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了吗？”热列兹诺夫问道。
“都来了。”那个军官证实说。
“可是，那个站在岗楼上的呢？”
“他在站岗呢。”那个军官解释说。
“站岗的就是一个人吗？”热列兹诺夫惊诧地问。
“是的。”那个军官解释说，“围墙上面有一道铁丝网，是通了电的。”
“把那个岗兵也叫来。”热列兹诺夫吩咐说，“市长先生要亲自对全体训话。”
那个军官派出一个党卫队员到岗楼上去了。
不久，这十二个人就在汽车跟前站成了一排。热列兹诺夫拉开了车门，我和斯塔姆使用冲锋枪的一排子弹结果了他们的性命。
热列兹诺夫留在了大门口，我和期塔姆便向机场驶去。
根据我们的估计，飞机很快就该着陆了。
这里到处都显得空旷、死寂，看来，这天夜里他们并没有准备接待谁。
在场地的边儿上有一座小房。
我们走进了那座小房，扭开了电门。在这个又窄又小的房间里放着一张桌子和几把椅子，墙上有一个刀形开关。我们冒冒失失地把它打开，随后又关上了：场地上有些信号灯闪现了一刹那。
“这可挺顺手。”斯塔姆说，“我原来想还得打信号弹。”我们从机场又到住着孩子们的小房去了。那里也静悄悄的。我们便走进了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有很多小床，孩子们都在上面睡着了。孩子的数目减少了一些：有一部分已经被他们藏起来了……
我们在一个房间里找到三个女人，也不知道她们是一些什么人：不知是保姆，也不知是护士，还是看守。
当我们走进去的时候，有一个女人醒了。她面红耳赤地把被子一直拉到了鼻子上。
“军官先生！”她大声喊道，其实我穿着一身便服，斯塔姆穿着一身兵土的服装：大概过去到这里来的大多数人，不管是穿便服还是穿军装，恐怕都是军官。
她这一喊把别人也惊醒了。这些女人不晓得我们干什么来了。
“斯塔姆，您去看一下，”我说，“看一看是否能给她们弄到一个合适的地方。”
斯塔姆很快就找到了一间贮藏室，这个贮藏室没有一扇窗子，但是外面却有一个又大又结实的门门。
“这个小黑屋子太好了。”他说，“正好是给她们这种人预备的。”
“只要你们老老实实坐在那里，那就啥事没有。”斯塔姆厉声厉色地说，“如果你们若是打算喊叫，胡闹，我们就把你们都枪毙。”
有一个女人便哀求我们不要把她们关在那里，还起誓发愿地说她们什么也不敢干，但是我们信不着她们。
在隔壁那所房子里没有找见一个人——既没有孩子，也没有大人。
在别墅那栋楼房里只找到了两个人——一个是女厨师，还有一个勤务兵；我们把这两个人关在地下室里了。
我们回到孩子们那里，就让他们起床，把他们抱到汽车里去了。
把孩子们运完了以后，我们就乘车到热列兹诺夫那里去了。
他手里拿着冲锋枪站在岗楼旁边。
“飞机要迟到。”他气咻咻地说，“好象有点儿不安静……”
但这时，我们却听到了期待已久的轰隆声，于是我同斯塔姆便向机场驶去。
斯塔姆把车开到了那个小房，就跑进去了。
孩子们挤作一团，在黑暗中坐着，象小鸡雏似地互相紧靠着。有的孩子在晃，有的在睡觉，但是大多数只是哼哼哧哧地坐在那里，什么话也不说。
斯塔姆打开了那个刀形开关，机场上的灯光亮起来了，过了一会儿，一架又大又笨重的飞机就顺着跑道跑过来了。
我们乘车驰到了飞机跟前。
飞机颤动着：驾驶员并没有把发动机关上。
他跳出了舵舱，在暗中瞧着我：“可真没办法。”他说，“您是热列兹诺夫同志吗？”
“不，我是马卡罗夫。”我说，“热列兹诺夫守卫着门口。”
“您可知道，情况是这样的……”我开始说。
但是鲁尼亚金却大声喊道：“还谈什么情况啊！孩子们呢？孩子们在哪里？快点儿干吧，不然我们就都走不脱了！”
斯塔姆用德文对我说，他马上去取孩子。
鲁尼亚金怀疑地瞧了瞧我：“这个德国人是个干什么的？”他问道。
“这是一位同志。”我说，“是一位经过考验的同志。他取孩子去了。”
“好了，既是经过考验的就好。”鲁尼亚金说，“我们都去，那会装得快些。”
这时，他的身旁又出现了他的两位助手——一位领航员和一位无线电员。
“孩子们在哪儿？”有一个人问道。看样子他们已经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我们都向那所小房跑去。
老实说，我们这一夜对待孩子的态度可不象平常在托儿所和幼儿园里那样了。既没有劝说的时间，也没有温存的工夫了，我们就把他们夹在腋下，一次夹两个，甚至是三个，连跑带拖地拉到飞机跟前，塞进机舱，便回去再取别的孩子。
