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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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 第3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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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何必有大闹天宫的情节? 
     对 《西游记》的主题还有种种说法,但衡以小说实际,往往扞格难通。 
     敝意以为,《西游记》没有全书统一的主题。 
                                     二 
      《西游记》不是文人的个人创作,也不是某个时期的作品。它孕育于说 
书人和戏曲艺人,无数民间作者参加创作,经历了漫长的流传、衍变、丰富 
的过程。这是理解《西游记》的钥匙。 
      《西游记》的发端原来是一则宗教故事,其基本情节骨架是:玄奘(唐 
僧)克服种种艰难险阻去印度 (西天)取经。这一基本情节骨架的基本意义 
是表现出宗教徒的虔诚、苦行和一心向佛的坚贞与毅力。玄奘的两个弟子写 
过一本《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它在叙述玄奘途中所遇到的沙河、雪 
山、热海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怪异的记载,如“逢诸恶鬼”、“夜则妖魑 
举火”等。后来的说书人和戏曲艺人在此基础上加以想像、推衍,情节越来 
越丰富,出现了孙悟空,出现了大闹天宫,出现了降妖伏魔,但是,始终没 
有改变上述基本情节骨架,因而它的基本意义也就被或明或隐地保存着。这 
种情况,即使到了吴承恩手里,也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大闹天宫不过是佛法无边的铺垫:孙悟空本领再大,不是终被我佛如来 
压到五行山下了吗? 
     真佛不易见,真经不易求。唐僧所遇到的种种劫难,孙悟空的降妖伏魔, 
不过是为了表现宗教徒向佛、取经的虔诚和坚贞而已。 
     就宗教故事而言,《西游记》的情节首尾一贯,并无矛盾。 
                                     三 
      《西游记》故事的基本骨架虽是宗教故事。但是,在长期的衍变过程中, 
无数说书人为它敷施了血肉,投进了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投进了自己的美学 
趣味和价值取向。因此,它再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故事了。 
     你说它是宗教故事吧,它偏要在有的地方嘲笑佛祖。你说他歌颂宗教徒 
的虔诚吧,它偏要让孙悟空成为第一主角,让唐僧退居次要地位。 
     于是,大闹天宫的故事被突出起来了。 
     降妖伏魔的故事被渲染起来了。 
     孙悟空的神通和智慧被强调起来了,越来越惹人喜爱了。 
     猪八戒、沙和尚的形象创造出来了。 
     这样,它的宗教气味就越来越淡,而神话的色彩就越来越浓了。 
     这一切,都是说书人敷施在原取经故事骨架上面的血肉,它们的基本意 
义自然和宗教故事大不相同,甚或相反。应该承认,真正使这个宗教故事丰 

…  13…

富起来、生动起来,充满神话色彩的是无数的民间艺人,特别是说书人。 
                                   四 
    天上的神都是人塑造的,有着现实的影子、人间的影子。 
      《西游记》写神魔世界,自然,也有现实的影子、人间的影子,鲁迅所 
谓“讽刺揶揄则取当时世态”,又所谓“神魔皆有人情,精魅亦通世故”是 
也。然而,它只是一种片断的、曲折的影子,一种折光,不能胶柱鼓瑟,不 
能一一对号。 
      《西游记》虽然被改造为神话小说,但是又保留着宗教故事的基本骨架。 
它的骨架和血肉之间有矛盾,它的基本意义也就具有双重性。 
    吴承恩只是《西游记》的整理者,不是创作者。现存《永乐大典》13139 
卷“送”字韵部分有一段“魏征梦斩泾河龙”的文字,引书标题已是《西游 
记》。保存下来的这一段约一千二百余字,主要情节、文字和今本《西游记》 
基本一样,只是没有韵文,文言色彩略重,记叙也不及今本详细。它说明《西 
游记》在元代已经基本成型。 
    吴承恩不是曹雪芹,没有曹雪芹的艺术自觉。从吴承恩到曹雪芹,还隔 
着一百三十多年。吴承恩更不是当代作家,不会有当代作家的艺术自觉,我 
们用现代人的艺术自觉去要求《西游记》,检验《西游记》,没有不出错的。 

