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收在本书中的都是我的小文章，大抵是文史小品之类。一部分发表过，
一部分是新写的，一部分则是旧稿新改，重新写过的。
那是很久以前了。《光明日报》文艺版有一个栏目，名叫“说文谈史”。
有关编辑约我连续为这个栏目写点什么，我欣然从命，于是，就写开了。后
来， 《团结报》约我主持一个专栏，我也欣然从命了。
我之所以“欣然”，那是我对小文章有一点偏爱。它虽然“小”，不起
眼，但是，麻雀虽小，无妨飞天。它可记事，可议论，可抒情，可考证；大
文章能完成的任务，有许多它也能完成。而且，由于它“小”，因此，庄言
之可，谐言之可，亦庄亦谐言之亦可。作者有挥洒自如，信笔写来之乐；读
者无阅读八股套腔，头昏脑胀之苦。这是两利两便的事，何乐而不为哉！
“袖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小文章要小中见大，其实并不易写。一
篇好的文史小品，除了要有思想，有知识，有资料，有掌故之外，而且还要
有文采、有情致，甚至于还要有意境。谋篇布局，俱见匠心；造语遣词，才
情毕现。以为它小，就觉得它好写，其实是一种误解。苏州有个网师园，地
不过数亩，然而，亭台楼阁，假山小池，布置得曲曲折折，玲珑有致。我相
信，它的设计者是费过心思的。
小文会速朽吗？不一定。相反，千古以来传诵的名文倒常常是小文。以
人们熟悉的《古文观止》为例，其中何尝有“大文”、“长文”！
话说回来，我虽然偏爱小文，但是，这些年来，我的岗位规定了我只能
以主要精力去写“大文”、“长文”，以至“大书”、“长书”，小文写得
并不多，而且，由于才力不逮，读书不多，这些小文也写得并不满意。所以，
当这本书有机会奉献到读者面前时，我是既高兴，又惭愧的。
我年轻时喜欢文学，在大学里读的是“文学专门化”，没想到经历诸多
坎坷之后，却弄起了历史，横生斜长起来，所以，这本集子就命名为《横生
斜长集》了。
作者
1998年2月16日于北京东厂胡同1号，电脑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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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史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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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王圣明”与杨继盛之死
韩愈这个人，很有点道学家的气味。例如，他写过一首诗，题为《拘幽
操》，是以周文王的口气写的。诗云：“目窈窈兮其凝其盲，耳肃肃兮听不
闻声。朝不见日出兮，夜不见月与星。有知无知兮，为死为生？呜呼臣罪当
诛兮，天王圣明。”史载，周文王被商纣王囚禁于羑里时，曾鼓琴作歌，以
解忧愁，韩愈的这首诗就是揣想当时情景所拟作的歌词。按说，纣是昏君，
文王是大圣人，纣囚禁了文王，当然是冤狱无疑。文王总该有点牢骚吧？然
而没有，仍然念念不忘“天王圣明”，自认“臣罪当诛”，完全符合道学家
的伦理准则：“臣子无说君父不是底道理”。所以，无怪乎北宋的程颐、南
宋的朱熹都大夸韩愈这首诗写得好，说是：“通文王意中事，前后之人，道
不到此。”
我想起了明朝的杨继盛，也就是杨椒山。今天的读者对此人可能感到陌
生，但在明朝中叶，那是鼎鼎大名的。话说那时正值嘉靖皇帝当朝，权相严
嵩当国，杨继盛在上皇帝书中，弹劾严嵩有十大罪、五大奸，要求皇帝除此
“内贼”，重则按律论处，轻则勒令退休。但是，严嵩圣眷正隆，皇帝看了
奏章之后，不但不去触动严嵩一根汗毛，反而将杨继盛投到狱里，下令“杖
之百”。明代的廷杖是一种对官吏的酷刑。轻则残废，重则送命，很可怕的。
执行之前，一位同情者给杨继盛送来一块蟒蛇胆，要他和酒服下。杨继盛却
说：“本人自己有胆，要蛇胆何用！”打完之后，杨继盛真是应了旧小说中
的两句话：一佛出世，二佛升天，直到半夜，才苏醒过来。杨继盛大概有点
治疗杖刑的知识，懂得必须将腐血放出来。但是狱中既无医生，也没有刀子，
杨继盛便打碎茶盅，将碎片扎入体内放血。一直扎了五六十个窟窿，流出了
十数碗血，神智才清楚了。过了一些时候，左腿溃肿，杨继盛又亲自操刀，
将腐肉一一割去。狱卒在旁看得心惊胆颤，感叹说：“当年关公刮骨疗毒，
还要靠别人，不能像老爷这样自割！”确实，杨继盛很勇敢。我想今天的读
者大概也会为之感叹的。
但是，杨继盛其人的思想却并不值得感叹。他在狱中有一首 《苦阴雨》
诗道：“扪胸问心心转迷，仰面呼天天不语。混宇宙兮不分，霭烟雾兮氤氲。
西风起兮天霁，挂远树兮夕曛。聚还散兮暮云平，晦复明兮日初晴，何时回
怒兮天王圣明？”这位杨继盛无疑是读过韩愈的《拘幽操》的，所以他记得
“天王圣明”这一名句。尽管杨继盛挨了刻骨铭心的一百杖，然而，还是希
