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我的画维持我的读书生活，”维安一笑，“画画反成了副业，也可以说，这不算画画，因为其中艺术创作的含量很低，只能说是生存方式，我用它换来生活费、住房画室和不需要工作的时间，或者说可以自由读书的时间，以及签证。代价是，这些年我毫无艺术成就，但，有什么关系呢，如果我自己并不在意？”他似乎也在问鲁易。
鲁易回答说：“本来期望通过艺术创作获得内心的自由；，因为我们是在专制社会长大，对于我们，艺术承担了不应有的重负，与艺术的关系中有许多扭曲，现在，你已脱离你曾经很熟悉的氛围，你开始反叛这种关系，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告诉别人，你应该这样或那样，况且你已在另外一个空间，无论你怎么描述，我没有身临其境，没有你的感受，但我知道，你在按你的内心需要生活，这是重要的，不接受任何强迫，这是我的原则。” ；
这是维安去日本以后他们之间唯一一次关于艺术和生活的讨论，这天鲁易从书架上抽出一本书送给维安，约翰·霍克斯的《情欲艺术家》，这本书书店的架上已找不到，在第70页上，有一句句子鲁易用红笔划出，“这样，这个永恒不变的旅行者缓慢地挪动着，在完全的黑暗中沿着心里的路走下去。”但是这并不说明维安在东京找到了幸福生活，或者说，他是在按内心需要生活，也许正相反，他更像一个丧失了追踪目标的猎人，拿着那管还在冒烟的猎枪，是那支饱蘸颜料的画笔，它腾空在画布上，空虚的，无力的，犹疑的，毫无动机和方向，可怕的是，那种一触即发的激情冷却了，无论是渴望还是愤懑，在挣脱心灵枷锁的同时，他的所要攀登的高峰在雾中消失，飞翔的梦收起翅膀，坠落了。
维安把笔搁回桌上，他打开冰箱，拿出啤酒，冰箱放满这些即将归于泡沫的饮料，喔，啤酒能算酒吗？它只是维安的液体粮食，也许还是精神食粮——它在填充时光流逝时呈现的空洞。以及，书架上的美学论著，研读理论著作竟成了维安的消遣，在东京的书店，维安不再为书籍的缺乏而烦恼，那些昂贵的精装本的美学著作，自由自在排列在他的画室的书架上，连书架也要最好的，是实木做的，在东京那是奢侈，站在空旷的画室，不知为何那些书和书架令他的画室更为空旷，他打量着他的书和书架，这比他的画更令他有成就感，这也是容易评价的那部分生活，东京的部分生活，向人展示时，它甚至还有几分自傲。
的的确确，维安已走出囚牢，自从他离开自己的城市之后，他把在异地的孤独旅程看作自我解放的过程，但是，解放也是解构的过程，过往追求的意义消解了，无论是他的艺术还是情感，突然露出空洞的内层。
然而，生活还在继续，不管有没有意义，生存是生活中最结实的那一部分，无法逃避永远迫在眉睫。那些来买他画的商人，看起来拙讷还有些委琐的上了年纪的男人，维安必须说服他们为他的画掏钱。但一开始，他们甚至听不懂他的话，那时候他喜欢向他们讲述这些画面所包含的意义，他们听不懂，他们问他：“你在说日语吗？”当然，我在东京渎了两年语言，两年研究生，用日语写过论文，我的语法准确，语词丰富。“太丰富了，所以他们不懂。”他的资助人丹次郎告诉他，然而丹次郎正是被他的书生气的古板的很中国味的日语迷住，他也同样被维安的模式化的、技巧多于想象力的外滩画面迷住。正是丹次郎的低程度的水准让维安看到了生存方式的多种可能性，不过，生存和生活不能等而视之，这才是问题所在。
维安终于发现他的才能正好够用来维持生存，要用它来建造有想象力的画面时就变得匮乏，维安告诉鲁易，“我在一个更加自由的空间才明白自己，我不是艺术家，或者，我才是个情欲艺术家，在专制禁欲的时代，我们是通过艺术形式来宣泄自己的荷尔蒙，或者说，是找到了一种替代的抗衡极权的方式，但现在，当我从所有的禁锢里解脱出来之后，我也突然丧失了想象力，我只是个平庸的画匠，从来就是，只是过去被所谓的反抗的激情遮盖了。”
与此同时，维安也放弃了他的情感追求，自从在东京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之后，这些年他甚至不再约会，没有属于恋爱关系的女朋友，夜晚他去居酒屋，他渐渐发现情欲已在那个地方获得满足。事实上，早在婚姻之前，他就经常上那儿消磨夜晚时光，他告诉阿宝说自己就像吸毒一样沉湎在其中，以致无法适应婚姻。或者说，在他的经验中，生活在东京这样的地方，爱情太昂贵，婚姻更是一种高成本的生活，他发现他负担不起。
