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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陶行知先生其人（1）
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
陶行知，安徽省歙县人，1891年10月18日（清光绪十七年九月六日）生于农家。家贫而好学，邻村塾师惜才，让他免费入塾读书。大雪之日，塾馆老师已开讲，行知立雪门外听讲，几乎成个雪人。1906年陶行知入本县教会学校崇一学堂免费读书，受西方教育。在此读书之际就写下“我是一个中国人，要为中国做出一些贡献来”的座右铭。1914年陶行知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同年远渡重洋赴美国留学。先读市政而后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主攻教育，1917年学成归国，正值新文化运动，既介绍西方教育理论也反对盲目“仪型他国”。从事平民教育经年，觉悟到：“中国以农立国，住在乡村的人占全国人口85％。平民教育是到民间去的运动，就是到乡下去的运动。”誓言“一心一意地为中国乡村开创一个新生命”。要排除困难，筹措100万元基金，征集100万位同志，提倡100万所学校，改造100万个乡村。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在南京远郊办起晓庄师范并亲自担任校长。
陶行知穿上草鞋，把杜威的教育理论加以改造，形成“生活教育”理论。其要点是：“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在做中学”。1930年春晓庄师范参与工人反对和记洋行的斗争，被当局定为“特等事件”，蒋介石误认为该事件是陶行知响应冯玉祥的反蒋行动，遂下令关闭晓庄学校并通缉陶行知。陶行知被迫流亡日本。后蒋介石查明晓庄事件与冯玉祥并无瓜葛，解除通缉，陶行知从日本回到上海，经黄炎培举荐，史量才聘任陶行知为《 申报 》的顾问。陶行知在《 申报 》连续发表《 剿匪与造匪 》、《 再论剿匪与造匪 》、《 三论剿匪与造匪 》三篇时评，语惊天下：“今日举国之匪，皆黑暗之政治所造成。一面造匪……一面剿匪，匪既绝不能以剿而绝，或且以剿而势日以张大……所剿之匪，何莫非我劳苦之同胞，何莫非饥寒交迫求生不得之良民。”“政治黑暗如此，如沦地狱，是正即所谓官逼民变。官逼民变，民安得不变？既逼民变，复从而围剿之，事之可悲，孰逾于此！”在全国引起巨大反响，爱国人士无不拍手称快，也震动了当局。教育部长朱家骅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告密长信，蒋朱批“申报禁止邮递”六字，使《 申报 》陷入没顶之灾，陶行知被迫离开报馆。
1932年陶行知在上海又创办了与晓庄师范相类似的上海工学团，招收工农子弟，“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工农子弟亦工亦学亦教，“即知即传”，在全国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三四十年代的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1·29”运动爆发后，他还发起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国难教育社，还与宋庆龄、邹韬奋等人发起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7月担任“国民外交使节”出访欧亚非二十六国，争取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持中国的抗日救国斗争。途经香港与沈钧儒、章乃器等联合发表《 团结御侮宣言 》，赞同中国共产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呼吁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开始后，陶行知发现许多有特殊才能的孩子因为陷入贫困而得不到培养，故于1939年7月在重庆创办育才学校，择优选拔有特殊才能的优秀儿童，根据学生的兴趣和条件，聘请大批专家学者，对学生因材施教。教育与生产劳动、社会实践、革命实践相结合，把“生活教育”运用到培养“人才幼苗”的实践中，使育才学校成为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奇葩。
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以更大的政治热情投入反内战、争和平、反独裁、争民主的群众斗争。他在重庆创办学校成了一座民主革命的堡垒，成为在国民党统治区向青年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的重要基地。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民主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发表了《 实施民主教育的提纲 》《 民主教育之普及 》《 社会大学运动 》等文章，无情地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推行的法西斯教育，提出了生活教育的四大方针，这就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的教育。1946年4月到上海，继续奋不顾身地进行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并为在上海创办社会大学和育才学校的迁址问题多方奔走。著名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消息传来，陶行知发出“和平最急，民主第一”的呐喊，风传他被列为下一个暗杀对象，无所畏惧地作好“我等着第三枪”的准备，仍然一次次发出正义的呐喊，始终站在民主运动的最前列。7月25日，陶行知因为劳累过度和受刺激过深，突发脑溢血不幸逝世。
