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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9月8日于济南灵岩寺
辨名物
■ 季红真
一
名实之辨，是人类思维最为古老常新的课题。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先秦，公孙龙“白马非马”的命题，是对概念系统所指称对象的逻辑分类。亚里士多德开创的西方逻辑学，也要讨论相似的命题。一直到现代语言学的开山鼻祖索绪尔，关于语言作为符号能指与所指的分解，也贯穿着名与实的思辨。给事物命名，大约是语言最初的起源，也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界的主要标志。在任何一个时代，在任何一个人的生命过程中，大到一个国家，小到普通百姓，都离不开对于名与实的分辨。从意识形态的宣传到社会的实际状况，从思想的自我确立到生存的真实处境，都会有名与实的矛盾，遂成为一个永久性的哲学问题。究其本源则是语言最初的命名活动，说白了也就是名与物的基本关系。这就难怪，从结构到解构的法国当代哲学家福科，有一本重要的著作被翻译成《词与物》。词与物的关系，实在是人和世界最基本的关系。
名与物的关系也是知识的谱系。人对于世界的好奇，首先体现在对于各种知识的渴求，分辨名物是最原始的方法，《看图识字》是最简单也是最经典的方式。这是什么？那是什么？是所有语言教学的开端，单词量往往是衡量一个人外语水平的硬件。一个人精神世界的大小，几乎就取决于他或她知识的多少，也几乎就是指能够分辨的名物有多少。认字是人的一生中难以穷尽的工作，命名也是一个民族文化永恒的任务。一位清代的学者认为，汉语文字发展的一般规律是通假，也就是以此指代彼指，同一个能指可以根据语义的联想容纳其他的事物。这是有见地的说法，一直到现代都是如此。比如对于化学元素的翻译，就是以形声的基本原则，给以最准确的命名。所有的名词都是单音节，文字则都是以金为偏旁标注出物理属性，拼上最简单的汉字以注声。这就使各行业的人士，在接受知识的同时，也掌握了一整套相应的语言概念体系。
以语言文学为职业的人，在词的汪洋大海中，去分辨各种相应的物，其工作犹如大海捞针。鲁迅当年翻译《死魂灵》时，对萧军发牢骚，大意是说现在不是在做人而是做机器，大量关于俄罗斯器物的词都要一个一个地查，苦不堪言。他是由日文转译，同时还要参考德语辞典。这样一位大思想家、大文学家，年过五十之后，还要辨别名物，可见这项工作须臾不可回避。张爱玲说，中国是一个文字国，皇帝遇见不顺心的事就要改年号。这就使中国人辨名物的工作特别繁重，别的不说，只以对于人的命名就无穷繁琐，学前有乳名，长大有学名或大号，读书人还要有宇，有斋号，笔名可以随意起。关于名字的讲究也格外多，要避长者讳，避尊者讳，还要避皇上的名讳。当权者的喜好，也会引起名物关系的变化，更不要说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李贺因为要避父讳，而不能参加进士考试，武则天干脆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宇。古书上的文字因此而语义混乱，小到一个再普通不过的物件，大到一个地方，名字都会不停地改换。黄瓜因为是从域外引进的，故原名叫胡瓜，只因为隋炀帝特别痛恨胡文化，排斥所有带胡的字样，遂改名为黄瓜。估计他很喜欢吃这种蔬菜，经常看见，故强行改名。当时有胡宇的物件是很多的，如果一件一件地改起来，怕也是改不过来。野鸡原名雉，因为要避吕后的名讳而改。而普通的老百姓则通常没有正式的名字，在姓氏的后面加上排行顺序了事，张三、李四和王五，是对普通人的泛指。上海作家陈村著名的小说《一天》，主人公就叫做张三。已故作家王小波小说中的主要人物，则叫王五。女人出嫁之后，在娘家的小名便被废除，在夫家和娘家的姓氏后面加一个氏字了之。而对于最底层的人来说则连姓氏也没有，于是便有了鲁迅笔下的赵老太爷，对于阿Q的愤怒责问，你也配姓赵？！
二
一生经历的尴尬中，有一多半来自名与物的分离。
