狐来控诉那人间的不平。但是，不能否认，在《聊斋志异》中，爱，尤其是
爱人，与人为善，恻隐之心，却是它的另一部分代表作的基本主题和中心思
想。在作者的笔下，爱的神经是那样灵活敏锐，爱的触角又是那样无所不至。
对双亲，对朋友，对兄弟，对山山水水，自然无所不爱，爱得深沉，甚至对
一株株花草，一只只虫鸟，也往往以爱的眼光去观察，去体味，并以此来回
顾人生，默察社会。因之，笔触所及，也就充满情趣、温馨、甜美。尽管作
者笔下涌现的往往只是他个人独有的感触，然而却触发了读者以各自的经历
和眼光去作不同的体会和联想，从而获得艺术享受。要说这个天地不如前者
那样广袤，那也许是对的，然而却不能说它是苍白的。它所激发的是向上的
进取的勇气，它所展现的仍然是一个丰满完美的感情世界。正是在这种爱中，
我们感觉到了导人向善求真，去丑求美的一种动力。
你不妨翻开《聊斋志异》浏览一番，作者为我们塑造了多少助人为乐的
花妖狐魅的动人形象呵！《红玉》中的红玉主动地帮助贫士冯相如娶了妻子
卫氏，并在以后帮助冯生重整破碎了的家园；《封三娘》里的封三娘，热情
帮助她的好友范十一娘择婿；《小翠》中的小翠为了报恩，不仅治好了王太
常的儿子王元丰的呆痴，而且帮助王太常在险恶的官场倾轧之中，渡过了难
关。对于这种无条件做好事的人物，作者都给予了很高的褒奖，也为他们安
排了美好的结局。至于《聊斋志异》中许多禽兽助人和报恩的故事，更是举
不胜举。像《赵城虎》写老虎代人养老送终；《象》写大象掘象牙，赠恩人；
《义犬》写狗泅水救活落难之人，并代为找到仇人等等。此外，像《宦娘》、
《章阿瑞》等是写女鬼助人。总之，在这些故事里，人物多是些小人物，形
象大多是花妖狐魅、飞禽走兽，但是，作者却让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美好
的灵魂、美的道德、美的感情，让人深深感受到了那种净化精神世界的力量。
我们这里要谈的《西湖主》在《聊斋志异》中那些导人向善求真的精品
中也是具有代表性的。小说是写穷书生陈弼教在洞庭湖救了一条猪婆龙，后
来遇大风覆舟，飘至一处，误入西湖主园亭，先被问罪，后被鱼婢传词，与
西湖主结为良缘。原来公主的母亲就是陈生曾搭救过的猪婆龙。从表现看来，
这篇小说的题旨不外是说人有恻隐之心，必有好报。但是，对于它的立意、
旨趣还不好过早地就判定为“平庸”的。尽管这则故事纯粹是虚构，然而作
品本身却说明：作者发现了人民中间蕴藏着的精神道德的美的矿藏。作者不
仅是抓住了恻隐之心、助人为乐和与人为善这个动人的主题，更难得的是，
他发现了又写出了人们心灵上的美。作者似乎感觉到，这种美德具有很大的
改造社会和改造人的潜化力量。为此，在《西湖主》这则幻想故事里，他只
写善，不写恶。作者这样处理，是从正面寄托渴望人与人关系改善的社会理
想。因为只有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才能通达于幻想。所以《西湖主》与其说
是幻想了的社会生活的写照，勿宁说是作者审美理想的艺术象征，他是从特
异的世界里去探索真善美，因此，它隐喻着更广大得多的人生内容。
为了进一步了解《西湖主》的这一写作要旨，我们不妨参之以小说以外
的作者的论著，也许这样会更清晰地领会蒲松龄写作这篇小说的旨趣所在。
在《放生池碑记》中，蒲松龄提出了“爱者仁之始，仁者爱之推”。他
认为，有无恻隐之心，爱人之心，这是人和禽兽区别的根本标志。在《为人
要则》的十二项立身处世之道中，有许多条目，也都是倡导“爱人”，要“与
人为善”的。他指出，劝人做坏事易，而劝人做好事难。惟其难，所以更应
竭尽全力去作。他还认为，在帮助他人渡过危难、克服险境时，应该“生死
以之，劳何辞，怨何避焉”。一个人如果达不到这种精神境界，必然会与人
为恶，“甚至骨肉之间，亦用机械，家庭之内，亦蓄戈矛”。于是，他高声
呼吁人们要扬仁爱精神，做到“与人为善，不亦乐乎。”①
蒲松龄尊奉儒学，这些思想观点仍然没有离开儒学轨迹。但是，如果把
蒲松龄在他书中写的这种“爱人”和“与人为善”的要则放到当时特定环境
中去考察，那么，它就有了另一种意义。鲁迅先生在《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
一文中就曾经说过：“中国的社会，虽说‘道德好’，实际却太缺乏相爱相
助的心思，便是‘孝’‘烈’这类道德，也都是旁人毫不负责，一味收拾幼
者弱者的方法。在这样的社会中，不独老者难于生活，即解放的幼者，也难
于生活。”蒲松龄从冷酷和仇恨充斥的社会现实生活中，深切地感到了这一
点，所以格外热情地描写了一批助人为乐的故事，用艺术的强光照出潜藏于
普通人民内在的心底的美情感、美道德，在阴冷的现实中投下一点光明和温