居酒屋是爱欲的替代空间，它还是开放式的，维安宁愿付费，一个晚上一个晚上购买他渴望的温柔，怜悯，体恤……所有在坚硬的生活里得不到的柔软。“而这一切，不是没有，而是很难从我的爱情从我的婚姻里得到，或者说，刚刚得到就失去了。”
维安肤色白皙，手掌绵软指端纤细，这使他有一股女性的柔弱气质，美惠子说，外表柔弱的男人内心往往是冷漠的，他们的本能是退守，中国人喜欢说以退为进，可是日本人的哲学是以退为退，为何要进呢？后退，直退到角落，让别人成为中心，成为众矢之的，让自己低下去再低下去，被俯视而不是被仰望，被忽视而不是被重视，这时你才有自己的空间，完全不受打扰的空间。这是维安对日本哲学的解释。这么说，维安的气质更融合于日本文化，那种怀疑的、内省的、阴郁的、对自己力量永久性的失望。而美惠子的本能是，她知道如何给这样的男子以抚慰，她的居酒屋是他们冷漠的心获得温暖的暖房。
美惠子穿着和服，她玲珑有致的身体在和服里显得纤弱却也更加妩媚，维安这样描绘，和服令身体的线条平缓甚至消失，肉体显得含蓄，并直接影响了举止的节奏，缓慢起来，自律起来，却有一股蓄势待发的性感，具有想象力的性感。他说，穿和服的女人是温柔的，也是强悍的，美惠子越来越像日本女子，和服已成为她的第二身体，维安在上海回想，仍会怦然心跳。
他提到她的时候小心翼翼，却又有点情不自禁，那是在某个夜晚，他们三人坐在酒吧，那时，上海的酒吧屈指可数，集中在西区一带，那一带遗下不少买办的花园大洋房，也遗下旧日的生活方式，于是刚刚开放的城市夜晚立刻在这里找到空间，当维安在上海的夜晚有些惘然若失时，阿宝便把他和鲁易带到西区酒吧，白天阿宝就在这一带上班。
他们常去的那间酒吧在地下室，那天是星期四，正逢酒吧的Lady’s Day，这晚男士进酒吧要买票，而女士可免费，女士还可免费享用酒吧的酒，但她们需由男士带人，一名男士只可带一名女士。
可想而知酒吧的情景，那晚差不多是单身男人的节日，更确切地说，是到远东来寻找艳遇的白人单身男子的节日，他们带进来他们自己并不认识的聚集在酒吧门口的中国女人，那些活跃于夜晚各种场所的“专业女人”，不过，老外们对她们的身份难以辨别，她们打扮不俗，脸容清秀，笑靥迷人，满嘴英语单词，并且举止开放，老外们互相说，喔，上海，她不就是个西方城市吗？
那个夜晚酒吧烛光幽黯音乐激情气氛暖昧，维安问阿宝，这里还是上海吗？“当然，难道你希望是东京？”阿宝正忙乱地东张西望，打量突然拥进酒吧的不同女人，或者说是同一种女人，阿宝是这里唯一不搭调的女性客人，她的拖至臀部的长发披头散发盖了一身，穿着男式衬衫和背带裤，用咬口抽烟，她似乎比维安和鲁易更像那一类有些才华但颓废比才华更显眼的艺术工作者，虽然白天她穿白大褂在医院药房发药，“我有些奇怪今晚女人的数目好像已超过男人，她们是怎么进来的呢？”见维安与鲁易相视一笑，阿宝就有几分疑惑，“今天是单身男人的夜晚，我在这里是否妨碍了你们呢？”阿宝欲起以”（日语：亲切温柔）的抚慰，可以轻而易举卸下社会赋予的角色，在深夜低租金的酒廊暂时装扮孩子，追寻假想中的母爱，当然，也是充满肉感的境界，在日本，母性和女性原本就难以分离，“女人都是母亲，男人都是儿子”，他们的日语里有这样的形容。
美惠子的居酒屋叫“千语”，取自于邓丽君的歌名“千言万语”，当然演绎成日语已是另一番语境，也许只有维安能共鸣美惠子那一份怀念，不仅仅是对邓丽君，也是对他们曾经共同成长的时代在第一次倾听邓丽君时受到的近乎于休克的震撼，那柔软湿润情色的声音突然出现在金戈铁马的漫漫沙尘上的震撼，然而，这是他们各自十分隐秘的情怀，美惠子的居酒屋不提供关于“沉重”的记忆按钮，直到有一次，她听见，维安在居酒屋告诉那些日本人，“中国最好的音乐就是邓丽君的歌！”这位正在和客人应酬的妈妈桑给了维安凝重的一瞥，他们的视线正好相碰，就像烟花霹雳一声照亮了隐在黑暗的角落，这一刹那让他们彼此有了深切的认同，但美惠子立刻恢复了她的笑容，她到底是妈妈桑，她的职业笑容如此本能完美无懈可击，她的笑容是公共化的，属于所有的客人。
美惠子要到几年以后才会知道，维安这个男人唱邓丽君的歌竟也唱得伤怀入骨，在他们的关系更为深入之后，有些下午维安带美惠子去卡拉OK唱邓丽君的歌，他得知，在他们互相成为知己之前，在另一些下午，美惠子也常到卡拉0K店包下一间房，一个人唱邓丽君。
她是那些下午神秘的客人，把自己关进包房里唱着像小调一样单纯的歌，“不知道为了什么，忧愁它围绕着我，我每天都在祈祷，快赶走爱的寂寞，那天起，你对我说，永远地爱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