望嘉靖皇帝有朝一日，回怒作喜，将他释放出狱。不幸的是，嘉靖皇帝并不
“圣明”，下诏将他“弃市”。临刑之前，杨继盛又写了两首诗：“浩气还
太虚，丹心照万古。生前未了事，留与后人补。”“天王自圣明，制度高千
古。平生未报恩，留作忠魂补。”
古人作诗，主张“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可见有点怨气是不妨事的。
然而，杨继盛的诗却一丁点儿怨气也没有，还在表示，要在死后报答“圣明”
的“天王”，这自然是可以使封建统治者放心，并且高兴的。所以嘉靖皇帝
虽然杀了杨继盛，继位的隆庆皇帝则下令嘉奖，封他为中顺大夫、太常寺少
卿，并且给了一个谥号：忠愍。到了清朝，顺治皇帝不仅专门写了一篇《表
忠录论》，表彰杨继盛可以“与龙逢、比干先后合辙”，而且坦率地承认，
他喜欢杨继盛临刑前的两首诗，“不胜三叹”。
韩愈的思想到近代才受到了挑战，柳亚子早年诗云：“臣罪当诛缘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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昌黎误尽读书人。”这是在明确地批判韩愈的《拘幽操》了。其实，韩愈所
“误”的何止是杨继盛一类的“读书人”。旧时奴才每逢主子发怒时总有一
句口头禅，叫做“小的该死”，这不正是“臣罪当诛”的普及版吗？所以尽
管我知道，韩愈提倡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但是，感情上总有点儿
不大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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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昧焉能抗敌
鸦片战争时期有几则故事，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谈。
其一为杨芳大摆马桶阵。那是1841年春，道光皇帝派杨芳为参赞大臣，
随靖逆将军奕山赴广州，防剿英国侵略军。说起这位杨芳，原是清朝嘉庆、
道光年间的一位名将，在镇压川、楚白莲教及河南天理教起义中，屡立战功，
官也从把总一直升到提督，成为省一级的高级将领。当他初到广东之际，人
们耳闻他过去的事迹，“所到欢呼不绝，官亦群倚为长城”。不想在他进入
广州之后，却突发奇论，说是：我在实地，夷在海上，风波摇荡，然而夷炮
却能经常打中我，我炮却不能打中夷，肯定夷人有邪术。于是传令保甲大量
收集妇女使用的马桶，载在木筏上，派一副将率领，自己带兵埋伏在岸上。
约定当侵略军来犯时，一声炮响，所有木筏一字排开，马桶口一齐指向敌人，
他自己则从旁抄出夹击。令下之后，保甲当然照办，副将也遵命布阵。其结
果当然可想而知。
其二为宋国经驱遣面具兵出战。侵略军打到浙江了，杭、嘉、湖地区的
行政长官、道台宋国经想以奇兵制胜。他想到了宋朝名将狄青披发、戴铜面
具作战的前例，便派人向市上购买纸糊面具数百个，召募了342个乡勇，装
成鬼怪，在衙门内昼夜演习。操练纯熟之后，再派都司一人、千总一人率领
这支“特种部队”出战。那天是个大白天，三百四十多个乡勇，人人带着假
面具，“跳舞而前”。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
其三为奕经据签语决定反攻时间。奕经是道光皇帝的侄子，位居吏部尚
书。1841年10月，道光皇帝任命他为扬威将军，带兵驰赴浙江，反攻英军。
途经杭州时，在关帝庙求得一签，签语中有“不遇虎头人一唤，全家谁保汝
平安”之句。奕经大喜，决定以“虎”制敌。按旧时说法，寅属虎，于是奕
经便选择壬寅年、壬寅月、戊寅日、甲寅时作为反攻之期。这样便把时间定
在道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 （1842年3月10日）夜四更，共四虎。为了
增加一“虎”，奕经又特命生年属虎的安义总兵段永福统率西路兵马。根据
这样的原则确定的反攻，其结果当然更可想而知。
上述三事，第一事见于梁廷柟《夷氛闻记》与佚名的《夷匪犯境闻见录》，
第二事、第三事见于贝青乔的 《咄咄吟》，都是当时人记当时事之作，所述
自当可信。特别是《咄咄吟》，它的作者原是苏州的一介书生，激于爱国义
愤自动投到奕经麾下，“始命入宁波城侦探夷情，继命监造火器，寻又带领
乡勇派赴前敌，终命帮办文案”，“内外机密，十能言之七八”，因此，他
的著述就更加可靠。
鸦片战争中，堂堂的“天朝上国”居然败在“蕞尔岛夷”的手下，人们
读了这三段故事，也许可以恍然于其原因了。
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历来重道轻器，把人伦、义理看得高于一切，视科学
为雕虫小技，再加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