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30年前从某个城市来到这里，肯定有着不一般的经世遭遇，作者不是把读者的兴趣引向他们的隐秘，而是怀着极大的同情心去理解这两位孤独的老人，通篇小说看似平淡的叙述，却透出最温暖的人文关怀。这种人文关怀也包含着对心灵的叩问。须一瓜的《淡绿色的月亮》（载《收获》2003年3期）揭示了道德的脆弱性。女主人公芥子是一位道德完美主义者，所以她怎么也接受不了她丈夫在抢劫案件中没有丝毫
反抗的事实，从此无论红丝线纠缠于她的肉体时，她的内心再也荡不起幸福感了。麦家的《让蒙面人说话》（载《山花》2003年5期）反映的是军队保密和解密的特殊工作，作者并不炫耀这个题材的神秘性，而是要借此来破译人生的密码。陈二湖这个数学高材生进人破译所后，整个人生世界就改变了。在常人眼里，他是解密的高手，又是一名精神病患者。可是陈二湖的凿语很耐人寻味：“你肯定不是你，我肯定不是我。”也许我们就无法真正进人陈二湖的内心，不是他患了精神疾病，而是我们患了精神疾病。我想，这就是一名作家对心灵的叩问。小说中的人文情怀越来越具有一种身份认同的色彩，这一方面得益于一些有着切身体验的作家进人到小说写作，如荆永鸣写的“外地人”系列，作者本人曾是一位煤矿工人，由于生产不景气只好背井离乡（或者叫下岗），到京城来闯荡。他的“外地人”系列如《北京候鸟》（载《人民文学》2003年7期）显然融进了自己的生活体验，因此他与笔下的人物处在同一个情感世界里，与他们进行“零距离”的接触。另一方面，也缘于作家对于精英文化的质疑。所以，我们从小说中读到的人文情怀，就不再是一种怜悯、同情，而是申诉、发泄，读这样的小说就会在感动之余而让我们觉得汗颜。
孟繁华在讨论2003年的中篇小说时也涉及这方面的内容。他列举了一批表现最普通的底层生活的小说，如北北的《寻找妻子古菜花》、刘庆邦的《到城里去》、李洱的《龙凤呈祥》、熊正良的《我们卑微的灵魂》、陈应松的《望粮山》、杨争光的《符驮村的故事》等，认为“在这些小说中，作家一方面表达了底层阶级对现代性的向往、对现代生活的从众心理；一方面也表达了现代生活为他们带来的意想不到的复杂后果。底层生活被作家所关注并进人文学叙事，不仅传达了中国作家本土生活的经验，而且这一经验也必然从一个方面表现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文学观。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在强势文化以轰炸的方式向弱势文化地区强侵人的时候，这二努力和消息尤其给人以鼓舞。”（见孟繁华《犹疑不决的批评》，《中华读书报》2003年11月26日）洪治纲说吸引他的“是一些对人性卑微之处有着敏锐的体察并在叙事上以轻取重的作品”，他列举了叶弥的《猛虎》、魏微的《化妆》、艾伟的《小卖店》、余华的《朋友》等，他说：“这些作品在直面人性内在的悲凉与苦涩时，在展示生命存在的不幸与尴尬时，不是以正面强力凸显的方式，简单而草率地将之演绎为一个个暴烈的故事以获取话语外在的快感，而是小心翼翼的从人的尊严出发”。（见洪治纲《智性的叙事与内敛的表达》，《南方文坛》2004年1期）陈晓明也注意到小说中的人文情怀的变化。他认为这种新的变化正体现为一种新的叙事伦理的建构：“这种叙事伦理不再只是表达知识分子式的同情，也不只是精英主义的意义中的人道关切”，“也就是说，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或呼吁，不是‘通过’对他们的生活的表现而阐明某些知识分子的立场，而是把文学性的表现真正落实在底层民众的人物形象上面，在美学的意义上重建他们的生活。在苦难中写出他们的倔强，写出他们丰富而复杂的内心世界，给予他们的存在以完整性的审美特质。很显然，这是文学上更高的期待，如果没有恰当的文学性把握，没有真切而敏感的表现，那立即就落人虚假的陷阱。”（见陈晓明《在“底层”眺望纯文学》
深刻的现实感来自个人体验
我们一再要求小说反映现实贴近现实，但人们对于现实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事实上，有些小说只是貌似贴近了现实，却离现实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样的小说不过是选取了现实中的人物，地点，但并没有触及现实的本质，有时候还掩盖着现实的真相。如果说这类小说也包含着现实，那就只是穿了一件现实的外衣，而里面却是一具空洞的躯壳，它所缺少的正是“现实感”这三个字。现实感一定是作家对现实精神的体验和提炼。相对而言，目前的中短篇小说比长篇小说更具备一种现实感。
