，觉得那是西方人吃饱饭没事干才会有的感觉，可经历过“文革”的中国人，不觉得我们的现实比《等待戈多》里写的要荒诞得多吗？文学是人类性的，确实有共通的东西。
贾平凹：最困难的就是这个方面。比如说技巧，作为你写了几十年了吧，这些都是无关紧要了，我常想这和书法界的情况类似，学书法的学碑呀临帖呀，大家都那么练，都能写到一定的水准，所以你看展览，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总能看到好多书法家字写得都差不多，说好也好，但都差不多，书法写到一定程度，技术上的那一套都不重要了，最后比的就是精神境界。 （《南方都市报》2003年3月15日）
万方：浪漫是非常美的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空镜子》的热播，让万方的人气已经超出了她作为曹禺女儿的热度。爱情小说《香气迷人》，又让人们看到万方把一段平凡生活刻画得栩栩如生的实力。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笔者如约前去采访万方。敲开房门，万方那质朴而睿智、低调而大气的神态举止，一下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
赵：早先，人们比较习惯亮出你作为曹禺女儿的身份，你那时的感受如何？如今，这个“前缀”已经很少出现了，你会有不习惯的感觉吗？
万：我没有明显的逆反心理。有一段时期，我父亲身体不好，他出去时都是由我陪着，在某些场合，他常常被人围着。这个时候一般我都会躲开。有一次，父亲问我： “你为什么躲那么远？我还需要你扶着呢！”父亲在世时，我随时都可以与他交谈。父亲去世后，才感到还有许多话没跟他说呢，对他的思念很深。我是曹禺的女儿，父亲活着的时候，对我没有负面的影响，我不像有些名人的孩子，反应得那么强烈。现在我终于是我自己了，我想如果父亲地下有知，知道我今天变了，他一定会很高兴的。
赵：你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说过： “我对写作的那份情感，不像父亲曹禺那么纯，也不像他那么强烈，没有非写不可的那种激情或冲动。”作为专业作家，你的这种感觉是否会影响创作？
万：那是我早期的感觉，那时我真没有非写不可的激情或冲动，完全是顺其自然。如果非要问我那时写作的第一决定因素，可能就是因为我是曹禺的女儿。从小在家里就接触了那么多的书，4岁时就被父亲带到剧场看戏，可以说我一直都被罩在浓厚的文艺气氛当中，自然很容易对写作产生亲近感。到了现在，除了写东西，我已经成了一个不太会干别的事的人，写作已经完全成为我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我每天8点钟起来，就坐到电脑前面写，这就是我的生活方式。人的生活都有一种惯性，如果我现在不写作，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我很难让自己休息一个礼拜，一个礼拜在屋子里转悠肯定不行，所以就得写。在不断写作的同时，我的脑子里还积攒着很多其他的想法，好像形成了一套思维模式。我时常会有一种创作冲动，但这种冲动是否会有价值，一时还不敢肯定，需要时间的沉淀。过去在这方面曾经有过教训，看到一些人或事情，就有一种迫不及待的写作欲望，但写着写着自己发现并没有弄明白，冲动只是一闪而过。曾有两三篇作品，已经开了头，甚至写到上万字，又发现曾经被感动的感觉越来越模糊，只好放弃了。现在吸取这些教训，有些小冲动，就先记录下来，等一段时间，检验一下，看它经过了一些时日，甚至一年半载，如果它还存活在我的心里，还有力量再一次让我感动，那么我就会动笔把它写出来。可能是年龄的问题，年轻的时候容易冲动，如今岁数越来越大了，对冲动的把握能力自然强了。我认为，要写什么不用时刻想着，有生命力的东西会经常牵动你的神经，这是我写作的一条准则。
赵：《和天使一起飞翔》是你一个时期的代表作，用你的话讲，那时写的东西又重又狠，总是用死亡来收场，心里怀着很强烈的情绪。但近年的《空镜子》、《香气迷人》让读者感到了你的平和心境，是什么原因促使你的写作风格发生如此的转变？
