样的支援，当然，也同时反过来支援它们。
（摘自《中华读书报》2003年2月26日）
谢泳：文学期刊应由大学来养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不久前在上海召开的讨论文学期刊相关问题的会议上，《黄河》杂志副主编、学者谢泳提出一个建议—有鉴于文学期刊江河日下，举步维艰的现状，由大学来接办文学期刊应是一条好的出路。此说甫出，便引起大家的关注。
谢泳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和繁荣实际依赖两个条件：中国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中国现代出版制度的形成。在上个世纪前半叶，中国的文学期刊如《学衡》、《文学杂志》等绝大多数是由大学教授来办的，作家协会办刊只是1949年以后的事。随着改革的深人，作协这样的机构可能会有一些变化。现在提出“让文学期刊回到大学里”这个说法是有根据的，并非妄者虚言。其原因有二：一是在社会不发生结构性变化的前提下，作家协会与大学联合，能在相当程度上缓解目前文学期刊的困境，特别是经济上的困境，因为现在大学的经费有保障；二是近年与当代文学研究相关的各种主要活动已明显向大学靠拢，从事文学研究的主要力量已基本完成了由作家协会、社会科学院向大学回归的过程。像汪晖、旷新年、陈晓明、蔡翔等一些当代知名的文学研究者都从这两个机构里回到了大学。同时，大学本身在一定程度上也意识到了作家的价值，也有让作家们来校工作的意愿与行动，如马原、格非、张生等已在大学里。这种评论家和作家都开始将大学作为自己主要活动场所的现象，其实表明了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主力的生存方式，已与80年代发生了根本变化。一言以蔽之，大学里办文学期刊，现在缺乏的既不是经费，也不是人才，而是合适的制度。文学期刊能否向大学回归的问题，其实不是一个如何具体操作的问题，而是一个涉及整个社会结构变革的问题。
针对“何类大学可办文学期刊”的疑问，谢泳解释道，让文学期刊回到大学里去，并不是说要每个大学里都办文学杂志。有些有中文系的大学反而不一定要办，倒是一些没有设立中文系的大学里可以办，技术性的问题是次要的，·关键是大家要努力做事，要有诚意。
（咸江南《中华读书报》3月1日）
韩石山：在斯德哥尔摩墓地凭吊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可怜我连深圳、海南都没去过，却要去什么斯德哥尔摩凭吊。
飞机越过波罗的海海峡，平稳地降落在斯德哥尔摩国际机场。游览市容之后，驱车来到西郊的一片墓地。一块块石质的墓碑，矮矮的突出在茵茵的草地上，有的高点，有的低点，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切都如我设想的那样。我在墓碑间的甫道上悄然走过，尽量不惊动这些异国的亡灵，我要去另一个地方，去看那些葬于此邦的我的同胞兄弟。
果然在这里。隔着一道疏疏的林墙，还有一块小小的墓地。瑞典真是个福利的国家，对这些中国的饿俘，和他们本国的无名死尸，给以同样的关爱。就是和那边有名有姓的墓地相比，也看不出明显的差异。草地荒芜些，墓石污秽些，那是因为极少有人扫祭，不能说待遇上有什么歧视。墓碑上没有名字，却嵌着一个个相片，我一看就认出他们姓甚名谁。莫应丰、张舷、路遥、邹志安、刘绍棠、王润滋、徐迟、公刘……我走过去，低下头，在他们墓碑前一一默哀行礼。这都是些中国的一流作家，他们的肉质尸首，埋葬在中国的某个地方，这里乃是他们精神尸体的栖息之地。我的心情陡地沉重起来。
自从上世纪20年代，一个又一个域外作家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构筑起中国作家的文学美梦，有多少优秀的，或不那么优秀却异常晓勇的中国作家，拼了全力，向着斯德哥尔摩发起长途进攻。
这是一幅惨烈的征战图。没有现代的装备，没有足够的食粮，甚至没有一双便于长途跋涉的皮靴，笔是他们惟一的利器，拐杖都是行走的累赘。只有手中的一支笔，或毛笔，或钢笔，就这么几乎是赤手空拳地上路了。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向西！越过哈隆克丘陵，向西！走过东欧平原，向西！前面的人倒下了，后面的人看上一眼，脚下不停，继续前行。多年后如果有人坐飞机，沿着这条路的上空飞行，临窗下望，当会看到，这里那里倒卧着一具具僵尸，有的已成了森森的白骨，前面仍然有翅超前行的身影。不管是倒下的，还是行走着的，脸都朝着西北方向。脚步可以紊乱，呼吸可以停止，心中的方位是不会乱的：在东经18度和北纬59度的交点上，有一个城市，它的名字叫斯德哥尔摩，市中心有座皇宫，那儿每年一度颁发一项世界级的文学奖，用的是一个炸药制造商的存款利息，署的也是他的名字，此人名叫诺贝尔！
