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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总有人错认为诸葛亮只用一座空城打算对抗司马懿，或是讹言成毫无准备之下被迫迎战，事实上诸葛亮在事前的分拨安排，却鲜少人知。事前已有埋伏，才敢布局示疑，这与事前没有准备，赌运气冒险一博的情形迥然不同。老是往司马懿「养敌自保」，或是诸葛亮「冒汗走险」等方面猜测，不如仔细落实事件的「前因后果」，还比较具体根据而不沦于幻想迷惑。
从火烧新野及博望用水开始，屡被吓得惨败的魏军官兵，在其心目中，诸葛亮是个善用诱兵的奇兵专家。而且魏军亦向来善用诱兵，从早年的濮阳之役诱取吕布，以及官渡之战诱斩文丑等，魏军早知贪饵受诱的下场──壮烈牺牲地重创负伤。诸葛亮高举北伐大旗，集结大军来袭，不管是移动三郡居民或是节度蜀兵诸将的行动，都不会是小活动而不为人所知，纵使司马懿不知蜀兵虚实，也能知悉蜀兵曾有大规模的移动。但是司马懿等魏军在西城跟前所看到的蜀军，却无任何大规规重兵，这些蜀军怎会消失不见呢？移防的蜀军人在何方呢？会不会是埋伏准备袭击呢？是不是诸葛亮打算用少人的诱兵引导魏军入城受死，以诸葛亮为蜀军的最高领导，谁敢掉以轻心看扁？
司马懿再冒失也要盘算诸葛亮的麾下大将，像关兴、张苞、马岱及魏延等蜀兵诸将，是不是全都聚集在西城等死，还是隐匿在旁，虎视眈眈伺机而动？或是研判蜀兵诸将悉数逃亡，仅剩诸葛亮一人落单，眼中没有蜀兵诸将存在，除非司马懿得意豪赌，自认逮到没有护卫兵团的集团主帅，这若不是运气太好，就是诸葛亮设下陷阱，以诱兵请君入瓮。
司马懿原本不信哨兵报情，亲自探敌求证后，于是采取谨慎的措施。先行后退，再缓徐图：若有埋伏，则顺势引退；若无埋伏，则再兴战事。从司马懿不久又重回西城，盘问当地居民有关蜀军虚实，便可得知司马懿的确有卷土重来的军事行动，并非像有人所说的「魏兵一路吓回长安」。先退一步，保持安全距离，再另谋主意，而非惊吓大逃。
后来就在武功山的小路，关兴及张苞杀声盈谷，更兼魏军心疑，岂敢久停。曹真本想贪功追杀，不意却半途中伏，被诸葛亮事前所分拨安排的姜维及马岱拦截，不得不引兵鼠窜而还。司马懿若不早退，差点就落得曹真的下场。随着司马懿撤兵暂退，诸葛亮趁机撤回汉中。
事先有「分拨安排」，事后有「埋伏交战」，遂使诸葛亮以风声鹤唳的静肃，巧设空城疑计而圈套司马懿。
空城计之合理性（下）
正史在裴注引有郭冲三事，谈论诸葛亮空城计。
裴松之已经就空城计的发生时间、地理位置、攻守形势及礼节尊卑不分等加以驳斥，所以郭冲所言并非事实。光是司马懿人仍为荆州都督（就是周瑜一辈当不到的职位），人在宛城，没空北上街亭与诸葛亮对阵，时空已经不符。
郭冲说司马懿带兵二十万，诸葛亮仅留蜀兵万人，其它余军则交给魏延，司马懿以二十比一的优势，根本不用惧怕。而《三国演义》却说魏军仅有十五万，诸葛亮自身有兵二千五百名，另二千五百名蜀兵暂出，而关兴及张苞各领三千，这里已有一万一千名，还有张翼、姜维及马岱各军未计，若再把街亭战场的王平、魏延、高翔、申耽及申仪等残军计入，还有赵云及邓芝的箕谷疑军合并计算，恐怕兵少的人不是蜀兵。按《三国演义》的说法，当初诸葛亮率领大兵三十余万，蜀兵北伐军当初还能惊动魏明帝亲征，军队的规模及实力仍不容小觑。
按《汉晋春秋》诸葛亮自称：「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而不能破贼，为贼所破者，则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也就是蜀兵多于魏兵，而非魏兵多于蜀兵。若是司马懿大军以众凌寡，又何需在意区区万名蜀兵呢？事实上诸葛亮也不是仅带万人就敢北伐，连南征南蛮都不只动用万人，北伐又怎只用万人。司马懿的对象不仅是诸葛亮的直属本队，更应考虑全体北伐大军。
人数再多并非不怕陷阱，战国时长平之役，赵卒虽以四十余万人之众，仍落入秦军包围而挨饿，最后还被迫投降坑杀。汉中一带的山岳地形，满布天井、天牢、天罗、天陷及天隙等险要，以石穴丛林等障碍，最怕身陷死地而无逃生余地。山林还不利于魏军骑兵的奔驰，山谷中的关隘其中还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险要，兵卒虽多，忽略地形的限制，岂不大意。
诸葛亮已有大军，兼有地利，司马懿如郭冲所称，虽有二十万，但仍未必占尽上风。而且郭冲最大的失误，就是忽略蜀兵诸将的存在，司马懿屈指可算出北伐诸将的所在，面对只剩诸葛亮一人的军队，除非司马懿目中无人，看不见魏延、高翔、赵云及王平等蜀将。否则司马懿则应推敲这些蜀兵诸将是否正埋伏有以待之，诸葛亮在后来善用诱兵斩杀张合及王双等人，更证明魏兵冒进的下场，自食轻敌的恶果，恐将遭身死败亡之途。
诸葛亮的空城计，最早不是出现于明清以后的《三国演义》，反而出现于来自于正史陈寿所著《三国志》的附注（郭冲三事），而且后者还比前者不合理。
从诸葛亮的失败看领导者的定位
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
