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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以前读鲁迅的书信，知道了瑞典考古学家斯文赫定的名字。大约是1927年，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商定，拟提名鲁迅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刘半农曾让台静农捎信于鲁迅，却被拒绝了。这一件事在后来被广泛议论过，还引起过不少的争论。不过我那时感兴趣的却是，斯文赫定是何许人也？他是怎样进入中国文人的视野，并闯进了民国文人的生活？
后来一件事情的出现，才解开了我的谜团，而且让我对民国的考古队，有了感性的认识。两年前王得后先生介绍我认识了徐桂伦先生，得知其处有大量名人书画作品，其中大多系刘半农、钱玄同、沈兼士、沈尹默、马衡关于西北考察队的贺联。这些墨宝均系题赠徐桂伦之父徐炳昶先生的。我这时才知道，徐炳昶原来与斯文赫定有一段神奇的交往。两人作为大西北考察队的队长，在凹世纪20年代末第一次开始了“对中亚细亚腹地具有真正现代科学意义的探险考察”。在那一次考察里，斯文赫定与刘半农、徐炳昶、马衡、袁复礼、刘衍淮等中国学者，成为了朋友。中国现代史上首次西征的考古队伍，是在这个瑞典人的帮助下完成的。
我所感到荣幸的是，与这次西部考古相关的墨宝，后来悉被我所在的博物馆收藏。徐炳昶的后人无偿地将其献给了国家。
大概也是从那时起，我对民国文人的考古理念与野外实践有了一点点认识。开始接触考古学的书籍，当进入到那个世界的时候，才猛然感到，这个鲜为人知的领域，隐含着太多太多的东西。它们提供的信息，在文化理念上引来的思考，远远超出了这个学科的特定内涵。
直到后来看到王忱编的《高尚者的墓志铭》后，斯文赫定与徐炳昶诸人的形象，才更为清晰了。我以为这是一本永垂不朽的书。编者搜集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还原了东西方学人的人类文化学意识在那时的现状。时光过了七十余年，古道上的旧迹依然让人感到新鲜。那里发生的一切是彻骨的，远远胜于书斋中的咏叹。野外考古，乃洋人所发明，初入中国，则阻力重重。20世纪初，中国的许多读书人，对探险与考古，还懵懵懂懂，连章太炎这样的人，亦对其看法模糊，和他一样的学问深厚的人，每每见洋人来中土探险，仅以民族主义观点视之，并无科学的头脑。唯有几个留过洋的学者如刘半农、徐炳昶等，深解其意。若不是这几个懂得西学的人的存在，中国科学家大西北的野外考察，也许还将延续许久才能发生。
斯文赫定，1865年生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很早的时候就有了冒险旅行的冲动。曾多次深入中亚深处，足迹遍布了“丝绸之路”的很多地方。他在20世纪初发现了楼兰古国遗址，并对西藏、新疆的许多地区进行过考察。这个探险家在中亚地区的种种发现，曾震惊了世界。尤其对我国新疆、内蒙古诸地的实地考察，硕果累累。这个瑞典人有广泛的兴趣，亦结交了许多政坛、文坛的友人。诺贝尔就影响过他，他的探险生涯也与这个富有之人有些关系。中国古老的文明他是热衷的，而对新文化亦有所关注。当他向刘半农表达对鲁迅的敬意时，其实也隐含着对新生的中国艺术的尊敬。可惜他那时的兴奋点在西部考古上，未能对中国新文学进行深入的打量。不过这一个小小的插曲也可见他是一个有心人。斯文赫定是希望西方能够了解中国的。他以自己的嗅觉发现，东方古国存在着神奇的力量，那些长眠于世和正在滋长的文明，是该进入更多人的视野的。
旧有的材料写到这位瑞典人时，曾以殖民入侵者视之。言外有文化掠夺之意。但我们如若读徐炳昶的《徐旭生西游日记》，见到那么多关于斯文赫定的描述，看法大概就有所不同了。日记里的片断没有刻意渲染处，写得朴实生动，一个敢于冒险、认真而又热情的瑞典科学家的形影扑面而采。斯文赫定才华横溢，对地质、天文、气象、中亚史都有所涉猎。亦有艺术天赋。我看过一幅他为刘半农作的素描，功底很深，刘氏的神态栩栩如生。据说中国学界最初对他是充满敌意的，可在后来的磨合中，许多人成了他的朋友。不知道现在的史学界怎样看他，以我的感觉，他的出现，改变了中国史学界认知事物的方法，因了洋人的提示，我们的文化自省意识，才有了一次巨变。上下几千年，哪一个中国学者曾徒步走进大漠惊沙里探寻人类的足迹呢？仅此，对于这个远道而来的洋人，不得不三致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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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文赫定回忆那次与中方知识界的合作，念念不忘地提到了刘半农。连徐炳昶、袁复礼也承认，如果不是刘半农的努力，此次西行的计划很难实行。这个新文化运动的骁将，对田野考察重要性的认识，是走在知识界的前面的。
