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蒋介石始终没有同意莫斯科方面通过宋庆龄提出的以蒋经国作为
交换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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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时期的“桐工作”
日本侵华时期，曾多次对蒋介石集团进行诱降活动，其中一项被称为“桐
工作”。
1939年11月，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任命铃木卓尔中佐驻扎香港，
策划建立一条与重庆国民政府的联络线。当时，宋子文的胞弟宋子良担任西
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常驻香港，12月中旬，铃木通过香港大学教授张治平的
斡旋，要求与宋子良见面，宋以“无权对日进行交涉”为理由拒绝。但是到
了下旬，宋子良却又主动要求会面。12月27日，铃木与自称是宋子良的人
会见，宋传达了重庆方面关于收拾时局的意见，其主要内容为：“日本若尊
重中国的名誉和主权，就准备和日本和谈”；“在谈判前休战，希望日本方
面提出撤兵的保证”；“请日本相信国民政府会镇压共产党的抗日行动”。
1940年1月22日，两人第二次会见，宋强调：“与其说是通过其兄宋子文，
毋宁说是通过其胞姐宋美龄经常获得接近蒋介石的机会。”他表示，将于两
三周后赴重庆，如有须向蒋介石传达的事项，愿转告。2月3日，第三次会
见。其后，宋返回重庆向蒋介石及宋美龄汇报。7日，蒋介石召开国防会议。
9日，宋返回香港，通知铃木：重庆政府决定派出代表或蒋介石最亲信的人
物。14日，铃木、今井武夫与宋子良、张治平会见，双方一致同意，在派遣
正式代表之前，首先在香港召开圆桌会议。宋子良并称，宋美龄预定来港从
侧面给予协助。
3月5日，宋美龄到港。7日至10日，圆桌会议在香港东肥洋行二楼举
行。日方出席者为铃木、今井及臼井茂树；中国方面出席者为宋子良，重庆
行营参谋处副处长、陆军中将陈超霖，原驻德参事、最高国防会议主任秘书
章友三，候补代表、侍从室副主任张汉年，联络员张治平。陈超霖在发言中
传达了蒋介石的三点指示： （一）必须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证；（二）明确日
本方面的和平条件；（三）会谈要在绝密中进行。日本方面则说明了所谓“善
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要求重庆政府承认“满洲
国”，放弃抗日容共政策，缔结防共协定，允许日军在华北驻兵。讨论中，
重庆方面曾提出八条“和平意见”，其第一条为：“关于满洲问题，中国在
原则上同意考虑，但方式如何另行商议之。”其第二条为：“关于中国放弃
抗日容共政策问题，乃和平协定后中国所取之必然步骤。”其第三条为：“关
于共同防共问题，原则上同意，但军事秘密协定在和平恢复后秘密协议之。”
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3月24日，重庆方面通知铃木：关于承认“满洲国”
问题，政府内部意见分歧，形成对立，很难作出决定。
5月中旬，宋美龄再次来港。同时，应宋子良要求，双方于13日起再次
举行预备会议，地点改为九龙半岛旅馆的243号房间。章友三提出：承认“满
洲国”问题与部分日军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议。其间，宋
子良并邀约今井武夫在香港海面划着小艇会谈。宋子良称：“蒋委员长内心
希望和平确属事实”，“对共产党，如果秘密会谈一旦达成协议，当然要进
行讨伐。而且，讨伐计划业已制订，如可能的话，希望在7月以前就实行”。
由于日方无人认识宋子良，在会谈中，铃木曾从门锁洞孔偷拍了宋的照
片，交由今井武夫带回南京，给周佛海、陈公博等人审议。结果，周说像，
陈说不像，无法确定。
九龙半岛旅馆会谈后，宋、章一度返回重庆。6月4日，双方在澳门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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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举行预备会议，争论的中心问题仍然是“满洲国”和日军在中国驻兵问题。
章友三表示：“满洲国”在目前形势下“绝对难以承认”；“防共驻兵问题”
只能达到“默契”的程度。他并称：“有汪无蒋，有汪无和平”，要求日本
令汪出国或退隐。对此，日方表示，“蒋汪同为中国人，无不能合作的理由”。
6月6日，双方一致同意，由中国派遣军总谋谋长坂垣征四郎与蒋介石、汪
精卫三人进行会谈。7月22日，双方于香港交换备忘录，决定于8月上旬在
长沙由坂垣与蒋介石商谈停战问题。
