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五岁。”我抢着说，毋宁说是插话打诨，不如说是准备说一个本身不可笑的幽默。
结果果然适得其反，达弥怔了一下，自言自语似地说：“那，和我们差不多了。”
“你为什么今天上来就说自己的年龄？”秀芳似不解般地对我说。但是不是真的“不解”呢？只有她自己知道。
我目光炯炯地回答：“我一向都这样，不然被人误解了不好办。”
“第一次在餐厅碰到我和婉婷就没自报年龄。”秀芳紧追不舍。
“达弥，要不要吃蛋糕？”美芳解了我的泗水之围。
“我只吃一小片好了……”
“吃两片吧。”我认真地说。
秀芳把脸藏在两只毛衣袖子后笑出声来，“孔雀小明，你从刚才起就有点反常呦。”
“达弥是怕胖。”美芳比较忠厚。
“可你很瘦啊！”我说。
达弥没有作答，把沾在手指上的蛋糕屑轻轻抖在盘子里。
我把右手按在桌面上，说：“你的手指比我的还细。”
“好漂亮的手。”达弥目光落在我的手上。
我把五指张开，向她面前凑了凑。
达弥随后把左手摆在我的手旁边。
“孔雀小明，又在眩你的手了。”秀芳一语中的。
“不过他的手到真得很漂亮，比女孩的还漂亮。”美芳推波助澜。
达弥的手，是我见过的最纤细的手，摆在那里，一副无助的样子。我不失时机地把手盖上去，掌中感觉到一种淡淡的温热，那只手全方位地接受着我的，她的脉搏的跃动和我的心脏起搏丝丝入扣。
“果然比我的手还细。”我把自己强拉回现实，嘴里发出现实的回声。我一阵心痛，我竟然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在这个暖洋洋的下午，置身于三个我二十五年灰暗人生中从未见过的温婉女孩之间，我竟然不能说我想说的话。
这是何等惨烈的现实。
我对达弥一见倾心，这是我的心声。
她的温婉，她的白皙，她的无助，她的瘦，她的洗得纤尘不染的齐肩秀发。
“孔雀小明，你究竟多大了？”达弥把小号的功夫茶杯合在掌中。
“二十五，怎么了？”我意识到我和达弥之间有些喧宾夺主，就现实的某种逻辑来说，应该不露声色地缓解这种不平衡状态。但我当时无能为力。
因为我对达弥一见倾心。
“和达弥同年喏！”美芳说“孔雀小明几月的？”
“五月。”我回答，顿了一下又说，“三十号。”
“只小达弥十五天喏。”美芳说。
我对达弥一见倾心，不仅是她的温婉，她的白皙，她的无助，她的瘦，她的洗得纤尘不染的齐肩秀发，还有她大我十五天的年龄。
“对了，达弥，你今天拿到了居留是不是？”秀芳突然问。
“嗯。”
“给我看一下好不好。”秀芳说。
“就一张绿色的贴纸而已。”达弥说着，从原色手提袋里掏出护照，蓝色的封皮，上面写的是“中华民国”。看到这四个字，我心中涌起一股不知什么滋味，眼前的女孩和我是不同的，眼前和我同年同月生的女孩和我生长在彼此完全不同的世界里。
秀芳看过，我接过来，瞟了一眼贴在上面的居留，然后翻到第一页。
“大四时照的，发型怪怪的吧。”达弥浅笑。
照片上的达弥仍旧一副无辜的样子，但那上面是无可追回的年轻。我为不能结识二十二岁的达弥，或者十九岁的达弥，心中酸溜溜的。
“达弥原名叫刘恬玲呀？”我说。
“咦？我没和你说过吗？”美芳说。
“没有，一直听你们达弥达弥的叫，我还以为是原名。”
“现在总算弄清楚了，孔雀小明。”秀芳慢吞吞地说。
我和达弥都不作声，美芳拍手笑出声来。
“达弥，奉西斯干什么去了？” 秀芳问。
我突然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甚至都不能算是预感，而是洞悉。这洞悉事实的苦楚很 多年前有过一次，那时我二十一岁，书生意气，觉得世界都在自己的脚下——那时的世界对我来说就是上海长宁区的那块被商家割来割去的校园。
“洗牛仔裤去了。”达弥不经意地说。
这轻描淡写的一句回答把我从近一个月春风得意的云端拽到赤裸裸的现实中来：我和稚世交往，和上地女孩睡觉，达弥有男朋友，我喜欢稚世却无从去表达，喜欢达弥她却和该死的什么奉西斯在一起。这，就是我的现实。
“他就是爱洗牛仔裤。”秀芳微微有些不满、有些埋怨、有点气急反笑的语调，更让我觉得那个奉西斯应该是她们很熟悉的人。
“谁是奉西斯？”我想我如果不问的话恐怕会显得更不自然。于是，尽管心如刀绞还是勇敢求证。
“是我男朋友。”达弥望着餐桌的上方那片悬浮的空灵说。那片空灵仿佛是她无助目光的避风港。
