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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真百思不解，说：“你说说，为什么郑建勋会跟我过不去？”
李子民说：“你蠢！你从来不研究领导的个性！郑建勋是什么人？他是从市委下来的干部，是市委领导赏识的人！个性上属于柔中带刚的那种。他是有能力的，也是个强硬派。他不可能在河东县长期干下去，他要离开这里，就要干出一番颜色来，才能尽早调回市里。而你公安这一块又确实做得不尽如人意，他正愁找下刀的地方呢，不拿你开刀拿谁开刀？而你忽视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太自信，你以为公安局的人事权是垂直管理，当地县委县政府就对你没法？可你错了，他们的话依然对你有致命的作用！”
吴天真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这时，突然响起了敲门声。李子民去开门，只见辛可欣亭亭玉立地站在门前，后头站着她老公张显耀。李子民倒是忘记了，下午辛可欣给他打电话说，材料的初稿写完了，问李子民什么时候看。李子民说下午是没时间了，让她晚上送到他家里去。辛可欣就是送材料来的。见辛可欣有公事要办，吴天真礼节性地跟他们打了个招呼，就匆匆离开了。
李子民把吴天真送出门回来，招呼张显耀和辛可欣入座，阴了脸说：“吴天真这人，听说挨了领导的批评，向我诉苦来了。这家伙，一个标准的庸才，大概是我们县里历届公安局长中最差的一个！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让这样的人来！”
辛可欣笑笑，她把打印好了的《关于全力以赴解决三农问题的决定》的初稿交给李子民，说：“好像你们是同学吧。”
“对啊！不然我怎么敢骂他呀。他装一肚子气走了。”李子民跟张显耀虽说没有交情，但彼此是很熟悉的。李子民冲张显耀一笑，说：“你这个丈夫倒是很细心嘛，老婆出门，还要亲自护送。”
张显耀说：“夜晚嘛，遇到打财劫色的怎么办？”
李子民说：“是的，尤其是在治安状况恶劣的情况下，像辛可欣这种又漂亮又有才气的女人，更是危险！”
李子民的老婆把茶和水果端上来，就马上离开了。张显耀捂着茶杯说：“治安状况不好，你们这些政府官员要想法解决呀。”
李子民说：“我算什么政府官员？县长才是政府官员，我是打工的。”
张显耀说：“谁不知道你政府办主任是身居要职的人！现在的组织部长，副书记，副县长，都是从政府办公室出来的。”
李子民说：“他们是这样的，可那也轮不到我呀。”
张显耀说：“会轮到你的。今后你上去了，别忘了提携朋友呀！辛可欣在你手下做事，还得请你多多关照。”
李子民似乎很喜欢听这样的话，幸福地呵呵一笑，说：“哪里哪里，她现在是红人。县政府最重要的文字处理事务都交给她了。所以有时我很得意，我手下就是有人才！”
张显耀说：“写个材料能说明什么？”李子民说：“她执笔的材料可不是一般性的公文，而是县委县政府的重大决策事项。不是谁都能写出来的。可以这样讲吧，她前途无量！”
辛可欣说：“你别骂我了吧。我知道我的底细，混混日子罢了，不指望什么无量。”
李子民调整了坐姿，像个军师一样坐在宽大厚重的沙发上，神气十足地伸出一个发黄的指头，煞有介事地说：“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一年之内，你保证升到副科级！”
辛可欣噗哧一笑，觉得他在胡说。可丈夫张显耀却不以为然，他立马瞪大了眼睛，身子向李子民那边靠近了几分，问：“李主任，你说的是真的？听到什么风声了？”
李子民将伸出的指头变成了一个巴掌，说：“没有什么风声。但我可以预测呀。你们想想，郑建勋是个什么人？是个改革派，是个想把全县工作尽快搞上去的人，而眼下并不具备全面推进的条件。为什么？县里各部局的领导班子不行，班子结构不行，能力不行，合力太差，庸人太多，懒人也太多，他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都流露出了他的这种不满意。那么他会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是换人，调整班子，让真正的能人上来。你们看不出来呀，现在你起草的这份材料，就是为下一步做准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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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显耀拍拍李子民的肩膀，称赞道：“不愧是政府办主任，县长的幕僚，分析得很有道理！”
李子民说：“咱是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6
