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你要得银质勋章了,”爱多亚对我说。“你会得到哪一种嘉奖呢?”
“我不知道。我也不知我会得勋章。”
① 马萨拉是西西里岛西部的一海滨城市,这里指该地区出产的白葡萄酒。
② 患枯草热的人,容易伤风流鼻涕。
③《托斯加》是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1858—1924)的杰作之一;1900 年首次演出。
“你会得到的。科伐的姑娘们到那时候一定把你看做了不起的。她们都会以为你杀死了二百名奥国兵,或者单身占领了一条战壕。嗯,为了得勋章我得奋发图强。”
“你已经得了几枚,爱多亚?”副领事问。
“他什么都有啦,”西蒙斯说。“战争就是为他这种人打的。”“我应该得两枚铜质勋章,三枚银的,”爱多亚说。“但是公文上说只通过一枚。”
“其余的怎么啦?”西蒙斯问。
“战役失利,”爱多亚说。“战役一失利,所有的勋章都给压下了。”
“你受了几次伤,爱多亚?”
“三次重伤。我有三条受伤的杠杠。看见吗?”他把袖管扭过来给大家看。所谓杠杠是黑底上三条平行的银钱,缝在袖管的布料上,在他肩头下八英寸的地方。
“你也有一条,”爱多亚对我说。“佩戴这东西真好。我认为比勋章好得多。相信我,小伙子,等你有了三条,那就显得你有能耐啦。你要受了得住院三个月的重伤,人家才肯给你这种杠杠。”
“你哪儿受伤啊,爱多亚?”副领事问。
爱多亚拉起袖子来。“这里,”他给我们看那深深的、光滑的红疤。“还有这儿腿上。这我可不能给人家看,因为我打了绑腿;还有在我脚上。我脚上有根死骨头,到现在还在发臭。我每天早晨捡些小骨头出来,不过还是时时发臭。”
“什么东西打中了你?”西蒙斯问。
“手榴弹。那种马铃薯捣烂器①。把我一只脚的一边全炸掉了。你知道那种马铃薯捣烂器吗?”他转而问我。
“当然啦。”
“我看着那狗杂种抬起手来扔的,”爱多亚说。“我一下子给它炸倒了,我当时以为这次准死了,想不到那些该死的马铃薯捣烂器里头并没有什么东西。我就用我的步枪打死了那狗杂种。我随身总带着一支步枪,叫敌人看不出我是个军官。”
“他的神情怎么样?”西蒙斯问。
“他只有那么一颗手榴弹,”爱多亚说。“我也不懂他干吗扔它。我猜想他大概只是一直想扔罢了。大概他还没参加过实在的打仗。我一枪就把这狗杂种结果了。”
“你开枪的时候,他是什么神情?”西蒙斯问。
“见鬼,我怎么知道,”爱多亚说。“我开枪打他的肚子。打他的头我怕万一打不中。”
“你当军官有多久了,爱多亚?”我问。“两年了。我快升上尉了。你当中尉好久了?”
“快三年了。”
“你当不上上尉,因为你不够熟悉意大利语,”爱多亚说。“你只会讲,看和写可不大行。要当上尉你得受过相当的教育。你为什么不进美国军队?”
“我也许要转过去。”
“我倒盼望老天爷肯让我去。哦,好家伙,一个上尉官俸多少啊,麦克?”
① 指9 英寸长的德国木柄手榴弹。
“我不十分清楚。大概总在两百五十元左右吧。”
“耶稣基督!两百五十元,我花起来太舒服了。弗雷德,你赶快转入美国军队吧。看看有没有法子也把我拉进去。”
“好的。”
“我能用意大利语指挥一连兵。改用英语指挥,我学起来很容易。”“你将来会当上将军,”西蒙斯说。
“不,我的知识不配当将军。一位将军得知道许许多多的事情。你们这些家伙,以为战争等于儿戏。老实说,你的脑子还不配当名起码的中士哪。”
“谢谢上帝,我还不至于非当兵不可,”西蒙斯说。
“人家要是把你们这些逃避兵役的都抓起来,那你就怕要当兵了。哦,好家伙,最好你们两位都到我那一排来。麦克,你也来。我派你当我的勤务兵,麦克。”
“你人倒不错,爱多亚,”麦克说。“但是你恐怕是个军国主义者吧。”
“战争结束以前,我一定要当上校,”爱多亚说。
“要是人家不把你打死的话。”
“人家打不死我的。”他用拇指和食指摸摸他领子上的徽星。“你看见我这一动作吗?谁一提起给打死的话,我们便摸摸我们的星。”“我们走吧,西蒙斯,”桑达斯说,站了起来。
“好。”
“再会,”我说。“我也得走了。”根据酒吧间里的时钟,已经是六点差一刻了。“再见,爱多亚。”
“再见,弗雷德,”爱多亚说。“你就要得到银质勋章,这倒是个很好的消息。”“我还不知道是否拿得到。”
“你稳拿得到的,弗雷德。我听说你是稳拿得到的。”
“好,再会,”我说。“多多保重自己,爱多亚。”
“你犯不着为我操心。我既不喝酒,也不乱搞。我既不是酒鬼,更不是嫖客。我知道什么对我有益处。”
“再会,”我说。“听说你快要被提升为上尉,我很高兴。”“我也不必等待人家来提升。我单凭战功就可以当上上尉。你知道。领章上三颗星,上面有只皇冠和两把交叉的刀。这才是我。”“祝你运道好。”
“祝你运道好。你什么时候回前线?”