这时，从大门口那个方向传来了枪声。
“这是怎么回事？”鲁尼亚金问道。
“不知道。”我说，“不过很明显，没有什么好事。”
“我们去瞧瞧。”鲁尼亚金说。
他把领航员留在飞机跟前，我们四个人——鲁尼亚金，那个无线电员，斯塔姆和我，使乘车向大门口飞驰而去。
热列兹诺夫在岗楼上站着。
我们跑到了他跟前。
“维克多尔，出了什么事？”
“他们来了。”他说，“是第一批客人！”
原来，大门外面开来了一辆小汽车，热列兹诺夫开枪把它赶开了。
现在那辆汽车停在远处的树荫下，来人在树阴下躲藏着。
我仔细瞧了瞧，但是很难看清楚。
我碰了一下热列兹诺夫的胳臂：“你看这可能是谁？”
他冷笑了笑。
“我已经说过：这是第一批客人，一会儿就要跟着上来了！”
有几个人站在汽车跟前等着。
突然，我们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叫声。
我马上听出来了：这是扬柯夫斯卡亚在喊。
“阿弗古斯特，阿弗古斯特！”她大声叫道，“贝尔金，请您答话！”
甚至在这里，在这黑夜之中她也信守着职业的习惯，遵从着从事秘密活动的规矩，不叫我任何别的哪一个名字。
我上了岗楼。
“您说吧！”我喊了一声，哈下了腰，怕她开枪打我。
“您别怕，我们绝不会开枪的！”扬柯夫斯卡亚喊道。
在黑暗中，有一件白色的东西在摆动……
她把一个手帕系在折下来的一根树枝上举起来当做白旗。
“请别开枪！”扬柯夫斯卡亚喊道，“我到门口去！”
她果断地沿着大路走来。
要想不叫她来是办不到的：她是一个胆大包天的女人。
“您要干什么？”当她走到门口的时候，我问道。
“难道同军使就这样讲话吗？”她讥诮地说，“请放我进去。”
“为什么？”我问道。
“难道您骇怕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吗？”她回答说，“我必须同您谈一谈！”
“我们放她进来。”热列兹诺夫决定说。
热列兹诺夫还站在岗楼上，我同斯塔姆就把杨柯夫斯卡亚放进来了。
“您说吧。”我说道，“您要干什么？”
“我要单独同您谈一谈。”她说，“我们到一边儿去吧。”
她从小道儿上走开了，我不由得也跟着她走去。
“您干什么来了？”我问道，“和您同来的还有谁？”
“谁也没有！”她大笑起来，“还能有谁同我来呢？您想象不到我那个保镊的搞了一通怎样的把戏。您可把他逗弄够呛。我很想早些来，但是，岗查列斯不让我们任何人讲话，所以我还不明白波里曼打算干什么……”
她拉起了我的胳臂。
“您打算干什么？”她接下去说，“波里曼的怀疑被证实了。格列涅尔什么也不知道。他既没有从您手里得到名单，也没有从上级那里得到指示。……”
“您说这番话的目的是什么呢？”我打断了她的话。
“为了您！”她喊道，“波里曼在几分钟之内就能查明您的汽车开到哪里去了。那时，一切就都会水落石出的。特遣部队马上就会开到这里。我打算拯救您这条命。反正您是通不过战线的。请帮助我把飞机上全体乘务员的武器缴下米，那么，您就会保证得到宽恕了。他们不会把您送回俄国。您会有钱，有地位，有自由……”
她急急忙忙地劝我，应许给我各种各样的好处，并且千方百计地吓唬我。
她在来的时候，也许以为能把我劝住，但是，她刚一说出来，我以为，她马上就会明白这种别有用心的谈话是不会有什么结果的。她急急忙忙、一遍又一遍地反复说那美妙的生活，个人的自由和有保证的地位，但是连她自己都不敢相信她那种结论的说服力了。她还继续往下说着，但是她的脑袋里已经有了另外一种打算，因为她突然从我身旁跳开，从衣袋里把手枪掏出来了。
我突然想到，这一次她是绝不会再宽恕马卡罗夫了，但是不对，她瞄准了鲁尼亚金！
我不晓得她是无意中选中他的，还是她看出他是驾驶员来了，但是，她这一枪就会把我们大伙都毁了。
她真是善于在转眼之间做出决定！
我猛地一跳就窜到了她的身旁，把她打倒了。
鲁尼亚金跑到了我跟前，我们便用从被击毙的一个党卫队员的身上弄下来的皮带捆起了她的手脚。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你们那里怎样？”热列兹诺夫喊道。
“扬柯夫斯卡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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