刘半农给世人的印象是个诗人和杂文家，也是鲁迅兄弟身边的常客，为白话文的推进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上海的时候，常写些鸳鸯蝴蝶式的作品，要不是陈独秀办了《新青年》，他也许真的要在旧式才子的路上滑下去。《新青年》改变了刘半农的人生之路，影响他的大概就是科学意识吧。他在北大和胡适那些留洋的人在一起，越发觉出自己知识的不足，亦有被人冷视的时候，于是漂洋过海，到了法国学习，搞起了语音试验研究。他的那门学问，懂得的人不会太多，但留洋的结果是，明白了实验的意义，对考古学与人类学至少是颇有兴趣的。
在斯文赫定决定到中国西部进行考察之前，中国知识界曾有很强烈的反对之声。西方考古者在中国的探险与搜集文物，引起了知识界的警觉，说是一种民族自尊也是对的。当中国政府允许斯文赫定赴内蒙古与新疆的消息传出后，1927年初的北京学界召开多次抗议的会议。3月5日，刘半农与沈兼士、马衡、马幼渔等人主持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学术团体协会，并发表了《北京学术团体反对外人采取古物之宣言》，宣言对斯文赫定是一种抗议的态度，其中写道：
试问如有我国学者对于瑞典组织相类之团体，瑞典国家是否能不认为侮蔑。同人等痛国权之丧失，惧特种学术材料之掠夺将尽，我国学术之前途，将蒙无可补救之损失，故联合宣言，对于斯文赫定此种国际上之不道德行为，极为反对。我国近年因时局不靖，致学术事业未能充分进行，实堪慨叹。但同人等数年来就绵力所及，谋本国文化之发展已有相当之效果。现更鉴有合作之必要，组织联合团体，作大规模之计划，加速进行，将来并可将采集或研究之所得，与世界学者共同讨论。一方面对侵犯国权损害学术之一切不艮行为，自当本此宣言之精神，联合全国学术团体，妥筹办法，督促政府严加禁止，深望邦人君子，急起直追，庶几中国文化之前途，有所保障，幸甚幸甚。
我猜测刘半农、沈兼士等人的思想在当时是复杂的。一是绕不过民族情感这一类，二是亦有与洋人联合共行的打算。自知没有洋人的实力，但又不甘学术的落伍，其间的焦虑是很浓的。匈牙利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俄国人波塔宁等，都曾从中国拿走大量文物，在中国学者的记忆里都是久久的伤痛。学界的悲哀在于，在了解西部历史的时候，有时就不得不借用洋人挖掘的材料。王国维、罗振玉的西域史研究，就
是参照了西方探险者提供的文物资料的。许多空白，是西方探险者所填补。作为文史研究的学者，当然是有耻辱感的。
当刘半农作为中方谈判代表与斯文赫定接触后，他的强硬态度开始发生了变化。两人用法文熟练地交谈，涉猎的领域想必很多。那一刻彼此的距离缩小了。刘半农从这个瑞典人的目光与语态里，感受到了一个学人的世界性的眼光。一个个体的科学家的自我意识，毕竟不等同于异族的民族意识，也许正是在互相关心的话题里，彼此找到了沟通的桥梁。他们后来成为朋友，不再存有戒心，是否是气质上和专业理念的接近所致，也未可知。我自己以为，这个事实本身，可以解释清民族主义与人类普世情怀可以化解的可能。鲁迅与日本人，蔡元培与德国文化界的关系，亦可作如是观。
颇有艺术天赋的刘半农，如果不是因为留过洋，也许只能成为激情四溅的文人。法国的生活使其对文化遗产的保持、利用有了深切的认识。回国后有一些精力是用到考古与古物保持工作上去的。1927年发起了北京临时文物维护会，次年出席了在日本东京召开的“东北考古学协会会议”；不久又被推举为故宫博物院文献馆专门委员，国民政府指导整理北平文化委员会委员。他的兴趣由文学而转向文物整理，在个人历程中实在是一件大事。因为知道空头的论道，乃会误入歧途，遂以勘察为己任，寻找认知历史的新入口，那境界就不同于以往了。艺术可以放荡为之，不羁小节，而科学则需小心地求证，不得半点虚夸。他与斯文赫定由猜疑到相知，渐渐脱开民族主义的阴影，后人不太深说。然而这里却有那一代人的心结，刘半农辞世前的学术活动，是被一些文学史家看低了的。
由于那一次西行，刘半农和斯文赫定的关系已非同一般。他虽没有加入到那个队伍，但一行人中不断和他联系，其影子一直随于其中。后来竟为斯文赫定而死于考察之途，一时震撼了北平学界。魏建功曾这样写道：
民十五，瑞典学者斯文赫定博士将入新疆作科学考察，乃与北京团体合作，成立西北科学考察团。先生代表北京大学，参加组织，折冲磋议，被椎为常务理事。中外学术界独立合作，及与外人订约，条件绝对平等，实自此始。适当北伐时期，考察在北京政府范围，经济艰窘，且西北地方政权分裂，团员自蒙入新，中途屡遭险阻。先生外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