竟至于嚎啕起来。当然，那时有不少加拿大人在旁看热闹，康有为以为他们
也很感动，居然记载说：“西人左右视，皆以为未之见云。”
这以后，保皇会逐渐发展到中美、南美、檀香山等一百四十余个城市，
会员据说有数百万之多。该会逐渐形成了一套仪式和规条。其内容据记载是：
“会所奉万岁圣牌，会众悬皇上圣像，圣寿则张灯结彩而恭祝，旬日则召众
议事而齐来。会所之室，尊奉万寿之牌，会员之衣，人悬圣主之像。”一处
说是“万岁圣牌”，一处说是“万寿之牌”，两相比勘，推想起来，不外是
一块牌子，写上“恭祝今上大清皇帝万岁万万岁”，或“恭祝今上大清皇帝
万寿无疆”之类的语句。至于“人悬圣主之像”，笔者因对徽章史素无研究，
不知道保皇会员胸前所挂的是个什么样的东西。铜质乎？铁质乎？圆形乎？
星形乎？三角形乎？还有，更重要的是，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光绪皇帝的
“御容”是怎样制作上去的？这些问题，均不得而知。国内文物部门倘有收
藏，那是亟愿一观的。
至于会议程序，檀香山保皇会有一次会议是这样开的：
“先生（指梁启超——笔者）率同志一齐起立，恭祝皇帝万寿，齐声喝
彩三声，声震全市；次祝康先生到处平安，又喝彩如前。”不仅要祝“皇帝
万寿”，而且要祝康先生“平安”，还要“齐声喝彩三声”。笔者读了这段
记载，想到了“文化大革命”中的某些场面，不禁哑然失笑。历史是何等相
似呀！当年，“四人帮”之流以扫四旧、立四新相号召，口口声声指责别人
为“保皇派”，然而，他们所立的“新”呢，不过是康、梁保皇会的余唾而
已。
历史有着巨大的堕性。霉腐的封建陈渣有时会包裹着华丽的装潢，仿佛
是什么代表时代趋向的新事物。从这个意义上，读点历史，长长见识，还是
很有必要的。
… 1…
梁启超游美国而梦俄罗斯
1903年2月至10月，梁启超应美洲保皇会之邀，逛了一趟美国。这一
逛不打紧，梁启超的思想发生了大变化。
戊戌维新之前，梁启超就暗中向往共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流亡
海外，向往共和之情更常常溢于言表。但是，他一到美国，这个他不久前歌
颂过的“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时，却大大失望了。
在美国，梁启超见到了城市的壮丽，工农业的繁盛，见到了 19世纪与
20世纪之交出现的“怪物”——托拉斯，见到了美国的“平民政治”、“地
方自治”，见到了美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但是，他也见到了纽约的贫民窟，
见到了美国的“党派之私”和“选举之弊”，还见到了华侨社会的种种缺点，
于是，他得出了结论，共和不适用于中国。在《新大陆游记》中，他写道：
“自由云，立宪云，共和云，如冬之葛，如夏之裘，美非不美，其如于我不
适何！”他甚至说：“今日中国国民，只可以受专制，不可以享共和。”
早在 1899年，梁启超就介绍过德国政治学家伯伦知理的学说。从美
国回到日本不久，梁启超又读到了德国人波伦哈克的著作——《国家论》。
这两位洋人，都攻击共和制度，梁启超觉得找到了理论根据，于是决定与共
和制告别。他在 《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写道：
吾党之醉共和，梦共和、歌舞共和、尸祝共和，岂有他哉，为幸福耳，为自由耳。而熟意
稽之历史，乃将不得幸福而得乱亡；征诸理论，乃将不得自由而得专制。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
何乐哉！
梁启超的文章一向以“笔锋常带感情”著称，写着写着，他不禁哭将起来：
呜呼痛哉！吾十年来所醉、所梦、所歌舞、所尸祝之共和，竟绝我耶？吾与君别，吾涕滂
沱。吾见吾之亲友者而或将亦与君别，吾涕滂沱。吾见吾之亲友昔为君之亲友而遂颠倒失恋不
肯与君别者，吾涕滂沱。
梁启超大概哭得很伤心，所以一连写了三句“吾涕滂沱”，又写了一句“吾
与汝长别矣”，以示其悲感之深。其后，他忽然觉得有人可能会问，那末中
国今后怎么办，是不是以“君主立宪”为追求对象，于是，他接着写道：
不然，吾之思想退步，不可思议，吾亦不自知其何以锐退如此其疾也。吾自美国来而梦俄
罗斯者也。
原来，他与共和、民主告别之后，梦寐以求的对象是俄罗斯——沙皇专制主
义的俄罗斯。1906年，他干脆大谈“人民程度未及格”、“施政机关未整备”，
提倡在中国实行开明专制了。
19世纪末，20世纪初，梁启超一度领导中国的思想界和舆论界，成为许
多年轻人的偶像，但是，自从他发表“游美国而梦俄罗斯”的言论以后，他
在那个时代年轻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
1904年4月，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有一位年轻人，读了梁启超上述
关于伯伦知理学说的文章后，写了三首诗寄给他，其一云：
新相知乐敢嫌迟，醉倒共和却未痴。君涕滂沱分别时，正余情爱最浓时。
—— 《读任公所作伯伦知理学说题诗三章即以寄赠》
这位年轻人，就是后来的南社发起人，自号江南快剑的高旭 （天梅）。
《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
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
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
… 2…
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
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保皇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
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因不满于西
方文化、西方民主而转回东方文化和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当
时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远胜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
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切优良部分，超越它，克服它的局限和弊端，而不是
笼统地拒绝它，往回走。
… 3…
邹容自贬 《革命军》
邹容的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
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
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
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
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他又致函同
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
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
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
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
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 《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
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
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
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 《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
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
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20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
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
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
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
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
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
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
“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
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
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
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
较之 《革命军》所单纯鼓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