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他一去就肯定地会被大家认为是开始正式谈判，何应钦将军坚持，为了政府的威信，这是必须避免的。（《斯诺文集（2）》，第393页）
在这种情况下，宋子文被推到了处理政治危机的前台。他的对日强硬态度，他的特殊地位与身份，张学良也能接受，就这样，与蒋介石有冲突的人，此刻成了可以救助蒋介石的人选。
作为折衷，蒋介石的妻舅、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哈佛大学留学的宋子文代替孔（祥熙）博士前去。宋子文属于南京的开明分子，即国民党中所谓“欧美派”（他们极其反日，现在赞成统一战线），他在西安是个受欢迎人物，因此是最佳的调停人选。（《斯诺文集（2）》，第393页）
宋子文“临危受命”，与宋美龄、端纳一起前往西安，与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谈判，从而促成了西安事变的解决。《时代》报道说：
在惶惶不可终日的南京，蒋夫人召来了宋子文。在朋友们的“他再也不会活着出来！”的哭喊声中，宋子文匆匆登上去西安的飞机。
宋子文曾两次飞赴西安——第一次是与蒋的著名的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同行；第二次是与蒋夫人同行。在生死攸关的紧张气氛中，蒋夫人朗读《圣经》诗篇来安慰委员长。宋子文则来回奔走忙于同各方谈判；他努力平息人们烦躁的情绪；减少恐惧感；据理力争；提出建议和做出承诺。随后，“少帅”突然停止哗变。委员长在夫人的搀扶下走出被囚禁的房子。跟在他身后的是表示悔过的“少帅”和喜形于色的宋子文。（编者注：估计张仍在中国某地，接受为期十年（1937—1947）的赎罪性的监禁。这种监禁被称为“反省”，在此期间他可以经常打高尔夫球、打网球和打桥牌。）
随后，不到七个月，日本入侵华北，蒋不再拖延，他领导全国进行了全面抵抗。（《时代》，1944年12。月18日）
不过，抗战爆发后，宋子文并没有出任政府要职。“充当中间人”——《时代》以这样的小标题来概括抗战初期的宋子文：
日军占领了长江中下游，把宋子文从他的上海总部赶走。他在香港开店营业。在这个大英帝国的前哨落入敌手之前，他一直为战斗中的中国经营着这样一个特殊的前沿商店。他是他的国家被扼杀的经济与美英之间的纽带，而当时美英两国还没有醒悟到日本侵略中国对它们也构成威胁。宋子文在俯瞰里帕尔斯湾的山上有一座大房子，这座房子由英国警察和他本人的保镖保卫，以防日本枪手袭击。他和他的不知疲倦的译电员班子就在这屋里工作。他的起居室也是他的价值观念的体现：在充满东方情调的锦缎和绣龙地毯的房间里，摆着一台西方的短波收音机，一帧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照片，还有一尊现代主义风格的圣母马利亚的赤陶塑像。
1940年，宋子文再次飞赴华盛顿，这一次是为了商谈一笔急需贷款。美国人称他是“中国人与西方合作的象征……是从亚丁到朝鲜之间最会做生意的东方人”。他与罗斯福会谈，与复兴金融公司的杰西·琼斯、财政部的亨利·摩根打桥牌。有人向宋子文进言：“在国会对议员做疏通工作无伤大雅。”宋子文嗤之以鼻。他提出一个交易要求，而且不容讨价还价：向中国提供一亿美元的物资援助，就能继续牵制住一百一十二万五千名日军。挽救中国免予崩溃，美国才能赢得时间与日作战。宋子文达成了交易。珍珠港事件证明他言之有理。
（《时代》，1944年12月18日）
珍珠港事件一发生，蒋介石即任命尚在美国的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在中、美业已成为盟友共同对日作战的新局势下，无疑，蒋介石需要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宋子文再度出山。
委员长发出电报任命他为外交部长。他像所有中国人一样热切希望美国迅速提供大量援助。他成了一个周游世界的特使，穿梭于重庆、华盛顿、伦敦、魁北克和新德里之间。他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和废除在中国的治外法权条约。他参加了重要的盟国会议。他筹划了一笔有待美国财政部提供的由他经手的最大数额的贷款（五亿美元）。为了加快实施租借法案，他建立了中国防务供应公司（CDS）。但是，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他很快就发现，根据盟国全球战略的优先顺序，盟国对中国的援助不过是杯水车薪和遥遥无期的企盼。（《时代》，1944年12月18日）
蒋介石与宋子文的矛盾却依然存在着，他对宋子文在美国的工作进展也颇不满意。开罗会议是一个明显的例证。1943年底，蒋介石前往参加开罗会议，与美国罗斯福总统和英国丘吉尔首相会谈，这是他在抗战期间最重要的外交活动。令人生疑的是，他竟然没有让外交部长宋子文随同参加。相反，他带去的是前面提到的“蒋身边的人”中的王宠惠和董显光两人。他们前者曾担任过外交部长和立法院院长，后者是抗战期间国民党的中宣部副部长，长期负责对外宣传。由此可见，蒋本人也没有把宋子文看作是“身边的人”。