暖。试想，当着民族道德在封建专制主义统治下受到严重摧残，不断沉沦，
出现了崩溃的危机时，作者却用“爱人”的甘露来浇灌那些干涸了的心田，
用小说透视出人们美好的灵魂，并把他们移到纸上，又移到千百万人民的心
中，这将具有怎样的意义呵！
当然，艺术不应是道德的说教，但它却是“人的一种道德活动”。①由此，
我想到《西湖主》这篇小说的立意虽然在于宣扬人有恻隐之心，必有好报，
强调了有德必报，感恩报德，乍看似乎“平庸”，但在那恶俗浇漓的社会，
尔虞我诈像梦魇似地压在人们心头时，这样的道德一经蒲松龄赋予美的形象
和新的意义，并且作为一种理想境界来抒发，展现出普通人的情操美，于是
① 《磨难曲》。
① 车尔尼雪夫斯基语。
就使这篇小说在题旨上具有了一种精神道德的力量。不过，人们也不难看到，
蒲松龄恪守的所谓“爱人”“与人为善”的“为人要则”，真正要挽回浇薄
的世风，那纯粹是一种空想。正是由于时代、世界观的局限，作者无法找到
人性复归的科学途径，看不到欲达复归，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根
除导致人性异化的整个旧社会的基础。他只能寄希望于所谓的“审美教育”，
即从文学的感化、感染入手，使人们普遍懂得区分美、丑、善、恶，从而倾
心美与善，摈弃丑与恶，实现人性复归。蒲松龄的思想、创作，正是停留在
这个阶段。当然，这只是一种无从实现的善良愿望，从一定意义上说，也是
蒲松龄的精神悲剧。
话说回来了，文艺毕竟不应成为道德原则的图解，人物形象不应成为道
德精神的传声筒。如果说《聊斋志异》中确有不少篇什充满了封建说教或图
解概念的毛病。那么，《西湖主》这则生动、隽永的小说却把善和美水乳交
融地结合起来，并塑造出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于是这篇小说的认
识意义、审美价值和道德影响三者紧密地联成一体，构成了真善美的结晶。
蒲松龄对普通人的道德形态的探索，并没有局限在爱情、婚姻范围内，
还表现在对下层人民诚实、纯厚、爱美等道德元素的发掘。《西湖主》一个
很值得注意的特色是：他不像《聊斋志异》的很多作品那样，通过美与丑的
对峙、交锋和善与恶的对照来塑造人物，而是径直地从对生活中美好事物的
提炼中获得表现真善美的动力，集中力量刻画小说中的正面人物。
陈弼教是一位忠厚、诚笃善良的穷书生。当我们开始接触到这个人物时，
感觉到他确实有一股书呆子的“痴”劲。你看，当他的上司贾绾射中了猪婆
龙，“锁置桅间，奄存气息；而龙吻张翕，似求援拯”时，就立即触发了他
的恻隐之心，他不仅请求贾绾释放了猪婆龙和衔龙尾的小鱼，而且用金创药
“戏敷患处，纵之水中”。短短一段破题，就把这个善良、充满同情心和憨
态可掬的书生的形象勾画出来。后来，他再经洞庭湖，险遭灭顶之灾，方才
脱险，看到童仆的尸体漂来，就又“力引出之”。紧跟着写他在慌乱之中，
因为急不择路，误入西湖主禁苑，偶拾西湖主红巾，竟然不顾处境的险恶，
却诗兴大发，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红巾上题了一首情诗。在接连触犯宫禁被
查获后，又毫不掩饰，坦白承认是自己拾到并玷染了红巾。这一连串的行动，
表现出这位贫苦出身的书生总是待人以诚，存心与人为善，他信守着灵魂的
天真，像是一片未被仇和恨污染的灵魂世界。他比世俗中的一般少爷公子们
保留着思想上更多的童蒙状态，保持着那个社会里最难能可贵的品质——“无
邪”之心。蒲松龄从这种原始民风里，找到了渴望的人情美。在他看来，只
有这种向善的情感和道德才是人的本来面目。故事几经跌宕起伏，最后陈生
终于因祸得福。作者让这个善良、诚实和好心的书生分身为二，一个享尽人
间富贵，一个过着神仙生活。陈生何以获得这种理想、美好而奇异的结局呢？
作者回答说：“皆恻隐之一念所通也。”应当说，陈生这个人物向我们多少
揭示了一些人生的真谛，给当时和现在的人们的心灵投来了闪亮的光束。
蒲松龄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钻探、开掘着人的德性美，细腻地描绘了
人物的行为与性格，致使他的作品迸射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理性火花，引导人
们探索理想之路。陈生的形象，好像是作家的眼睛，带着作家挚爱的感情，
也带着作家的憧憬，既蕴藉着作家对生活的审美评价，又有着作家的心灵探
索的沉思。而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正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