少小的时代，许多的话都是听不懂的。首先是政治的话语听不懂，阶级与贫富的观念至今很模糊。小学过队日的时候，听刘文学的故事不知所云。雷锋的故事只理解了做好事，其他的女同学听得痛哭失声，我也不明就里。其次是性的话语听不懂，不要说各种隐语，就是专有的名词也不知道，因为没有生物课。艺术的话语就更不明白，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就说西方现代派的美术，是西方资产阶级没落思想的表现，让一头牛的尾巴蘸上色彩在纸上来回地甩，就称为一种美术流派。听得我如入五里雾中，因为我从来没有看过西方现代美术的作品。各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观念影响下的人情世故，更是迷津一样找不到门径。由此形成的道德话语，也是常使我困惑的内容。只有老老实实地当听众，一开口即是祸，至今如此。当成年后看到卡夫卡的小说《城堡》，感觉上的共鸣格外强烈。米兰·昆德拉对它的阐释，更是说出了我无法表达的体验，这个世界本身就像迷宫一样。我们置身于各种意义的空间被塑造，当时空发生变动的时候，就尤其无所适从。
这多少有些不可知论的色彩，但是人的认知冲动对于世界的好奇，又是与生俱来的本性。对于名与物的关系，是每个人自小的知识趣味。幼时生活在乡间，对于世界最早的兴趣是周围的动植物。从生活到游戏，大自然都直接融入我们的生命。昆虫草木，都是我们性之所至的对象。加上父母工作的学校是林业专业，大人们的闲谈中充满了动植物的知识，这使我从小就对自然界的名物发生兴趣。母亲学校里的动植物实验室和花房，都是我经常光顾的地方。从小到大逛公园的时候，看各种标签是下意识的习惯。看见一种不知名的树木花草与昆虫，就要设法问清楚。专业人士通常告诉我的是学名，譬如各种树木的名称，各种水果的分类。而普通人告诉我的则是俗名。比如蝉，俗名常常写作“知了”，实际的发音是“鸡了儿”，“了儿”发去声。蝗虫就是蚂蚱，蚂蟥叫蚂鳖，蜻蜓叫蚂螂。俗名通常都非常形象，脆柳是因为木质非常脆，树枝一劈就断。死不了是一种生命力极强的草花，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俗名也包含着丰富的民间文化信息，龙须柳因树枝弯曲着伸向天空而得名。死人花是一种白色碎花的野草，坟地周围大片生长。有一种黄色花蕊的绿色小花，叫做打盆打碗哐，传说碰了它就会打碎盆碗。
除此之外，还有以儿童特殊的想象力对于事物的命名。螳螂叫刀螂，因为它的两只前脚形状像刀，动作也像人举手挥刀。地雷花是因为种子像一个小地雷的形状，俗称是野茉莉。汪曾祺有一篇小说题名《晚饭花》，就是来自他的故乡对这种花的称谓，因为它总是在傍晚的时分开，在北方则是早晨也开花，学名则至今我也搞不清楚。还有一种指甲花，因为花朵可以用来染指甲而得名。“酸不溜”是一种有黑斑细毛的深绿色野菜，吃在嘴里有酸味儿。地梨是一种野草，有指甲大小的块茎像木梨且能吃而得名。大丽菊又叫西番莲，大约是从西域引进的，而孩子们叫它白薯花，原因是它的块茎像白薯。“屎壳郎”是一种大甲虫，因为经常滚粪球而得名。“花大姐”是七星瓢虫，因为甲壳上的色彩鲜艳得名。“臭大姐”是一种扁平的飞虫，灰褐色，落在树上
好像一块树皮，因为有异味儿而得名，学名好像是蝽。至于各种各样的蜻蜓，更是名目繁多，都与它们的形态特征有关。
经常的搬迁，使辨名物的工作特别频繁。在冀西山地，经常可以看见橘红色的五瓣野花，叶与花的形状美丽如百合，根像一个小独头蒜。学名就叫做石蒜，俗名则叫野葱，可以食用。核桃树也是在那里看见的，粗枝大叶的谜底得到实物印证，而果实由青到干的整个过程，也是在那里知道的。东北有一种野生的小浆果，类似草莓一样生长在草丛里，分为两种，一种小而红像樱桃，不能食用只是拿在手里捏揉着玩儿。另一种大小像鹌鹑蛋，薄而光的微黄表皮上透出细小的筋脉和微小的种子。孩子们吃完里面的浆肉，把完整的果皮含在嘴里，用舌头和嘴唇来回吐吹成泡泡。俗名叫菇捻儿，捻写作娘字上面加草字头，连字典中也没有这个字，学名就更不知道了。近年北京也有推着车的人叫卖，估计都是人工种植的。商品经济的发达，使各地的物产在全国流通。广州的杨桃、四川的脐橘以及各地的蔬菜，在北京的市场上都可以看到。就连国外的很多水果品种，比如榴莲、木瓜、山竹、火龙果等，也已经很普通。在满足味觉好奇的同时，也很容易地辨别了名物。日本有一种高大的杉树，树干粗大叶子宽阔。深秋的时候呈黄褐色，夹在通红的枫树和金黄的银杏之间，形成一个色彩的自然过渡。问过日本友人，言叫黎明之杉。这是在四川发现的一个树种，引种到美国，最早只培育出了100株，有7株传到日本，经过多年的培植，现在是很普遍的行道树。
在遭遇新事物的同时，更多的时候是变化了形态的旧事物。这近似于古人所谓淮南为橘，淮北为枳的寓言。文化寓意其实是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