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吧,房间 作者:林白- 第34部分

　　　　　　　　果然有人说：多米，你这句怎么像大实话，一点都不好玩。大家听他念：多米在北京独自流泪。众人一愣，又纷纷说：不好玩不好玩，这句太没意思了。下一轮再摸，再摸。大家心不在焉地念完剩下的几个别人的句子，又踊跃地团起手中的纸条归齐，但气氛已经不那么轻松了，大家开始觉得这个游戏跟我好像有点什么关系，甚至是事关重大。　

　　　　　　　　于是在第三轮亦是最后一轮的抓阄时，大家不由严肃起来，气氛一下变得有些庄严。这庄严的气氛揪紧了我的心，就好像我的命运不是由上帝决定，而是取决于这群凡夫俗子，取决于这帮人与我的亲疏，他们心的善恶，而这些混乱的东西就要放在决定我命运的天平上了。我心情既压抑又紧张，脑子里一片空白，一点也不明白事情怎么就演变到了这个地步。我看着大家认真地各个抽取了三粒纸团子，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说什么。书桌上三堆纸团一下子就剩下了光秃秃的三小粒，这也使我感到奇怪，这三粒小纸团在书桌上显得荒凉、弱小和丑陋，它们无助的样子碰到了我的心。　

　　　　　　　　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说：这是你的。我觉得这是一句大有深意的话，而这句话我一听就听明白了，我像一个顿悟了的人一下听到了这句话的深处，听透彻了，我想原来这就是我的，是一种命中注定。我本能地扭头看看是谁告诉我这句启示般的话，但烛光摇晃不定，我没看清楚是谁。过了一会儿我才明白，因为我没有抽签，所以剩下的纸团是我的。　

　　　　　　　　房间里很安静。　
　　　　　　　　每个人都仔细地展开手上的纸团，没有人说话，这使每个人看上去都显得高深莫测，连小艾这么单纯的女孩子都在这特定的时刻里变成了巫女，我又发现他们正好围着我坐成了一圈，这使他们看起来更像一些判官，掌握着我的生杀大权。我在半明不暗的烛光中望着这一张张忽然变得有些陌生的脸，看不出来到底是谁抓着了写有我名字的纸团。谁都有点像，同时谁都不太像。　

　　　　　　　　大家也在等着，开始互相看。　
　　　　　　　　这时老圆吞吞吐吐地说，多米，要不你自己看吧。我说：什么？老圆说：我念出来你会误会的。我说：误会，对。老圆把三张纸条放到我手里，有点委屈地说：我不是故意的。　

　　　　　　　　就这样，这句命中注定的、致命的话，经过两次暗示之后在十三个证人面前出现了，我虽然预感到它会在今晚迟早要出现，但没想到它是这样直白，直白到不可能有任何别的解释，还这样密实，无空可钻。　

　　　　　　　　三张纸条一张写着我的名字，一张是“林多米家里”，一张是“上吊”，连起来便成了这样一句话：林多米在林多米家里上吊。　
　　　　　　　　这句大白话以它直白的力量横扫过我的身体，它迅速吸收了前面两句不祥的话（那其实是它的先声或影子）以及现场紧张不安（为什么紧张不安？是否有人暗中希望我此去身败名裂，头破血流，这些潜意识或明确的意念飘浮在空气中，成为一种气，游戏正好把这种气聚集起来，而谁都不是故意的）的气氛，变得更加富有质量威力无穷。　

　　　　　　　　我想起前面的两句话，从发愁到流泪再到上吊，完全是每况愈下到最后无路可走的情景，从一个毫无逻辑可言的游戏、从有着巨大可能性的组合中间竟然出来这样三句天衣无缝的话，我实在难以阻挡心中的惊惧，我又想到别人名下的句子多少有一种超现实的荒诞性，如在人民大会堂下不了蛋在鸡窝里也上不了吊，人家轻而易举就把不祥的气息排除掉了，只有我的一句比一句写实。林多米在林多米家里，不祥的气息在这句话里凝聚，我看到这句预言一点点变得坚硬、锐利，它寒冷的光芒覆盖了那个最后聚会的夜晚。　

　　　　　　　　这种时候我梦见铁钩，又猝不及防地记起了这个不祥的预兆，有什么事情将要发生呢？　
　　　　　　　　我从东四十条地铁站出来，一眼看到港澳中心那熟悉的玻璃大楼闪烁着天蓝色的光泽，是真正的天的蓝色映照在楼体的钢化玻璃上，与它咫尺相对的保利大厦两只巨型的食指正不容置疑地指向天空，保利大厦的前额还悬挂着几只巨大的漂亮气球，色彩鲜艳，图案各异，这一切都使我注意到明亮的蓝天。我站在地铁站口，对着这片风格各异的建筑物看了一会儿，我已经快半年没看到它们了，保利大厦北面是少年宫，房顶由一些绿色琉璃瓦和一个有着菠萝表皮的球体组成，而港澳中心的南面是崭新的富华大厦，它全身雪白，缀满了圆柱、穹形的窗台，显得细节繁复，曲折有致，因而透着一股古典的巍峨，很像我想象中的歌剧院，可惜它不是，凑巧的是文化部的歌剧院基建工地就在它的旁边，那个火柴盒似的建筑总是完成不了。富华大厦全身雪白地在太阳下闪闪发光，它们全都在太阳底下闪闪发光，大厦、气球、立交桥环心的地柏和龙爪槐、汽车、自行车和行人，街心公园和报摊，全都在秋天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北方的秋天才是秋天，它令我精神一振，那些预兆的阴影，陈芝麻烂谷子此刻全都走开了，就像是许多梦中的一个，刚醒来还有一点影子和断片，一到大白天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一路往西走回家，阳光断断续续地从树叶间的空隙落到我身上，街上的树有的已变得金黄，有的是绿中透黄，大多数还是绿的，看到有金黄色的树我就仰头看它的树叶，并透过树叶看蓝天，这时的蓝天深不可测，它的美无与伦比，而蓝天映衬之下的金黄叶子则更加明亮炫目，它们将阳光吸附到自己身上，又均匀地散布在空气中，使空气布满了树叶与阳光的气味。　