谈现实感，可以从贴近现实的描写变起，中短篇小说并不乏这样的作品。陈应松的《望粮山》在这类作品中应该属于上乘之作。望粮山是鄂西北一个贫瘩的山区，这里的农民是在一种无望的生死煎熬中苦苦挣扎。小说非常沉重地祖露了这种真实的生活场景，像抢食冰雹里的肉虫，像遭蛇咬的康保临死前赌一副香柏棺材，像主人公金贵寻找“天边的麦子”的经历，这样的故事简直闻所未闻，读到这样的生活场景，对于习惯了优雅生活的都市青年来说，将是一种情感上的残酷，也与他们头脑中的现实图像接不上桦。作者陈应松也说到，他过去也以为小说中的这些东西都是绝对的胡诌，“但当我挂职到那些偏远的地方去之后，我才相信了一切全是真的。谈不上良知、道义、责任感，我只想写真的，把小说写好，不违背现实，这才是我心目中的现实主义”。一个没有现实感的作家是写不出像《望粮山》这样具有深度的现实作品的，不要以为现实性是无足轻重的东西，它有时候离我们十分遥远。我就常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些呼唤现实性的调门最高的人，实际上是在演绎着“叶公好龙”的现代版本。《望粮山》提供了一种生活中存在的荒诞和魔幻，这种荒诞和魔幻绝不是纯形式和纯风格的，它恰恰是最具现实感的东西。
读《望粮山》这样的小说，很容易使我们的思路与“三农”问题的呼吁联接起来。“农民太苦，农村太穷，农业太没出路”，这也许是政治家、社会学家应该去解决的问题，作家并没有力量去解决，但作家会以另外一种方式进人，他们会关注在这个过程中农民承受的心灵冲击。刘庆邦的《到城里去》、张继的《告状》、张学东的《送一个人上路》等都可以视为这样一种关注的目光。当今，农民已经成为一个最缺乏竞争力也最受挤压的群体，但我们这个社会很难注意到农民的生存困境，也许正是有了一些充满良知和同情心的作家，我们才听到了农民的哀叹和呻吟，所以他们的这些小说就不仅仅具有文学的意义。而我更想表达的是，在阅读这些当代小说时，能够让我联想起唐代的诗歌“汗滴禾下土”，这或许说明了在这二者之间有一种精神的传承。当代作家自觉不自觉地继承了文学传统中优秀的品质，比方说，无论是“汗滴禾下土”的古诗，还是关注农民生存状况的当代小说，都共同体现出一种民本思想和平民情怀。
当然，如果仅仅从传统的继承来谈现实感有可能将这个问题进行粗暴的处理，甚至会违背我们谈论现实感的初衷。因为继承传统很容易成为一种公共话语的托词。所以我们若承认当代小说中所包含的现实感的深刻性，那么就同时应该意识到这种深刻性不是来自对公共话语的认同，而是来自个人体验和个人记忆的开掘。2003年的中短篇小说也为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佐证。严歌荃在2003年接连发表好几篇小说：《拖鞋大队》、《奇才》（载（上海文学）2003年9期）、《爱犬颗勒》（载《十月》2003年5期），小说的背景基本上都是“文化大革命”时代，但作者无疑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充分建立在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历史印象。这种个人经验，或者说个人记忆，与我们过去所说的个人化写作有所区别的地方就在于，个人化写作是力图把自己的心灵封闭起来表达一个完整的自我世界。而这种与历史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个人记忆却具有一种将历史与现实打通的穿透力。类似的小说还可以举出叶广荃的《广岛故事》、凡一平的（投降》、陈昌平的《汉奸》等。孟繁华也认为： “这些故事，有的是作家的个人记忆，有的仅仅是一道历史的风景。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作品并不是将尘封的过去作为奇观来重新展示，也不是怀有倒置历史的勃勃野心和价值判断，而在虚构的历史中着意挖掘和表现历史的劫难、人在历史过程中的无力无助、身不由己以及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短篇就是质量
谈2003年的中短篇小说有必要专门把短篇小说抽出来谈一谈。因为这一年有短篇小说写作回升的迹象。这一年相继有一些文学刊物倡导起短篇小说的创作。先有广东的《作品》推出“全国青年女作家短篇小说大赛”，后有《芙蓉》推出“全国短篇小说擂台大赛”。更让人惊喜的是，河南郑州的一家晚报《郑州晚报》专门辟出版面开展短篇小说的征文活动，并编发出一些精致的短篇，如红柯的《披着羊皮的狼》（载《郑州晚报》2003年10月23日）。从一定意义上说，短篇就意味着小说的质量。中国现代小说在诞生之初并没有中篇和短篇之分，但小说在发展过程中由于作者叙事的需要和读者阅读的兴趣，使小说的故事因素得到强化而不得不拉长篇幅，于是中篇小说就成为了一种独立的样式。但中、短篇小说应该由两大材料构成，除了故事因素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就是艺术意蕴。中篇小说由于把注意力放在故事因素上而忽视了小说的艺术意蕴，在一个中篇吃香的环境中，艺术意蕴被长期忽略，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