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没有把我打死，却使我受了重伤。我当时已经不省人事，由史密斯帮助她把我拖出去并不是很困难的。他们把事情搞得挺复杂：在布莱克的住宅里把我包扎好，便由史密斯把布莱克的尸体弄走了。第二天早上，这个尸体在一个胡同里被德军炸毁的一栋房子的瓦砾下被发现了，但是这个尸体已经残伤得很历害，竟至使人无法看出是布莱克还是马卡罗夫了。不过穿的衣服和衣袋里的身分证，证明了这是马卡罗夫。同志们便把马卡罗夫埋葬起来，受了重伤的贝尔金就被扬柯夫斯卡亚送到医院里去了。
当贝尔金的性命处在生死关头的时候，里加被德军占领了。德国人也知道贝尔金冒名顶替的是谁，所以扬柯夫斯卡亚便告诉给德国人了，何况根据大洋彼岸间谍机关的指示，格列涅尔已经成了她的顶头上司，而他是早就和这个间谍机关发生了关系的。
一般说来，她讲的这一切差不多都是已经被掌握了的情况，她也并没有讲多少假话。
审理工作已经接近结束了。
法庭主席是一个戴着眼镜，上了年纪的上校，他用探询的眼神瞧了我一眼，多半是为了走走形式，便问我：“您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我摆了摇头说：“没有，没有……一切都对……”
是的，扬柯夫斯卡亚所讲的一切都是事实，不过，她却摆脱了她应负的责任。诚然，她是给这些人和那些人搜集过情报的；但她却救了我这条命——起码在她讲完之后会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而且，如果不是想杀害鲁尼亚金——她把这个原因解释为由于一时激动——她甚至竟可以指望宽大处理呢……
但是，象扬柯夫斯卡亚这种自私自利和恬不知耻的罪人，她为了个人的利益竟玩弄甚至杀害千千万万无辜的人，如果得到宽大处理，那可大不公正了。
“讲的都对。”我又说，“但是……”
主席又瞧我一眼。
“扬柯夫斯卡亚女士还应当讲一讲同格列涅尔教授合作的情况。”我说，“这件事是值得法庭注意的！”
“法庭不应当过问我同这个人之间的关系！”扬柯夫斯卡亚暴躁地打断了我的话，“谁也没有权利过问我的私生活！”
她非常希望避开这种生活的某些方面。
“那么，孩子们呢？”我给她提出了一个问题。
“什么—一孩子？”她反问道。
“是的，就是您给格列涅尔教授弄去作试验的那些孩子呀！”
“什么，什么？”法庭主席连忙问道。
于是，我就把我在敌占区里加所看到的一切都对法庭讲了。
我讲了吊在街心林荫路上的尸体，被赶到德国去的少年男女和格列涅尔教授别墅里的孩子，并且说明是杨柯夫斯卡亚亲自给她所尊崇的那位学者挑选作试验的……
法庭主席伏在桌上，就重新翻阅审讯记录。
“这是一种违反人道的罪行。”他冷冷地说，并向杨柯夫斯卡姬转过身去，“对于这一点您有什么可说的呢？”
但是，扬柯夫斯卡亚却敢于冷笑了。
“马卡罗夫说这些话都是出于嫉妒。”她眯着她那两只傲慢的眼睛说，“他和格列涅尔两人经常为了我互相争风吃醋……”
这时，杨柯夫斯卡亚突然站了起来，并且用万分恳求的眼神瞧了瞧法官，就向我伸出手来。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要知道，我以后永远也见不到您了。请您不要见怪。难道您能够忘掉我们两人一起度过的那些夜晚吗？……”
说老实话，我可真难住了……
法庭主席耸了耸肩，用手掌摸了摸他那拔了顶的头皮，正了正眼镜。
我没有明白她说的意思，但杨柯夫斯卡亚马上就解释了。
“您看，马卡罗夫少校是无法反驳我们两人之间的亲近关系的。”她对法庭主席说，两只狡猾的眼睛一会儿望望他，一会儿又望望我，“只是他急于摆脱责任！”
主席严厉地望了望扬柯夫斯卡亚，又正了正眼镜：“您说这话是什么意思？”
“只是说明，马卡罗夫是和我一样的间谍。”她用响亮而有些发颤的声音清楚地说：“甚至比我还要大呢！”
扬柯夫斯卡亚默不作声了。
“我们听您讲。”主席催她说，“讲下去，讲下去吧。”
“他是被大洋彼岸的间谍机关派到这里来的。”杨柯夫斯卡亚带着绝望的神情说……
于是，她就讲起我同泰勒先生的会见，并且说我已经被他们收买，又说我供给他们重要情报，并且说是我把藏在我家里的一个冒名恰鲁申的游击队的共产党员出卖给盖世太保了……不错，她说了这一切，目的是要把我也拖下水去。
“您怎样可以证明这一点呢？”主席冷冷地问道。
“您问他好了！”她仿佛要给我当头一击，大声刺耳地喊道，“他为什么不讲他在斯德哥尔摩的活期存款有五万美元呢？”