在这首诗中，大诗人杜甫对诸葛亮的敬仰与惋惜之情跃然纸上，千百年来，诸葛亮是作为智慧与道德双重象征留在中国人心目中的，他未出茅庐，先知三分天下，他草船借箭，火烧赤壁，赚荆州，取成都，夺汉中，七擒孟获，形成三分天下中的蜀汉基业，他忘我工作，积劳成疾，直至病死军中，他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成为后世为官的最高准则。
然而，诸葛亮不仅没能实现匡复汉室的理想，而且蜀汉集团还是三国中最先破产的一个。诸葛亮是个有得有失的人物，他的“得”在于他的“小我”，是作为个人的诸葛亮，他的“失”在于他的“大我”，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诸葛亮。借用西汉初年的一句话，蜀汉的霸业真是“成也孔明，败也孔明”。
诸葛亮之败，败在错位。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没有明确领导者的定位。
领导者的定位，就相当于把握着梯子，要确定靠到哪一面墙才是对的，还要让别人相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愿意沿着梯子向上，直到“手可摘星辰”。除了需要敏锐的判断力和战略的眼光外，用好人才，充分授权，选好接替自己的人，恐怕是领导者最重要的任务了。
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诸葛亮在用人、授权和接班人选择这三个方面做得如何。
用人
用人之道，是领导才能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它是领导者实施领导过程的重要工作，正确用人必须实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劣者汰，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比如马谡，才气过人，有一定的军事理论知识，是个不可多得的参谋人才。建兴三年，诸葛亮征南中，马谡为其献计：“夫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愿公服其心而已。”诸葛亮采纳马谡的计策，七擒孟获，平定南方，使南方多年不敢复反。马谡还曾献计离间魏帝与司马懿，为蜀汉暂时除却一心腹大患。
但马谡虽然跟随诸葛亮多年，却一直仅是“高参”，从未担任过主将，他精于战略，拙于战术，也有言过其实的缺点，刘备向诸葛指出过这点，说马谡“不可大用”。然而，由于诸葛与马谡有着深厚的个人交情，诸葛不仅对刘备之言不以为然，而且一意孤行，建兴六年亮出军向祁山，时有宿将魏延、吴懿，诸葛亮力排众议，令马谡为先锋，统军在前，与魏将张郃战于街亭，为郃所破，士卒离散。诸葛如果能接受大家的意见，令魏延等为先锋，可能不至于会有街亭惨败。街亭之败，不仅使蜀汉遭到重创，断送了首次北伐，也断送了一位良好的参谋人才。
马谡这样一个善出奇计的谋士在街亭惨败，从表面看是马谡无知所致，而实质上是诸葛亮用人不当所致。而且事后还反省自己，斩马谡后哭曰：“吾想先帝在白帝城临危之时，曾嘱吾曰：‘马谡言过其实，不可大用。’今果应此言。”他想到的仍然只是把庸才当成了人才用，始终没有明白自己用人失当是失街亭的根本原因。
授权
在团队协作中，时常有这样一个现象，很多领导者看到员工做工作不如自己，总是忍不住要加以指点，甚至越俎代庖。殊不知，这种指点在团队成员看来已经成了一种干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空间，领导者过多的干涉会挤压这种空间，员工有可能变得消极、怠惰、唯命是从，失去主观能动性，团队更不会有战斗力可言。
诸葛亮为蜀汉丞相，工作勤勤恳恳， “自校簿书”，“罚二十以上亲览”，以至积劳成疾，过早离开人世。其在上后主的《自贬疏》中道：“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无方。”其对手司马懿有评价诸葛亮说：“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而在西汉时期，陈平任汉左丞相，皇帝刘恒一日问，全国一年审决了多少案件，全国一年的财政收支有多少，右相周勃答不出来，刘恒问陈平，陈平说：“这些事有人主管。”刘恒问：“谁主管？”陈平答道：“陛下要了解司法问题，可以问廷尉；陛下要了解财政收支，应该问治粟内史。”刘恒又追问：“如果什么工作都有人主管，那么你管什么？”陈平答：“ 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候；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也。”帝乃称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