“我就从来不洗牛仔裤。”我直盯着秀芳的眼睛说。我希望我的瞳仁中燃烧的不是火焰，如果不幸是真的是妒火的话，但愿这火焰不要触及到女人的敏感。很少人能避开女人的敏感，我尤其不行，但我及时转移阵地，这归功于成长带给我的睿智。
“真的吗？”美芳反问。
“一年超不过两次。”我感激地望着美芳答道。
“孔雀小明……”秀芳撅起小嘴。
她是在耍小性，这是她的本能。她恐怕是要借此来提醒自己的存在，但此时在我看来是对失意者的怜惜。这都是男人和女人间无可厚非的游戏规则。
我恐怕想得太多了。
因为，我对达弥一见钟情。
我的一位朋友。一位高中和我同班一年的女生。先在维也纳念高中，然后在米国拿到学位，如今在新泽西州定居，就职于全美第一大的制药公司研发部，拿一份我无法想象的年薪。她说，自己在维斯康辛州读书时得过轻度忧郁症，每天深夜看无聊的脱口秀节目，白天放下百叶窗开始喝酒，视线盯住空间的某一点，然后图像就变得越来越小，像远视镜中看到的景象一样。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
不对，不是朋友。她就是我的远视镜中的自己，我也是她的远视镜中的自己。
我不是要讲述她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讲起来又会没完没了。
我只是在叙说一种状态。
远视镜中的状态。
那天的下午茶一直喝到吃晚饭。谈话仿佛可以无休无止地延续下去。但那天的魔力从那一刻开始就消失了。谁都意识到这一点，但谈话还在继续。
美芳做了炒面，饭后四人喝勃垦地红酒，吃乳酪，天南海北地聊。我好像谈到了出国前看的那部轰动一时的纪录片，中国在日本的留学生——我不吐不快，因为那里边有触动我内心深处的东西。女孩们的眼睛全红了，我自己也快掉眼泪了。红酒在血管中沸腾，瞳孔开始收缩，视线中的三个女孩都在远远的地方，脸孔异常清晰却唇动语无声。她们感动是因为那些留学生的辛劳，是中产阶级看到杰希？欧文斯在慕尼黑击败所有白人的感动；而我不是要通过片中几位值得国人为之自豪的同胞的辛劳来赚取这几个和我说同一种语言但不同思维体系的女孩的这种眼泪，我不具备这种资格；也不是因为自己无限膨胀的自恋方才不能得到满足的宣泄。我之所以痛楚是因为我们彼此间看不到远视镜中的对方。我们之间缺乏的不是沟通的媒介，而是沟通本身。
看看时钟指向十一点，我说要搭末班公车回家，达弥当即也说要回去了。美芳、秀芳送我和达弥出门。此后一段时间，两人无言地在市中心纵横交错的小径中走。碰到狭窄和拐弯处，我就让她先走。
“你蛮体贴的嘛。”达弥突然问。
“怎么？”我不明所以。
“让女士先行呀！”
“这个，……因为我不认得路。”我实话实说。
达弥笑起来：“原来你是路痴。”
我也笑笑。想再说点什么，却无从开口。
路痴。
普瓦捷的春夜，四下静得出奇，月光居心叵测地洒下来。石子路面上好像洒过水，蒸腾起只有夜晚才能嗅到的淡淡的泥土的新鲜。
多久没和喜欢的女孩走在月光里了？我想用无声的沉寂多挽留一刻这样的温馨感受，但无能为力。我终归不具备情圣的秉赋。
“我昨天看了《喜宴》，有归亚蕾，郎雄、赵文瑄，还有一个……”我苦苦思索。
“金素梅。”
“对，金素梅。”
“觉得她怎么样？性感吗？”达弥问。
台湾女孩不忌言辞，这恐怕受他们的立法院的表演秀的熏陶，说是一套做是一套。我和美芳、秀芳相处后得出一个结论，起码来留学的这些台湾女孩都是蛮有原则的；另一个结论是，日本女孩又是另一回事，你说点荤的，她们就一手捂嘴乐一手拍你的肩膀（或手臂），说什么“好讨厌”之类的，但讲实干，富于实践精神。意识到我在这一点上又错了，是之后两年的事了：我和七濑坐在蒙比利耶运河的台基上，望着远处天方的夕阳残红似血。旁边的女孩哭得很厉害，说自己没有对在日本的男朋友说起和我的事，喜欢我，所以觉得对我不公平。我也是一时怔怔地说不出话来，发现自己也很爱她，但极有可能是一时的感动。那天是我二十八岁的生日。有个女孩为我流泪，我终生难忘。
“一般，性格太锋利了，不是我的心仪类型。”我坦言。
“那你喜欢哪一型的呢？”
“人淡如菊型的。”我脱口而出。
“什么？”
“就是温婉型的。”，随后又补充，“哪怕装的也行。”
“大陆女孩怎样？”
“女权运动开展得太好了。”我神色黯然。
达弥轻笑，然后说：“我到了。”
我抬头望望她的公寓，没说话。
“改天请你来喝茶。”
“嗯。 ”我有点神不守舍。如果是三年前我就扳过她吻她，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