万：在《空镜子》之前，有一段时间我的写作文风很用力，心也很重，而且写的都是比较强烈的东西。可到了《空镜子》，我发现自己好像到了一个转折，开始松下来了，知道写小说不能老那么用力，感觉应当再平和一些，更缓慢一点。《空镜子》应当算是完成了我写作上的一次转变，我开始能够平心静气地讲几个人的故事了。按说人年龄一天比一天大，写东西的心态也会越来越走向平实坦诚。如果说我以前创作时的内心感觉，就像是飞机在跑道上启动、加速、起飞的话，其中必然还掺杂着努力和挣扎的成分；那么到了《香气迷人》，就有点像飞机已经平稳升空，看什么、做什么动作，已经比较自如也比较流畅了。这种变化首
先应该说是时代的原因。我是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人，那时我十几岁，心里有自己的痛苦，还有从小到大、包括“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的一些不公正待遇，这些都会在我心里投下痛苦的阴影，曾经被压抑、扭曲的东西给我留下深深的烙印。当然被压得越深，也就越想发泄，体现在作品的题材上，也就越沉重。现在，时代给了创作者更多的自由空间，人们的思想情感和视野越来越散出去，就像广阔的水面，即使有波纹也相对平静一些。再有就是年龄的原因，也与个人的经历不断丰富、生活的内容越来越深厚有关，我年轻时嫉恶如仇、爱僧分明。可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我对人更理解也更宽容，我真的觉得每个人所做的每件事，都有其充分的理由。如果你设身处地站在对方的角度上，就能想明白那理由是什么。这种心态，现在已经成了我对所有人很固定的一种理解方式了。写作其实就是对人的理解，给人的行为找个理由，我越来越相信人的行为有理由。另外，在我自己的生活当中，也会遇到种种烦恼和痛苦。之后，我就慢慢悟出来，其实一个人身上最突出的优点，同时也正是他最大的缺点。比如某个人很懒惰、不进取，可翻过来想，他就可能心情比较平和、淡泊，与这样的人相处就比较容易。我情愿在写作过程中，给自己也给人生多留一点善良的期待和希望。
赵：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专业作家生涯的？
万：应该从我到部队文工团算起。我能够到部队，原因很简单，是我们那个部队的政委非常敬仰我的父亲，他认为我是曹禺的女儿，可能也挺能写的。那时的文艺是配合政治需要的武器，在部队文工团的创作应该算是政治任务。我从18岁到部队，后来的8年时间里，虽说写了一些东西，但那些东西对我后来几乎谈不上有什么帮助，只是积累了些生活经验。幸亏8年的时间不很长，离开部队后，我能够关注更广阔的领域，有更多的真实感受，我的作品个性。
赵：你觉得写小说和电视剧相比，哪一个更能表达你的思想？
万：肯定是小说。对于我来说，电视剧更商品化，剧本创作实际上要考虑方方面面的因素，会受到种种限制。小说相对来讲，商品化要少一些，更能表达我自己，但剧本创作对我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它会让我写出的小说更好看，同时影视也打开了我和更多观众交流的通道。
赵：你是善于写爱情小说的高手，那你对爱情持怎样的态度？
万：爱情这个题材在文学作品里是一个非常古老的题材，它很吸引我。当然作为一个女性，可能对于爱情和情感这方面，包括自身的经历，都会引起我种种感想和感受。一次我在电视里看到李阳讲“疯狂英语”，他特别痛心疾首地说：一些年轻人把时间浪费在谈恋爱上。但在我看来，谈恋爱是人生中最美丽的事。李阳发出的感慨，让我很惊讶，促使我写出了《香气迷人》。实际上对我来说，爱情是一个很严肃的，或者说很严重的话题。以我今天这个年龄，我仍然认为：如果人生活中没有爱情，人存在的价值就不大了，不管今天的生活是靠多少物质堆砌起来的，我们一天24小时需要多少东西来塞满，我们有多少享受，如果人的生命里没有爱情，最终的意义就失去了，这是我的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