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地戴着一顶红白格子的遮阳伞，做成个小帽子的形状，看上去很俏皮，风吹日晒，已经褪色一半。
“你们家空调上那个罩子做得真好，”她说，“你妈做的吧？”
“不，我姐姐。”那是五六年前我家装修时，姐姐自己做的，当时她念大学，闲暇时间喜欢在家做做手工，还相信世上有真正的爱情，男人的肩膀有他们嘴上说的那么可靠；现在这些信念像那个红白格罩子一样在时间里悄悄褪色，她的心慢慢变得空调房间一样，不冷不热。
雨霏的小阿姨没说话，默默地点点头。
我曾经试过把这个女人画进漫画，但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她的脸上游移着一种坚毅而脆弱的东西，让我难以定夺该用什么样的笔调来表达，于是我画她的稿子总是涂了画，画了涂。同样的原因，在她面前，我多少有些胆怯，特别是和她独处的时候。
我鼓起勇气告诉她，木鱼住的那家医院有很好的肾病专家门诊，专家每个月来一次，“我们带她去看吧。”
“你知道，她这个病，很不容易看好吧？”她直接地看着我，慢慢地问。
“我知道。”我试图用同样的眼光看着她，直到她慢慢地垂下眼睛，抬起手掌，脸埋在掌心里，过了一会，肩膀轻轻地颤抖。
她抬起眼睛，脸上星罗棋布地满是泪水，“谢谢你。”
门锁打开的那个刹那，我拍拍果冻的脑袋，它竖起耳朵，撒开小腿飞快地朝门边跑去，雨霏站在门外，果冻在她的手里呜呜撒着娇变成一个毛茸茸的白球。她的一双大眼睛在果冻的耳朵旁边望着我。
雨霏望着我的那一刻，我的心像鸟一样从高空里悠悠降落，其它的一切一切，都不要紧了。我难以解释为什么她的眼光会有慑人的力量，但是，生命里有些东西，本身就不需解释，它们只是果断地予取予求。
果冻的决心
果冻挂了一个新的项圈，天蓝色，用布绳编结起来，绵软而有韧劲，拴在果冻毛茸茸的脖子上，十分亮眼，看上去也很舒服。那是前几天在一家宠物商店买的，一看到它就买了下来，我当时感觉果冻会喜欢，结果的确如此。给它戴上项圈后，它伸起两个前爪，其中一个在我的手腕上，搭脉一般轻轻地搭了一下，然后又是一下，一双乌溜溜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我，伸出淡粉色的小舌头。我明白过来，那是它表现感谢的形式。好懂礼貌的小狗。我回答它“不用谢”，它这才放下前爪，继续去旁边乖乖地去玩一个毛线球。
雨霏的小阿姨在厨房里砰砰梆梆地开始忙晚饭，过一会，探出头来“小林，今天在我们家吃饭，不许走啊”，语气坚决得不容置疑，然后迅速缩回头去。厨房里飘出鸡汤的香味。
她坐在窗边的沙发上，把果冻抱在膝盖之间，手埋在它的毛里，细细地梳理着，黄昏的烟霭缓缓在天地间弥漫开，对面的窗里，我家已经亮起灯。
从她回来到现在，我们几乎没有说什么话，只是面对面坐着，果冻玩了一天，心满意足地趴在雨霏的腿上，小小的身体轻轻怵动。过一会，她抬起头来，对我微微一笑。
我也对她笑笑。
我试图给她讲一个网络上看来的，关于宠物项圈的笑话，可是，本来很有趣的笑话，从我嘴里讲出来，总觉得哪里有些走样，不那么好笑，但是雨霏依然像看完戏后礼貌的观众，轻轻地笑了起来。这些天，她好像又瘦了一些，细细的手指掩在果冻的长毛里；她看着我的眼神，像空谷里一股清冽的泉水。
就那么看着她，山清水秀的，真好。
“你该回家了，”她说，“你家里人一定在等。”
“今天我妈不回家吃饭。”
“还有你爸爸，还有你姐姐。”
“借一下你家的电话。”我拿起她家的电话，拨了自己家的电话，是姐姐接的，听见我的声音，好像有些失望，高声大嗓地问“干什么啊”。
我告诉她，今天晚上在一个同学家吃饭。她答应了一声立刻放下电话，显然并不关心。
我放下电话，转过头来，雨霏看着我微笑。
“你笑什么？”
“你在说谎。”
我对她笑笑。
晚饭桌上，我的面前放着一大锅热腾腾的山药鸡汤，而雨霏的前面只摆着一碟番茄黄瓜混炒的鸡蛋，看上去可怜巴巴，她的小阿姨还在继续一碟碟把菜往我的眼前放。
“我不能吃。”雨霏看看我，像是在安慰我，夹起一筷子蔬菜放进嘴里，然后抬起眼睛，嘴角像是小孩子做了什么坏事般高高抿去。
我当然知道那一点，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我已经从各种渠道知道了肾衰竭的病人有几乎上百种东西不能吃，反而可以吃的东西少得可怜。
我看着她嘴角像是小孩子做了什么坏事般高高抿去，心里重重地痛了起来。那一刻，我下了个决心，一定要帮她把病看好。
林国栋是谁