也许李子民的猜测没错。就在他进行“大胆假设”的这天晚上，郑建勋正在盘算着如何让一批平庸的、没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领导干部下课的问题。他的办公桌上放着一把老式算盘，是从财务室拿来的。为了工作方便，办公室是给他配备了计算器的，可他不喜欢用计算器，让他们给他换了把算盘。他把要下台的干部名字用纸贴着，写在算盘中梁下面的珠子上，把有能力但是没有提拔重用的干部写在中梁上面的珠子上，然后算加减法。他就在算盘上反复地拨来拨去。于是得出一个数据结果：五颗平庸的珠子等于上面一颗能干的珠子。
此时，县委刘书记就坐在郑建勋的对面，两人是专门商讨干部问题的。本来郑建勋要到他那里去，可刘书记说，还是我到你这里来吧。于是就边喝茶边聊天，算不上正式研究工作。现在只是沟通意见，统一看法。刘书记几年前就下决心要调整一批人，可他一直没有下手。这一次，他也没有一个明确的意见，心里头还是有些顾虑的。提拔哪些人，下台哪些人，这里面很微妙。所以他也耍了个滑头，让郑建勋先拿个平庸干部的名单出来，然后再斟酌。郑建勋也不含糊，就把名单写在算盘珠子上了。郑建勋把算盘往刘书记面前一推：“就是这些。你看还有哪些需要调整的？”
刘书记在算盘珠子上看见了农业局汪局长的名字。刘书记说：“我来得比你早，汪局长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你再琢磨一下。”
郑建勋噢了一声。他理解了“琢磨一下”的意思。郑建勋私下听人说过，汪局长跟刘书记关系是不错的，刘书记家不在县里，经常在汪局长家里吃吃喝喝。汪局长这人，谈不上什么毛病，个性也不错，属于那种开朗大方的人，也属于那种善于交际的人，方方面面都团结得很好，但就是工作上魄力不足。一个以农为主打产业的大县，如果农业局长没有开拓精神，那么“三农”问题就很可能在他手上成为一个症结。现在的问题是，郑建勋既要把汪局长挪位，把他自己的人事方案搞成，又要让刘书记感到满意。刘书记是县委一把手，让他满意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他不满意的话，再好的人事方案也难通过。此时此刻，郑建勋在享受权力的同时，的的确确品尝到了一种权力被另一种权力制约的趣味，这种趣味就是在压抑中的力量扩张与反弹。压抑是不舒服的，但有了压抑中的力量扩张与反弹，就变得舒服了，并且舒服得妙趣横生。
在郑建勋的算盘中，他是想把现在的林业局田局长放到农业局去当局长。田局长原先是从农业局的副局长调出去当局长的，熟悉农业，也是一个能征善战的人。田局长有个特点，凡是县政府交待的事情，他绝对能完全落到实处。政府没有交待的事情，他也能大胆开拓思路去搞。前几年在处理滥用职权和封山育林的工作中，大刀阔斧，从没有心慈手软，已经表现出了这些个性特点。县里比较能干的领导对他都是很称道的。只是他这人不大往县委县政府领导那里走动，关系处理得很冷淡，他在县里的影响也不大，可以说是影响平平。郑建勋想过了，如果把田局长放在农业局，算是去了一把好手，会对全县的三农工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可现在的问题是，刘书记想保住汪局长的位子，那么田局长往哪儿放？怎么放？郑建勋就想到了班子的搭配问题。如果把田局长放在农业局当局长。汪局长就可以安排一个党组书记的位置，级别没变，待遇也没变，但业务工作就抓在田局长手上了。郑建勋给刘书记续了茶水，然后给他点上一支烟，自己也点上一支，把算盘往胸前一挪，说：“刘书记，如果让汪局长当党组书记，林业局的田局长当农业局长，他们搭配可能会比较出色，你看怎么样？”
刘书记并没有对他的意见表示反对，而是说：“这样也行。”
郑建勋把算盘珠子上的名字一一撕下来，然后揉成一个小纸团扔进了垃圾桶。这样的人事研究只能算是“勇气”或“碰头”，是绝密内容。因此，纸团是万万不能泄露出去的，当然也不能列出名单来。郑建勋用试探的口气对刘书记说，让他跟组织部长谈谈今晚的内容，然后让组织部提交常委会讨论。可刘书记说，要谈我们两人同时约见组织部长谈，这表明这是我们的共同看法，还要说明这次调整部门领导班子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特别要表明的是，这次是动大手术，不是简单的挪位，也不是简单的权力再分配。郑建勋明白，刘书记之所以一再强调“共同”，是怕落过，是怕组织部长认为他独断专行，剥夺了组织部长应有的权力。郑建勋就给他打气，说，“现在的组织部，在任用干部问题上并没有严格按照唯才是举的原则进行，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不合格的领导上台了。买官卖官在我县是否存在，是很难说的。那些昏官庸官提拔时，谁不说他们都很优秀？所以，我们不能太相信组织部的考察，也不能太相信他们对干部任用所提出的建议名单，而是应该研究他们的意见背后是否公正廉明。”
刘书记站起来，用指头敲敲桌面，说：“你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