但是，也就在同一天，近卫文麿第二次组阁。1938年1月，近卫曾经发
表过“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随着近卫的第二次登台，重庆政府的
态度却突然强硬起来。7月31日，重庆方面要求日方以某种方式撤销“不以
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同时要求废除日、汪之间的条约，在长沙会谈时
不要触及蒋汪合作问题。8月22日，近卫致函蒋介石，表示深信坂、蒋会见
“当能确立调整两国邦交之基础”。同时，坂垣也亲笔写信，表示对蒋汪合
作问题“应有提出善意的建议的机会”。9月17日，宋子良自重庆回香港，
传达重庆首脑会议决定，由于“满洲国”问题及日军部分驻兵问题双方不能
取得一致意见，“目前不应马上举行长沙会谈”。他并称：“人们议论纷纷，
中国的抗战力量还很强，今天没有必要谋求屈服性的和平。”9月19日，西
尾寿造接受坂垣意见，暂时结束“桐工作”。10月，参谋本部新任参谋总长
杉山元命令，在中国派遣军中所进行的停战和平谈判事宜一概停止。外相松
冈洋右等决定，今后由日本政府直接对重庆政府谈判。
11月16日，蒋介石向日人头山满、萱野长知致意称：
宋子良以运输事务抵香港之日，宫崎、今井代表坂垣将军，约其晤谈，并提交子良以中日
二国之和平条件，子良据以为报。当即电质子良，以何资格见坂垣之代表，及根据何种机关之
命令，以接受坂垣将军之中日二国之和平条件。讵知子良接电，惧而避之美国。旋以该条件甚
为苛细，想坂垣将军畅晓军事，明察世局，必不提出中日二国不能相安之苛细条件，该条件或
系一二军人之私见，遂不予子良以深究。
蒋介石的这段话只有一点是真实的，即日方所提条件过于“苛细”，他不能
接受。其他则都是假话。所谓“宋子良”云云，其实是戴笠领导下的蓝衣社
特务曾广，这一点，今井武夫直到1945年才弄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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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谁毒死了章亚若？
章亚若是蒋经国在赣南时期的情妇，为了避人耳目，1942年自赣州躲到
桂林，为蒋经国生过一对双胞胎，但不久就因病住院，猝然死亡。关于她的
死因，有三种说法，一是急病而死，一是自杀，一是死于中毒。其中，以中
毒说占优势，但到底是怎样死的，凶手是谁，一直没有定论。最近，这一问
题有了重要突破。
1989年5月，原蒋经国的机要秘书漆高儒在台湾《传记文学》发表《我
所知道的蒋经国与章亚若的爱情故事》，其后又在该刊1990年4月号发表《章
亚若死因大白》。二文透露：章亚若生产之后，蒋经国的另一个秘书黄中美
到漆处表示：“章亚若在桂林太招摇了，本来该在桂林隐藏的，不可对外，
如今参加很多社交应酬，完全以专员夫人自居，这样，将妨碍经国兄的前途，
委员长知道了，也是不得了的事。我为专员的前途着想，只有把她干掉。”
并称：“经国兄的政治前途，重于一条女人的生命。”不久，章亚若就突然
死在桂林。漆高儒称：“到底黄中美秘书如何置章亚若于死地，我是不知道
的。”漆猜想：黄采取了“先斩后奏”的方式，事后报告了蒋经国，蒋对黄
很不满意，此后黄即下落不明，没有再来过专员公署。云云。
漆高儒之外，《联合报》记者周玉蔻在《谁杀了章亚若？》一书中提出：
1942年5月、6月间，有两位在赣州专员公署做事的秘书级人员到桂林，与
徐君虎商量，想借一辆车子，载章亚若出游，路经山崖时将她推下去，因徐
君虎反对未成。其后，章亚若参加邱昌渭家的一次家宴，午夜返家后，腹痛
不适，第二天早上进医院治疗，就此一去不返。周书也称：章亚若是被毒死
的，凶手是黄中美，云云。周书还说，黄已被第六战区陈诚的参谋张振国枪
决。
漆高儒、周玉蔻二人都认为黄中美是毒死章亚若的凶手。黄中美何许人？
资料表明，他原是蒋经国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参加过特务组织
格别乌，回到中国后在哈尔滨被捕，后参加军统，成为某情报首领下的四大
金刚之一。1939年，蒋经国接任江西第四行政区专员，黄任公署主任秘书。
同年冬，蒋经国在公署下建立特务处，黄中美兼任处长。此外，黄中美还有
一个秘密身分，他是奉蒋介石之命到江西保护蒋经国的。当时，接受这一任
命在赣南保护蒋经国的达30人以上。
周玉蔻的书出来后，遭到当年蒋经国部属李以劻的质疑，认为张振国当
时的职务属于第六战区，江西属于第九战区，管不到赣南，陈诚出面令张振
国枪决黄中美，与一般情理不合。但是，1997年台湾《传记文学》第一号却
刊出了《张振国将军的战时回忆》一文，文中，张振国声明，陈诚虽是第六
战区司令长官，但还奉命指挥第四、第九战区。本人虽是第六战区情报主管，
但水涨船高，实际成了第四、第六、第九三个战区情报组织的最高主持人。
文中，张振国明白无误地表示：“黄中美确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