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冈山，次日，会同公安局干部及驻山串连的红卫兵等二十余人，前往实地进行了
现场勘察和尸体检验。
尸体位于井冈山大井四方斜的高山密林无路可行之深山中：四周无任何挣扎和
搏斗痕迹，距尸体不远的小山坡上，有死者衣服一件，解放鞋一只，衣服口袋内有
学生证、串连证及草根、小竹笋等物。据上述证件表明，死者名叫谢新国，男，系
上海市革命二中（原金陵中学）的学生。
二、检验
1。外表检查。尸体仰卧在深山沟里，两手展开呈半握状。左脚穿着解放鞋一只，
弯曲在右脚小腿下，右脚直。赤脚。黑发，发长七厘米。衣着从外到内是：上穿蓝
工人服一件，红、蓝色毛线衣一件，红绒衣一件，米色毛线背心一件，白棉毛衫一
件，米色衬衣一件，白色汗衫一件；在米色衬衣左胸小口袋上，用蓝线在中央横缝
一道线，口袋内用一条小花手帕包有人民币十元，全国粮票三十斤。下穿咖啡色旧
长裤一条（右口袋内有小花手帕一条，弹弓一只，吃过的高粱秆残渣三节，左口袋
内有咖啡色尼龙袜一双），麻色长裤一条，米色毛线长裤一条，咖啡色棉毛长裤一
条，蓝短裤一条。尸斑位于背臂部，呈黑绿色。尸僵消失。胸部对称，腹部凹陷，
尸绿明显呈块。外表生前表皮擦伤有：额部一处，13×4厘米；左面三处，5×3、3
×3和4×2厘米；右面一处，4×1。5厘米；下颌骨左侧一处，1。5×1厘米；两手背及
十指背的突起处，均擦伤；右小腿及右脚背有五处，大的14×4厘米，小的1×1厘米。
所有的生前表皮擦伤表现：方向一致，大小不等，形状不规则，色泽暗红色。额、
手的擦伤，重叠多次，其他部位无任何损伤。
2。解剖检查。从甲状软骨，经过胸腹部，绕过脐左侧，直至耻骨联合上止。打
开胸腹腔，脏器位置正常，无异常现象；胃、肠完全是空的，无任何食物残渣。
三、分析意见
1。尸体上所有的生前表皮擦伤，均不是致命伤。若他人所致，决不可能把所有
的表皮擦伤造成方向一致，位于人体前。为此，死者所有的表皮擦伤，是在饥饿时
全身无力、跌跤所造成的。
2。死者所穿的衣服口袋里，装有草根、小竹笋等野生植物，三节高粱秆是吃过
后剩下的残渣，胃、肠完全是空的，没有一点食物残渣，据此，可以说明，死者生
前是受过饥饿的。
3。死者死在一个大小密林无路可行之山坑中，四周数十华里无人居住；加上当
时气候寒冷，又未穿棉衣，更没有取暖之工具。死前是受过寒冻的。
根据上述事实，死者谢新国是因参观井冈山主峰迷路无食吃而饿死。受冻、表
皮擦伤能加速死亡。
法医：周荣宗
今天，透过法医鉴定书里这些极准确、极简洁而又极冷静的文字，我们仍可以
看到一个身上带着语录本的红卫兵、一个口袋里仍有弹弓、童心未泯的少年，是怎
样地在密林荆丛里跌扑，在山峰与谷地间爬行……
我们仿佛听到了他扯痛每一根饥肠的呻吟，仿佛能看到他那双因为渴望生而圆
睁得有如两颗黑色玻璃珠子的眼睛……
谢新国不是一个糊涂的少年，他随身带的语录本上有一条条精心划的红杠杠，
他贴身衬衣上有用蓝线缝好的放有钱与全国粮票的小口袋；他又是糊涂的，他不知
道沿着小溪的下行方向能走到平地，李弥白、傅秀德正是沿着那条小溪回到茨坪的。
他独自一人度过了多少个风雪交加的夜晚？
他在咽下草根、小竹笋、高粱秆时，心头该是怎样的滋味？
他可想过黄浦江边辉煌的灯光？
他可眷恋红楼碧树、书声琅琅的校园？
他可怀念那唱着“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的歌儿长大的童年？
不知道了，不知道。
人们只知道，一个比露珠还要年轻的生命，是仰望着苍天而死去的……
当年处理善后工作的有关同志，都以肯定的口吻告诉我们：在野外发现的其他
四具红卫兵尸体，死因大抵同于谢新国的情况，即因寻访井冈山主峰的红军游击洞
或其他旧址，迷路后“无食吃而饿死”，“受冻、表皮擦伤”则加速了死亡。
第三章 历史的大思考
十五
如果说，1967年下半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揪“五·一六分子”，使“红卫兵”
一词变得惨淡的话；那么，1968年春季开始，全国各地大规模进行的“三查”运动，
即清理阶级队伍，继而工宣队进校，“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则使“红卫兵”
一词以越来越快的速度被剔除出中国的政治生活。
退潮和涨潮几乎同样快。
毕竟是打牌。没有谁真的准备用人道主义的意识来观照中国人过的日子。相反，
让你暂时摆脱些什么，是为了让你更长久更沉重地负荷些什么。一旦一个“资产阶
级司令部”彻底垮了，一个由军人与政客们结成的“神圣同盟”崛起在紫禁城，红