…  14…

                            读张维屏 《新雷》诗 

          造物无言却有情,每于寒尽觉春生。千红万紫安排着,只待新雷第一声。 

     按照通常的说法,诗和哲学的关系是疏远的。但是,本诗却和一个古老 
的哲学问题紧密相连。 
     我们生活在一个丰富、复杂的世界上。它变化万千而又整齐不紊。不是 
吗?凛冽的寒冬之后,必然继之以明媚的春色;火热的盛夏刚过,丰硕的金 
秋又接踵而来。岁岁如此,从无例外,仿佛有一种不声不响的力量在主宰着。 
这种力量,古人称之为“天”,或称之为“造物”。孔子说过:“天何言哉! 
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是,天像人间的帝王一样具 
有喜怒哀乐,可以口吐纶音,发令行政,孔子认为天不讲话,自然是一种进 
步。 
     本诗的作者从孔子的名言落笔,但是,却并不是为了回答哲学问题。 
     诗人为严冬所苦。冰封雪盖,万物潜藏。萧条的大地使人寂寞,呼啸的 
朔风使人瑟缩。然而诗人懂得四时迁代的规律,从寒尽之处觉察到了春之萌 
动。他满怀喜悦地告诉人们:造物是多情的,眼前虽然冷落单调,但是,花 
团锦簇的美妙世界已经安排就绪,只须一声震人心弦的新雷,它就会光彩焕 
发,突然闪现在你的面前。 
     一首好诗,常常是鲜明和含蓄的统一。景与境力求鲜明,情与意力求含 
蓄。既使人神与物游,浮想联翩,又使人探之弥深,引之弥长。本诗正如此。 
     春天是色彩斑斓的。诗人写春天,只用了“千红万紫”四字,立刻就让 
你感到了春的艳丽、妖娆、多姿多彩和广袤无边。 
     春之雷与夏之雷不同。春雷清脆宏亮,夏雷粗豪猛烈。诗人写春雷,只 
用了一个“新”字,准确地传达了春雷的气质和神韵。 
     色彩、声音都是构成形象的要素。本诗通过对二者有特征的表现,创造 
了鲜明的形象,使人有如在目前,如在耳际的感觉。它不是绘画,却唤起了 
人们的视觉印象;它不是声响,却唤起了人们的听觉印象。 
     数量也是构成形象的要素。中国古诗历来重视数量的表现。“欸乃一声 
山水绿”,“竹外桃花三两枝”,“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都是 
表现数量极为成功的典型。本诗在这一点上也很有特色。它以“千”状红, 
以“万”状紫,以“一”状雷声,不仅加强了形象的明晰度,而且也通过数 
字大小两极的对照,突出了新雷的神奇力量。 
     诗言志。创造形象并不是目的,在形象之内、之外,诗人总要传达给读 
者一些什么,也总要留一些什么让读者去体察、思考、补充。它可能是一种 
思想,也可能是一种情绪,甚至只是一种气氛。由于它是借助于特定形象来 
传达的,因此具有确定性。由于它存在于形象之内、之外,读者的体察、玩 
味又常常带着个人的特点,因此又具有不确定性。在这一点上,古来一些优 
秀的、脍炙人口的名句大都如此。例如“沉舟侧畔千帆过”,“山雨欲来风 
满楼”等。它们的意境并不能由读者任意构想,然而千百年来的吟咏者又都 
可以用自己的理解去丰富它。本诗主旨在于写迎春的喜悦和期待,这是很显 
然的。然而,我们如果把“千红万紫”理解为一种光明、美好的局面,把“新 
雷”理解为一种使万物昭苏、震奋的力量,那末,这首诗的内蕴岂不是更丰 
富、更深刻了吗? 
     郭沫若有一首题为《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成立十五周年纪念》的诗: 

…  15…

          漫天飞雪迓春回,岭上梅花映日开。一自高丘传号角,千红万紫进军来。 

这首诗明显地受了张维屏的影响,可看作是对《新雷》意境的一种新开掘。 
     诗并不排斥知识、学问、思想、哲理以至历史,然而诗歌艺术的主要特 
征毕竟在于意境。唐宋以后,中国诗歌发展中滋生着一种以议论为诗或以书 
卷为诗的风气。诗人们獭祭典故,大掉书袋,把诗作为展览学问、知识的手 
段,或者把诗写成有韵的政论。这些做法,忽视了诗的特征,因而也就难以 
写出感人的作品。本诗作者生活在一个以书卷、学问为诗的时代,然而却能 
不囿于风气。《新雷》一诗虽然也掉了书袋,但不露痕迹。全诗的艺术力量 
主要建筑在鲜明而有深度的意境与新颖、独特的构思之中,这是难能可贵的。 
     本诗语言浅近、凝炼,富于表现力。“安排着”一词,是地道的口语。 
在张维屏 (1780—1859)以前的文人诗中还很难见到。作者以之入诗,显示 
了一种勇气与魄力。 

…  16…

                                青史毕竟有是非 
                             ——读林则徐诗有感 

     50年代,参加选注近代诗。众多诗人中,林则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几 
十年过去了,当年选注的诗大部分还能成诵。我以为,他的诗,值得读,特 
别值得回环诵读。 
     试举数例: 
     1819年(嘉庆二十四年),林则徐被任命为云南乡试正考官,途经贵州 
时,有《即目》诗云: 

          万笏尖中路渐成,远看如削近还平。不知身与诸天接,却讶云从下界生。飞瀑正拖千嶂雨, 

      斜阳先放一峰晴。眼前直觉群山小,罗列儿孙未得名。 

     此诗写雨后山景相当出色。贵州多山,首以“万笏”比喻高耸的群山。 
次写山路,远看如刀削,而近看尚平坦,恰是山行的真实体验。“不知”二 
句,写身与天接,云自下生,衬托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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