天亮的时候，客厅里的电话铃响起来。铃声荡漾在梦与醒的边缘，像茫茫大海里从上透下来的丝丝光线，让沉在睡里的心一点点悄悄浮起来。睁开眼的那个瞬间，我有种感觉，那是陈朗哥哥的电话。
说来很奇怪，每次他打来电话，我都能从铃声中感觉出来。
我钻出被子，光着脚，站在客厅的地板上拿起电话。初夏凌晨的地面，带着点湿气的清凉。
果然是他。他在电话那一头问，“你还好吗？”他的声音有些紧张，“你和我说实话，这两天我的感觉不太好。”他几乎是在命令我。
我用尽量平静的口气把最近的情况告诉他，一边说着，不由有些惊讶，描述这种病，感觉简直比身受这种病还要痛苦。
过了很久，我听见他电话那头轻轻地啜泣；我的眼泪无声地流下来，滴在听筒上。
“你别哭，”我对他说，“你不要哭。”
“你不要怪我。”他说。
印象里，陈朗哥哥一共哭过两次，今天是第二次，第一回是两年之前，他输掉了一个很大的钢琴比赛，预赛时他是第一名，到了决赛，却掉到第九。因为前一天，他知道我得了肾病。
“如果我马上能走红就好了，那样，就会有很多钱为你看病。”两年前他说，后来，他瞒着父母去一家夜总会弹钢琴，从“南泥湾”弹到“纤夫的爱”，还被富婆当成了鸭子找夜总会老板开价。后来他被父亲从夜总会拎回家，关起门痛揍一顿，除了两只手，身上都是伤。
去奥地利的时候，他说，“我是代表我们两个人一起去的。”
当时我说，“我就不去了。”后来他写信说那句话让他很伤心，但是我真的没有别的意思，也许只是心里难过，便口不择词……………从小到大，陈朗哥哥参加比赛得了奖，如果有好玩的奖品，他一定会拿来送给我，他去了国外，就再也拿不到他的奖品了。
陈朗哥哥问我，“林国栋是谁？”刚才的谈话里，我提到了林国栋，说他会带我去看专家门诊。
我告诉他，那是一个绰号和我的狗狗的名字一模一样的男孩子，住在对面的楼里，他的爸爸是我的主治医生。
他没有说话。我也没有说话。电流在大西洋的两岸静默着。
那样长长的静默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不知为什么，陈朗哥哥已经有些陌生了。也许，人的心，在亲近一个人的同时，会自然而然疏远其他人。
昨天晚上，我看见林国栋对他姐姐说谎，在晚餐桌上故意这也不吃那也不吃，突然觉得如果我没有生病，一切都该多么美好。
陈朗哥哥从小家教极严，深受音乐熏陶，言行都彬彬有礼，相比之下，林国栋的很多举止显得笨笨的，却很可爱。
带你去个地方
“雨霏，你要保重，”电话挂断前，陈朗哥哥说，他的声音在电波里微微颤抖，像是又要哭出来的样子，“你一定要保重。”
我默默地挂上电话，客厅里的灯亮着，窗外透进来清晨的光线。小阿姨还在酣睡，她昨晚又是两点多才上床。我的睡眠越来越差，只要一点风吹草动就会醒来，枕头上淡淡的薰衣草清香，隐隐带点泥土气，最明白地提醒我生命的美丽和脆弱。
陈朗哥哥告诉我，学校里从前的音乐教室拆掉了，造了新大楼。我问他那架钢琴怎么样了，他说“我也不知道”。他没有问，我知道他是害怕去打听，越是深爱的东西，越是害怕知道究竟，宁可模模糊糊的，当它还在。
我不知道学校领导为什么认为一栋铺满幕墙玻璃的大楼比那件古老的小教室好，但美好的东西都不长久。那些阳光里飞着微尘的下午，那架古老斑驳的斯坦伯格钢琴，高屋顶上绕梁回荡的李斯特和德彪西，终究要渐渐远去。
我在卫生间里一遍遍地刷牙，把牙膏挤在牙齿上，用舌头舔着它在嘴里旋转一周，直到薄荷味的牙膏慢慢沁入齿缝，泛起一股甜甜的凉意，才轻轻地舒了口气。
然后我一个人在客厅里来回游荡，低下头，看见睡裙下面两条苍白的腿，小腿上隐隐露出蓝色的静脉血管，那里面流的血，今天又要去医院洗一遍，这个想法让我对自己的身体生出了无穷的厌恶。
天色逐渐亮起，街道上传来断断续续的人声。我打开房间的窗户，让清晨的凉风慢慢灌进来，天蓝色的窗帘在风里拂动，微凉地贴着我的腿，像是轻轻地在诉说什么。
窗外的风铃在这个时候响起。“笃”，一下，又是一下。我以为那是风，可是，又接连响了好几下。
我抬起头朝外面看过去，林国栋在对面的窗口看着我微笑，做手势示意我出去。
我打开阳台门走出去，地上落了几个一毛钱的硬币，原来，刚才他是用硬币掷到风铃上发出的响声。
“下楼好不好？我带你去个地方。”他把手卷成喇叭，压低声音。不到六点，他家的人也都还没起床。
十分钟后，我坐在他的自行车后面，上班的人流还没开始，马路上清清荡荡。他把车骑得快一点，我把手伸出去，风像水一样地在指缝里丝丝缕缕流过。
“冷不冷？”他问我。
“不冷。”我说。
我问他为什么能把硬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