正因为知道自己的同胞，有这样惨烈的远征，当上世纪的最后一年，瑞典皇家学院将这一奖项颁给一个叫高行健的法籍中国人时，我心里既悲伤又愤懑，不由得冷笑一声。这是又一个基辛格式的西方智慧，不应该说是西方诡诈。“美国政府注意到，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上海公报》上的这句话，轻轻地就把一个严峻的对立抹平了。一个世纪了，中国人应当得到一次诺贝尔文学奖，于是给了一个法籍的中国人，你能说他不是用汉语写作吗，你能说他不是中国人吗？
不论是怎样的结果，不管是怎么样的屈辱，我们还是要进攻，向着斯德哥尔摩，向着金光灿灿的诺贝尔文学奖的奖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我们神圣的方块字！
（摘自《河北日报》2003年3月7日）
蒋巍：“文学时尚化批判”的异议
《文学自由谈》2003年第5期
自2002年8月始，《文艺报》展开一场“文学时尚化批判”的学术讨论，醒目的大标题是“要文学，不要时尚。”2003年4月上旬，（文艺报）与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石家庄市联合举办了“文学时尚化批判高级论坛”，报道中以结论性的语气强调，“文学不能时尚化”……笔者以为，这些报道和结论不无偏颇和简单化，而且有点儿武断和专横的味道，似乎缺少点儿透明的新风尚。
文学时尚化的消极后果以及它所潜伏和预约的危险，被《文艺报》提到如此尖锐和严重的程度，在学界还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和学术问题来不得半点马虎和含糊，如何实事求是地评判、估价近年来我国文学创作中出现的时尚化现象，的确是一个需要讨论清楚的重大问题。所谓“化”，就是渐成风气的意思。时尚化既然已经成为“现象”、“趋向”，所涉及的就不是个别作家、个别作品，而是一批作家、一批作品。此外，这个问题所以重大，是因为在“如何评判”后面还紧跟着一个今后“如何对待”的问题，也就是说，这场文学时尚化批判不仅包含了形式、内容、话语、体裁、题材等技术层面的问题，更关系到新世纪中国文学的创作走向、发展格局以及我们的对策，关系到繁荣文学事业的战略思考与选择。学界必须给出一个科学、正确的结论，否则我们就有可能窄化作家的创作空间，遏制文学发展的生机，消解当代文学的魅力。
时尚是社会发生阶级分化后的产物，是在全社会有重要影响力的特定阶级（阶层）的价值观展示和个性表现。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里，它常常表现为一个时代或时期流行于青年亚文化群落的符号和装饰，试图以此标新立异、引人瞩目。时尚虽然是生活方式的浅表饰物，其实却内涵着深刻的政治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意义。它常常是社会心理趋向的风向标，是政治、经济、文化实力的标识，对社会发展趋势有某种隐含的指向。在信息发达的当代，时尚成为公众、特别是青年族群和注意力经济不断追逐的对象，不时还可以听到媒体声势浩大、此伏彼起的伴唱。时尚衍生和不断更新的动因不外乎以下三种：其一，急剧的社会变革。譬如解放初期列宁服的风行和“文革”中黄军装的时兴；现代生活的高度密集化与高度紧张感造成人们对乡村田园生活的普遍怀恋与回归。其二，新的科学发现或发明。譬如上世纪80年代初的青年拎着大录音机满街乱晃；卡拉OK的一度风行；现今手机样式的花样翻新；新材料的不断应用推动着时装的争奇斗艳。其三，人的好奇心理、从众心理及个性化表现欲望。譬如影视明星的服饰和举止所引起的追星族普泛化模仿；对发达国家、地区和白领阶层的生活方式的普遍羡慕与追逐；英语和港、台地区的俗语对大陆传统话语的侵人；近年来东亚青年染黄发的风潮等等。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时尚作为一个中性概念，它的发生与更新常常隐含着社会发展变化的内核，表现为对社会传统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模式的求新、求变、求异。展示个性、跟上新潮是时尚产生的根本动力。时尚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总是社会的前卫部分伸在前面探路的触角。尽管有时候时尚是与文明大势相悖而动的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饰物，或因远离使用价值而很快烟消云散，但从人类历史的总跨度看，时尚作为一定时代和时期的生活风尚，在展示社会发展的现代性方面，在反映新的社会精神气质方面，在传递社会主导思想或新兴意识的价值取向方面，在催生新事物、新气象方面，在激励和诱导社会创新指向方面，是有着重大和积极意义的。
历史在前进的时候总是不断更换时尚的外衣。文学作为时代和社会生活的映照，它必然并理应及时地和动态地展示社会从宏观到微观的种种发展变化，其中当然包括求新、求变、求异的现代性精神诉求和时尚化追求。文学从来不是状态而是过程，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