　　　　　　　　我一路走，感到阳光正穿过我的毛孔并在那里停留，使我全身的骨头发出嘎嘎的声音，这跟南方那种又闷又热的感觉完全相反。我全身的毛孔都在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很快就会好起来。　

　　　　　　　　闵文起的小房间还像我走的时候那样锁着门，我失业之前他曾告诉我，因为业务关系他要去惠州，时间比较长，不过估计一两个月就会回来一次。没想到他两三个月都没回来，直到我到深圳去他还没回来。　
　
　　　　　　　　离婚的时候闵文起说既然我要带扣扣，就把这套房大的一间给我住，等以后单位分给我房再搬走，我虽然知道这样很不方便，但我对自己最终能否在单位分上房子毫无信心，而租房对我来说又难以承受，就这样我们像大多数城市里的离婚者一样，离了婚还住在同一套房子里。总的来说我们的情况还比较好，协商解决比较平静，不像有的离婚夫妻闹得不共戴天也还得住在同一个屋顶下。　

　　　　　　　　我一边烧开水，一边用冷水仔细洗了个脸，北京的自来水比南方的冷多了，拍在脸上的感觉像冰水一样，我最后一丝疲倦完全消失了。　
　　　　　　　　我到菜市买菜。菜市使我感到亲切，就像回到自己的家乡，到处都是面熟的人，他们全都在原来的地方待着，一点都没变，鱼摊子周围仍是散发着腥气的脏水，卖肉的、卖馅饼的、卖咸菜、卖豆腐的，全都在原来的摊位上，我依次走过去，秋天的瓜菜在阳光下闪耀着健康、结实的光泽，白的白菜、绿的油菜、黄瓜，红的辣椒、金黄的玉米和黄中透红的柿子，它们使我感到充实和平稳。我走到鸡蛋的摊位问价，答说三元七角一斤，我清楚地记得春天我最后一次买鸡蛋的时候是四元两角一斤，价格降下来这么多，我感到了生活的善意，在这个时刻我想起从前买菜，价格每往上涨一点，我立马就感到生活紧逼了一步，我觉得生活就像一个铁盖子，被一只无形的大手高举着逼近你，不定什么时候就彻头彻尾地扣下来了。但是我现在站在菜市中间，生活通过鸡蛋的价格变得松软起来了，隐形的铁盖子也已退远，生活就像菜市本身，使我不由自主地迎上去。　

　　　　　　　　我又买了一种叫蛾眉的扁豆，紫色的、弯弯的，我小时候曾在别人家的豆架上看到过，开白色的小花，然后一只只薄薄的像新月那样的豆角垂下来，紫色在它的表皮一天天堆积，美丽而神秘，令人遐想，没想到在北京的菜市上能看到，一元三角一斤。我还看到了佛手瓜，这又是一种南方菜，看到它我倍感亲切，这种我小时候感到稀奇和神圣的瓜类也来到了这里，它们排列整齐，垒成三层，下方压着—张纸，上面写着：八角一斤。我想北方人一定不知道怎么对付这种佛手瓜，他们像烧冬瓜或南瓜那样烧这道菜，结果就变成了八角一斤，比黄瓜还便宜一半。　

　　　　　　　　美好而亲切的事物在这个下午一样接一样地来到我的眼前，我不知道是因为它们我心情才好起来，还是因为我心情好起来它们才显得美丽。我幻想着能重新找到工作，然后就把扣扣接来上幼儿园，我早就打听过离家不远的那家大机关的幼儿园，赞助１５００元就能进去，我还有一张２０００元的定期存款单，一直没动，我忽然觉得自己有点想见到闵文起，这个想法可能一直潜伏在我的意识里，我在房间里来回走，抹灰尘，收拾东西，闵文起的房间上着锁，但是他点点滴滴的好处开始跑出来，进入到厅里、厨房里，以及我的大房间里，它们凝聚成一个往昔的闵文起（被我过滤过的，把坏的方面去掉，把好的方面留下来，是我的记忆与愿望混合的闵文起），在暮色渐近的时候他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用钥匙打开门，把菜篮放到厨房里，然后洗手，坐到沙发上抽烟，他是一个主动买菜的男人，拿着菜进家门是他经常的姿势，这个姿势在黄昏里出现，是这个男人顾家的证明。在提着菜篮的姿势后面是他扛米的姿势，这是一个需要男人的力气，伴随着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