卫兵的厄运便注定了——
阴沟盖上的几个烟头。
人行道上一堆嚼尽了汁液的甘蔗屑。
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摘桃子与分桃子的会议。各路新贵纷纷
受封，八方好汉弹冠相庆。此日此时，几千万红卫兵早已被驱赶去了祖国的穷乡僻
壤，少数的被投进了监狱……
开始流行一句话：“历史的误会。”
无论是老“狗崽子”与新“狗崽子”，还是红卫兵内部总是存在的“唯我独革”
的两派，突然发现彼此又呆在一起，虽然失去了一样的课桌，一样的课本，但眼前
却一样的远离故乡亲人，一样在风吹雨打、飞沙走石里劳作，一样地对昔日悲哀，
对明天秘不可测。有时在风雪弥漫的小镇，或是在蓬草枯瑟的山路上碰到，看到彼
此都是同样描楼的衣着，同样疲惫的神色，这时再想起不久前的“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各自在“誓死捍卫”的口号下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双方
便只能在目光里飘过自嘲、自讽、自贱，在嘴角挂上几丝无可奈何的、怆然的苦笑……
你当过看客，我也当过看客。
你曾是角色，我也曾是角色。
你可悲，我也可悲。
你可笑，我也可笑。
有了脓渍之后新生的肉芽，有了痛定思痛的灵魂的大不安……
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初中的不能念到高中，高中的不能升上大学。因此，
才有了一九七七年胡子拉碴、拖儿带女。空前绝后的一届大学生，才有了今天如走
山阴道似的目不暇接的电大、业大、职大、函大、刊大……
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专业是数学力学的大学毕业生，因为人长得武高武大、
被分去火葬场抬死人；学高能物理的高才生，因为是女的，蒙受了“照顾”，被
“照顾”到商店里卖酱油……
被剥夺了精神生活的自由。不能有歌声，不能有书声，不能用文字和色彩去表
达另一种声音。本世纪六七十年代，正当一批又一批的文化、科学思潮，以强大的
力量向全世界伸展时，中国的沉寂与桂桔，决不会亚于中世纪的黑暗！
甚至被剥夺了爱情的自由。多少青年迫于出路不得不将贞操抵给了魔鬼，多少
青年为了生计不得不做起同床异梦的夫妻，多少青年陷于空虚，一边愚昧地去抓别
人的“奸”，一边又粗鲁地放纵自己动物性的本能……无疑，这是一条极重要的原
因，自然，也还有其他方面的原因凑在一起，才有了今天如此众多的“陈士美”、
“第三者”，才有了80年代高得叫道学先生们坐卧不安的离婚率。
一旦生命的根系插进了广袤、苦涩的土地，对自我的忏悔就必然延伸到对社会
的反思。
一个老红卫兵，曾被江青一伙投入黑暗的牢房，出狱后他又到祖国北部边陲过
了九年艰苦的军营生活。他作了这样的思考——
“……用八个字概括自己：虔诚，盲从，好比‘TNT’炸药；幼稚加狂热，好比
超级雷管。一经煽风点火，就炸啦！红卫兵明明被人愚弄利用，却自信是绝对正确，
真正的悲剧就在这里。我们起初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最后变成了残酷斗争的牺牲
品……”
卜大华，清华大学附中首批红卫兵之一。仅隔四月，因“炮打‘中央文革’”
被投入囚笼。1968年7月，被下放到陕北插队。他作了这样的思考——
“我当初参加红卫兵，真诚地相信，戴上红袖标，喊几声‘反修防修’的口号。
在社会上冲几冲，就能破坏一个旧世界、建立一个新世界。当初，我是从‘天上’
看世界。到了陕北的山沟沟，住进破窑洞，我第一次发现，中国还有这么落后、贫
穷的地方！那些曾为革命洒过热血的老红军、老贫农，仍在吃糠咽莱，看到这些，
我流下眼泪！还搞什么‘文化大革命’，和人民的愿望相去十万八千里！这时，我
是站在地上看世界，在这里，我发现一种与城里人的狂热膜拜相对照的普遍心理：
农民在迷信中忍耐，在保守中缄默。这不正是我们民族的精神重负吗！迷乱的时代
多么需要清明的理性呀……”
李冬民，曾任首都中学红卫兵代表大会主任。1969年职务被抹去后，在一个工
厂当工人。他作了这样的思考——
“‘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在我们中国？如果认为只是某个人‘心血来
潮’，或只是少数人的一时之过，那未免太简单。我回头看，在那场大动乱中暴露
出来的东西：专制主义、蒙昧主义、个人迷信、宗法思想、山头主义、等级观念。
蹂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