美国驻华使馆武官、担任过史迪威将军的政治顾问的约翰·戴维斯，在回忆录《抓住龙尾》中讲述的故事，让我有了意外发现，对民国史的权力角斗也多了一个视角。从下面摘录的文字可以看到，在1942—1944年期间，宋子文与蒋介石暗地里有过一次较量，以美国势力为背景的宋子文，曾有过试图架空甚至取代蒋介石的计划。戴维斯写道：
1944年下半年，宋子文被疑心重重的委员长任命为与居心叵测的美国人打交道的代表。虽然蒋的内兄有外交部长的头衔，委员长对宋的权力却严加限制。蒋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他的这位才华出众的半个美国人的亲戚。
他知道宋觊觎他的权力，曾经策划踢开他，给他一个荣誉职位，而把政权接管过去。1942年下半年，宋曾经力请史迪威的支持来做一笔交易，如果成功的话，将会使外交部长对中国军队取得广泛的权力。史迪威的反应是有保留地不承担义务，提议也就没有结果了。
在蒋宋王朝内部，具有非常突出的阴谋特色的策略转变之一，就是宋转而反对史迪威。他开始对史迪威施放明枪暗箭，然后于1943年9月15日在华盛顿逗留期间，向罗斯福提出了一份改组中国战区的计划。根据这项计划将指派两名未予明说的中国军官任最高司令和参谋长。那样一来，蒋的最高司令将被取代，但是保留了他的国家元首头衔，而史迪威则将被剔除掉了。总统把这种异想天开的计划告诉了马歇尔，被马歇尔给否掉了。（《抓住龙尾》，第363页）
据《宋子文传》所叙，此时人在华盛顿的宋子文，已经改变了最初力挺史迪威的态度，转而要挤走史迪威。史迪威在1943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得很明确：
有一种预感。是宋子文？他是制造麻烦者？如果罗斯福得到情况说我破坏关系，他从哪里获得的呢？答案——只有从宋子文那里。因此，宋子文想免我的职，为什么？因为我和蒋夫人合作，而她是为了大元帅，这不利于宋子文的野心。（转引自《宋子文传》，第210页）
野心对于宋子文也许是美妙的，但在现实中却只能被戴维斯及许多西方人士看做是一种空想。与掌握实权、拥有军队、具有政治计谋的蒋介石相比，宋子文在中国显然没有实力，没有受到广泛支持和拥戴的基础。戴维斯指出：
所谓的现代派——宋在其中居于最有名气的地位，与共产党阵营里的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不一样。二者都是舶来品。现代派受美国教育，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受苏联的灌输。没有哪一个能向土生土长、根深蒂固的统治集团挑战，并且可望取得任何成功。除意识形态外，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和现代派之间的最大不同在于，共产党的派别有组织、有纲领，而宋一类人却没有。因为现代派实际上是文化范畴的，而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政治派别的。
宋既不是委员长的一位言之成理的接班人，也不是在蒋和共产党人之间可以行得通的一个中间选择。他敏锐而不明智，耍花招而不圆熟，骄傲自大而不果断，排斥不同意见而不是去说服不同意见。他不可能取得成功。1944年末，中国在蒋和毛之间是如此的两极分化，以致没有第三条路可走。不是走这条路，就是走那条路。（《抓住龙尾》，第367页）
根据戴维斯的回忆，1944年6月来到重庆访问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与蒋介石、宋子文会谈之后，对宋子文颇有好感。认为：“与蒋相比，外交部长是一位血缘上具有中国人的气质而又‘亲美的’、‘效率高的’、而首先是有‘西方头脑’的人。”华莱士甚至说蒋是“东方头脑”的人，宋是“现代派”，他应该被选择为美国的工具，指导中国走出战争和进入战后世界。
然而，身为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在中国出生、长大并就读于燕京大学的戴维斯，对中国的国情有深入了解。他坦率指出华莱士的想法完全“是一种空想，因为宋没有那种中坚力量”。在他看来，宋子文根本没有社会基础，也没有与蒋介石抗衡的实力。他这样说：
如果说他有什么追随者的话，那就是一小撮胆小怕事的西化的银行家和技术人员。在数以千计的受过美欧教育可以称为现代派的中国人中他们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当中的大多数都是不关心政治的。宋的美国捧场者中突出的是华莱士。他夸大了这位外长的微不足道的同人俱乐部，把陈诚和薛岳两位相对杰出的将军和其他几个人都包括进去。这些人虽有一些势力，但不是宋的追随者。实际上，像所有他们的同僚们一样，他们都是些投机分子，只会接受那些看来会使他们有利可图的政治建议。
为了把这些会起一定作用的力量团聚在他的周围，宋不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