她仍旧以为世界上最主要的还是金钱！
她举出了例证，就以为我算逃不脱了，但是，法庭甚至并没有容我讲话。
“马卡罗夫同志，您可以退席了。”主席照旧冷冷地说，但他那一双眼睛里却闪现着爱抚的神情，“法庭知道是由谁批准您同泰勒将军进行谈判的，至于转给您名下的那笔钱，……”主席甚至说出了存钱的那家银行，便向扬柯夫斯卡亚俯过身去，仿佛以下的话是特地对她说的：“至于那笔钱，已经由马卡罗夫同志托人领了出来，甚至已经用光了，不过不是他自己用的……”
我瞧了瞧法庭主席，他对我点了点头，示意我可以走了。于是，我就向门口走去。
“安德烈·谢明诺维奇！”扬柯夫斯卡亚突然在我背后颤抖地大声喊道，“这都是假的，都是假的！我这样说是为了使您能同我共命运……因为……喂，您回来呀！因为我爱您……”
但是，我并没有回去。
我明白，她是想改变由于说谎所给人造成的印象，但是我十分清楚，她最后讲的这几句话也象她的整个生活一样，是一个弥天的大谎。
尾声
大概就是这些了。
从那以后已经过了好多时间，但是我在这部小说里所描写的那些事件却在记忆中无法磨灭。
战争结束了，我同我心爱的那个姑娘见了面。她听说我牺牲的消息以后，并没有相信，如果说也相信了一点儿，但是她却一直无法爱上别人。她耐心地等着我。我的妻子总是怀着激动的心情听我讲里加的故事，只是每当我提到扬柯夫斯卡亚的名字的时候，她便皱起眉头……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普罗宁在战后也找过我，我在我的家里同他见面了。
我自然开头就问到了热列兹诺夫：“他在哪里？他怎么样？他遇到了什么事？”
但是普罗宁并没有直接回答我提出的那些问题：“以后再讲吧。”他说，“这个问题很复杂……”
他再也没有对我说别的，我明白了：热列兹诺夫后来的遭遇，显然还可以写成一部长篇小说，不过现在还不到发表的时候。
后来我们就谈到了我们在里加的那一段生活，我们怎样互相寻找，我们的成功和失败。
“唔，您可知道您破获的那个间谍网怎样了吗？”普罗宁问道，“那些‘唐水仙’和‘郁金香’都怎样了？”
“留下来的那些大概都被捕了吧？”我猜道。
“不错，大多数都被捕了。”普罗宁证实说，并且笑了笑，“不过有三个或者四个，甚至却没有动，为防止万一起见，虽然没有逮捕他们，却有人在监视着他们。”
我们还谈了一些别的事情……
我对普罗宁能那样快那样周密地把布莱克上尉的电台装好，表示十分惊奇和敬佩。
普罗宁宽厚地笑了笑：“这是一件很普通的事。在那种情况下，不仅是英国的收发报机，就是要魔鬼我们也能从地下给他们弄出来……”
从这次会面以后又过了几年，我有机会顺路到里加去了一趟，但我只能在那里停留一天。
我在城里走了走：它还象从前那样漂亮、豪华，被战争破坏了的建筑物我已经找不到了，代之而起的是一些新的建筑。我也到过我在柴普利斯家住过的住宅，房子还在，但是住户却换了。
给我开门的那个年轻人说柴普利斯在一个乡下区里担任党委书记。
我很想见一见他，但是我没有时问去。回到莫斯科以后我给马尔丁·卡尔洛维奇写了一封信，现在我们还常通信。
我也想找到马尔塔，但是我不晓得在哪里能找到她，居民住址查询股里并没有找到马尔塔·雅诺美娜·克鲁米内什的名字。
后采我便想到墓地去一趟。我顺着林荫路往前走，在纪念碑和十字架之间徘徊，真是奇怪，我又找到了我的墓地，给马卡罗夫立的纪念碑还完整无损地保存下来了。
还有什么应该讲的呢？……
由于自己的工作性质，我常注意外国的报刊。诚然，我感兴趣的是多半是一些专门问题，但是顺便也看了一些其他方面的东西。
格列涅尔教授到底到了大洋彼岸，他在那里自己有了一所学院，正在飞黄腾达。
我谈到过发表在大洋彼岸一家大报上的一封信，是由几名学者写的，他们在信中表示支持匈牙利的反革命分子，同时，怀着恶意反对匈牙利的工人和农民，并且要求在联合国讨论“匈牙利问题”。在这封信下面签名的就有格列涅尔教授。
唔，最后再谈谈和普罗宁的一次会见吧，因为它和所写的这件事有些关系。
我在里加住过那个时期以后，我和拉脱维亚人就结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拉脱维亚爱国者的英雄形象永远铭记在我的心里了，如今，凡是同拉脱维亚有些关系的事我都很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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