“快啦。”
“好,哪天我来看看你。”
“再会。”
“再会。别上当。”
我走上一条后街,那是条直达医院的近路。爱多亚现年二十三。由旧金山一位叔父抚养成人,战争宣布时他恰巧回到意大利的都灵看望父母。他有个妹妹,以前同他一道上美国,住在他叔父那里,今年要从师范学校毕业。他是个地道的英雄,人人见了他都讨厌。凯瑟琳每每忍受不住。“我们也有我们的英雄,”她说。“但是一般地讲,亲爱的,人家安静多了。”
“我倒不在乎。”
“我对他也不在乎,只要他别那么自负,那么惹人讨厌,真是讨厌透了。”
“他也惹我讨厌。”
“你这么说,太好了,亲爱的。其实你也不必附和我。你能够想象他在前线时怎么样,你也知道他是多么能干,不过他太像我所不喜欢的那种男人。”
“我知道。”
“你知道,你真太好了。我也想试试喜欢他,不料他真是个讨厌又讨厌的家伙。”
“他今天下午说快要升上尉了。”
“这也好,”凯瑟琳说。“这总该叫他高兴高兴吧。”“你岂不喜欢我也升级吗?”
“不,亲爱的。我只要你的军衔可以进进比较好的酒家饭馆就行了。”
“我现在这一级恰巧就是。”
“你的军衔好极了。我不要你升级。那样怕会使你傲慢起来。哦,亲爱的,我十分喜欢你并不自高自大。你就是自负,我还是会嫁给你的,不过丈夫不自负那就太平多了。”
我们俩正在阳台上轻声谈话。月亮本来应该上升了,可惜城市上空罩了一层雾,月亮没有露出来,过了一会儿,下起纷纷细雨来,我们只得回房间去。外边的雾转成雨,一会儿雨大起来,我们听着雨打在屋顶上,仿佛擂鼓似的。我起身走到阳台门口站一站,看看雨打进来没有,原来并没有打进来,于是我让门仍旧开着。
“你还碰见了谁?”凯瑟琳问。
“迈耶斯夫妇。”
“那是一对怪物。”
“他本应当关在美国监牢里。人家却让他到国外来死。”
“而且幸福地住在米兰,直到永远。”
“怎么幸福也难说。”
“坐过牢的人,这种生活总算是幸福的吧。”
“她要送些东西来。”
“她送来的东西很棒。你是她的宝贝儿子吗?”
“是其中的一个。”
“你们都是她的宝贝儿子,”凯瑟琳说。“她偏爱这些宝贝儿子。你听那雨声。”
“雨下得很大。”
“还有你是不是永远爱我?”
“是的。”
“就是下了雨也没有差别吗?”
“没有。”
“这很好。因为我怕雨。”
“为什么呢,”我昏昏欲睡。外边雨潺潺下个不停。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一向是怕雨的。”
“我喜欢雨。”“我喜欢在雨中散步。但是雨对于恋爱总是很不利的。”
“我永远爱你。”
“我爱你,不管下雨也好,下雪也好,冰雹也好——还有什么别的没有?”
“我不知道。我看我想睡了。”
“睡吧,亲爱的,不管怎么样,我总爱你。”
“你并不当真怕雨吧?”
“同你在一起就不怕了。”
“你为什么怕雨呢?”
“我不知道。”
“告诉我。”
“别叫我说。”
“告诉我。”
“不。”
“告诉我。”
“好吧。我怕雨,因为我有时看见自己在雨中死去。”
“哪有这种事。”
“还有,有时我看见你也在雨中死去。”
“那倒是比较可能的。”
“不,不可能,亲爱的。因为我能够叫你安全。我知道我能。但是没人能够救自己。”
“请你别说吧。今天夜里我可不要你发苏格兰人的怪脾气,疯疯癫癫的。我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会长久了。”
“不,可我本是苏格兰人,本是疯疯癫癫的。不过我不发作就是啦。这一切都是胡闹。”
“对啦,都是胡闹。”
“都是胡闹。只是胡闹。我并不怕雨。我并不怕雨。哦,哦,上帝啊,但愿我真的不害怕。”她哭了。我安慰她,她停止了哭泣。但是外边的雨还是漫漫地下着。
有一天下午,我们到跑马场去。弗格逊也去,还有克罗威·罗吉斯,就是那个给炮弹雷管炸伤眼睛的青年。中饭后,姑娘们去打扮换衣服,克罗威和我则坐在他病房的床沿上,翻阅赛马报纸,研究各匹马过去的成绩和今天的预测。克罗威的头还扎着绷带,他本不关心赛马,只是因为闲来无事,才经常阅读赛马报纸,注意每匹马的进展变化。他说今天的马都不好,但是我们只有这些马可赌赛。老迈耶斯喜欢他,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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