5。 陶行知先生其人（2）
早在陶行知提倡乡村教育时，恽代英就写信给毛泽东说“我们也可以学习陶行知到乡村里搞一搞”。自此毛陶之间开始交往。陶行知逝世，毛泽东当天就与朱德给陶行知家属发去唁电：“惊闻行知先生逝世，不胜哀悼！先生为人民教育，为民族解放与社会改革事业奋斗不息，忽闻逝世，实为中国人民之巨大损失，特电致唁。”延安各界为追悼陶行知还特地成立筹备会，并致函陕甘宁边区政府，提议拨款边币3000万元作为“行知奖学金”，专门奖励边区小学教育研究工作，将延安中学改名“行知中学”。各界举行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写悼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千古。”11月1日灵柩由上海运南京安葬。毛泽东又送花圈表示哀悼。在“万世师表”、“民主之魂”两面旗帜之后，是沈钧儒、董必武率领的漫长的送葬队伍。毛泽东送的花圈与朱德送的花圈，竖放在晓庄劳山的灵堂前。周恩来评价他是“一个无保留追随党的党外布尔什维克”，宋庆龄赞颂他是“万世师表”。
毛泽东之所以如此欣赏陶行知先生，除了教育外，大约如我一样，是因为很是喜欢陶先生的文章吧？我早先读过陶行知先生一篇发表于1932年４月的文章《 中国的人命 》，对文中惨烈之描摹和行文之大俗大雅印象极深，文章很短，不妨照录如下，以示敬仰：我在太平洋会议的许多废话中听到了一句警语。劳耳说：“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人的生命！你在中国是耗废得太多了。垃圾堆里的破布烂棉花有老太婆们去追求，路边饿得半死的孩子没有人过问。花十来个铜板坐上人力车要人家拼命跑，跑得吐血倒地，望也怕望，便换了一部车儿走了。太太生孩子，得雇一个奶妈。自己的孩子白而胖，奶妈的孩子瘦且死。童养媳偷了一块糖吃要被婆婆逼得上吊。做徒弟好比是做奴隶，连夜壶也要给师傅倒，倒得不干净，一烟袋打得脑袋开花。煤矿里是五个人当中要残废一个。日本人来了，一杀是几百。大水一冲是几万。一年之中死的人要装满二十多个南京城。（说得正确些，是每年死的人数等于首都人口之二十多倍。）当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每个字出世是有三个人进棺材。“中国没有废掉的东西，如果有，只是人的生命！”您却不可作片面的观察。一个孩子出天花，他的妈妈抱他在怀里七天七夜，毕竟因为卓绝的坚忍与慈爱她是救了他的小命。在这无废物而有废命的社会里，这伟大的母爱是同时存在着。如果有一线的希望，她是愿意为她的小孩的生命而奋斗，甚而至于牺牲自己的生命，也是甘心情愿的。这伟大的慈爱与冷酷的无情如何可以并立共存？这矛盾的社会有什么解释？他是我养的，我便爱他如同爱我，或者爱他甚于爱我自己。若不是我养的，虽死他几千万，与我何干？这个态度解释了这奇怪的矛盾。中国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翻身？要等到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
如今中国已经站起来逾半个世纪之久矣，这大约足以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了吧？中国人的人命现在已经很贵重，很值钱，我写的这本书就是为了证明这一点。完全如先生所言“人命贵于财富，人命贵于机器，人命贵于安乐，人命贵于名誉，人命贵于权位，人命贵于一切，只有等到那时，中国才站得起来！”则还未必，因为热衷于中饱私囊的腐败分子还在利用手中的权力草菅人命、穷凶极恶的财富欲使矿难还不能完全杜绝……似乎还需要一番艰苦的努力和等待，大家很以为然的，离先生所说的那个前提、那个条件、那个时刻，相信已经不远。
这些大略就是陶行知先生留在人世间的行踪和业绩了吧？
6。 不怕麻烦的人
桃峰县的县委、政府做的是相当出色的。只是，麻烦接踵而至，凶险又在逼近。
我们的和治国书记是个不怕麻烦的人，他认为发展过程中出现问题是正常的，没有问题反而是不正常的。只要是正常人就免不了有个头疼脑热病病痛痛，这说明体内有免疫力在和疾病经常作斗争，吃吃药打打针就会好。平时不生小病的人往往一得病就会是大病。怕惹麻烦不思进取，光做政绩工程，不管百年大计，遇上问题绕着走，脚踩西瓜皮，手抓两把泥，韬光养晦求稳过渡，蹈常袭故等待提拔，这种人不出麻烦则已，一出麻烦就是个大麻烦。光吃干饭不做事也不想解决问题，还要我们的干部队伍做什么？难道是养肥了宰着吃？
爱屋及乌，爱弱势的群众，就连弱势群众的毛病，也一并包容了。
这一番计较，体现在3月22日进一步细化8条意见上。这还不算，还要尽县委、县政府的最大的能力取信于民，加速促进桃电一期工程遗留问题的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