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中谈到一位名叫杨娥的云南女子时，作者写道：“顷嘱吾友潘小璜女士为
女杰作传，鼓吹芳烈。”作者署名亚卢，亚卢是柳亚子的笔名。这样看来，
潘小璜是柳亚子的朋友。然而再一查考，上述署名潘小璜的 《哭陶亚魂》诗
竟收在柳亚子自编的《磨剑室诗集》内，陶亚魂，名赓熊，与柳亚子同为吴
江黎里镇人。1903年时，曾与柳亚子一起组织中国教育会黎里支部，其后，
又一起进入著名的上海爱国学社读书，并一起资助邹容出版《革命军》。1904
年病故，柳亚子写诗哭悼他是很自然的。然而，最初发表时为什么署名“潘
小璜”，并且冠以“松陵女子”的头衔呢？合理的解释只能是：潘小璜者，
并无其人，不过是柳亚子故弄的玄虚而已。这一解释还可以从柳亚子的自编
文目——《磨剑室文目》得到证实。在该目内，上述署名潘小璜的几篇传记
均赫然收录，雄辩地说明它们都是柳亚子的作品。此外， 《女雄谈屑》谈到
的云南女子杨娥的传记，后来也确实写了，并且发表了，但署名并不是“潘
小璜”，而是柳亚子自己。
柳亚子自称：“从小袒护女性”，“有些像《红楼梦》上的贾宝玉”。
及长，更加关心妇女问题。 《女子世界》创刊后，他曾以安如、亚卢、松陵
女子潘小璜等为笔名在该刊发表过不少作品。这些作品的主题已经不是一般
地提倡女子教育和女权，而是号召女子参加革命，标志着当时的妇女运动已
经大大超出于戊戌维新时的水平。
柳亚子化名女性为女子杂志写稿，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不仅说
明柳亚子的天真和热忱，而且也说明了当时女作者的缺乏，参加妇女运动的
妇女的缺乏，以致男士们不得不“鱼目混珠”，冒名顶替，借以扫除寂寞，
壮大声势。《女子世界》虽名为女子的“世界”，其实作者仍以男士占多数。
有些冠以女士头衔的作品，恐怕也还是柳亚子一类男士的手笔吧！
… 24…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是伪作
最近读到书目文献出版社新出版的《辛亥革命四烈士年谱》（徐锡麟、
秋瑾、陈伯平、马宗汉），其中收有《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一封，为各本孙
中山集所无。《年谱》编者盛赞此信的史料价值，认为这是孙中山和徐锡麟
“在革命活动中有直接联系的唯一明证”，把他“一向探索的症结解决了”。
乍一看，这封信确实很重要。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都知道，徐锡麟和孙
中山有矛盾，始终不肯加入同盟会。安庆起义失败，他被捕后在供词中曾说：
“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然而，此信中孙中山却说：“前
读大札，聆悉种切。阁下热心公益，怀雪前耻，抱推翻伪廷，驱逐胡虏之宗
旨，坚忍不移，可敬可羡。”可见二人函札往来，感情融洽。又说：“（阁
下）辗转设施，得安庆武备学堂之领袖，全体学生感阁下平日鼓舞演说，亦
令持报复宗旨。一旦事起，均受指麾云云。”可见徐锡麟在安庆的活动情况
是向孙中山作过汇报的。研究辛亥革命史的人也都知道，孙中山在很长一段
时期内，一直将起义重点放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忽视长江流域，然而，
信中孙中山却说：“弟以为安徽一省实为南省之堂奥，而武昌为门户，若阁
下乘机起事，武昌响应，一举而得门户堂奥，则移兵九江、浦口等处，以窥
金陵，则长江一带可断而有也。”可见孙中山并未忽视长江流域。
但是，稍加分析，此信实在是一篇伪作。作伪的痕迹很明显：
其一，信末署名为“弟汶手肃”，孙中山名文，从来不写作“汶”。作
“汶”，在“文”字旁加上“三点水”，完全是清朝统治者的“恩典”。大
概也是一种精神胜利法吧，清朝统治者好在“乱党”的名字上加偏旁，以示
贬抑。例如，在北京正阳门炸五大臣的吴越，清朝统治者在“越”字旁加了
个“木”，成了吴樾。孙文呢，则加上“三点水”，以示其“海盗”身份。
这种情况，大量见于清朝统治者的官方文书中，也偶见于保皇党攻击孙中山
的宣传品中，孙中山自己是绝对不会自署为“汶”的。
其二，信中提到一位“宋卿”：“一面密遣心腹，与宋卿约定；一面先
歼恩抚 （指安徽巡抚恩铭——笔者），城中必乱；君率全体学生先占抚署，
发号施令，安慰军民，宋卿君谅亦由汉阳接济军械以为后劲。”“宋卿”者
谁？鼎鼎大名的黎元洪也，宋卿是他的字。当徐锡麟在安庆准备起义的时候，
这位“宋卿君”正在武昌当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忠心耿耿地为“大清”训
练新军。如果此信属实，那末，岂不是他早就暗通革命党，后来武昌起义时，
他怎么会手刃革命士兵，坚决拒绝出任都督，不吃不喝不开口，从而赢得了
“泥菩萨”的雅号呢！
其三，信中，孙中山要徐锡麟“严为之备，弗稍遗漏，是为切要”，但
是，这封信却将起义计划、关系人员等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孙中山是
个有经验的革命者，何以疏忽至此！
很明显，所谓孙中山致徐锡麟函乃是辛亥革命之后好事之徒的伪作，其
目的在于掩盖徐锡麟和孙中山的矛盾，好让徐锡麟的形象更完美些，所谓“为
贤者讳”也。编者不察，误以为真，实在是上了作伪者的当。
徐锡麟和孙中山有矛盾，对孙中山不满，这一点早已为徐锡麟的供词所
明白宣示，亦已为陶成章的《浙案纪略》和章炳麟的 《太炎先生自定年谱》
所肯定。但是， 《年谱》编者却认为徐锡麟的供词是一种“权变的饰词”，
目的在于“转移和分散”清政府对孙中山的注意。编者并批评陶成章、章炳
… 25…
麟二人“误解”供词，“缺乏深刻思索”，“忽略”了徐锡麟的“命意”。
这是把真实可靠的历史结论推翻，“假作真时真亦假”了！
《孙中山致徐锡麟函》最早发表于安徽《史学工作通讯》1957年第3期，
附于吴健吾等所作《徐锡麟事迹》后，多年来无人注意。去年浙江有的史学
工作者去安徽作过调查，得知此函由曾在安徽都督府工作过的吴健吾提供，
据说是从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里发现的。调查者查阅了有关档案，得不到
佐证。调查者怀疑此函的真实性，但又认为，“即使是伪作也不等于凭空捏
造。既然来自安徽巡抚衙门的档案，作伪者必然是清朝官吏，所据当来自清
朝官府密探的情报。这些情报虽大多是捕风捉影，不甚可信，但多少仍反映
了当时的情势。宋卿何许人，无从查考。”（见《浙江学刊》1981年第4期》）
其实，所谓来自清朝安徽巡抚衙门档案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其证据就在“宋
卿”二字上。武昌起义前，任何清吏都不会于伪造此类函件时，把他们的二
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牵连在内。
1982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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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社酝酿过程
据柳亚子《南社纪略》一书，南社的酝酿是在1907年冬，上海酒楼的一
次宴会上，参加者为刘师培、何震、杨笃生、邓实、黄节、陈去病、高旭、
朱少屏、沈砺、张家珍及柳亚子，共11人。当时相约结社，并曾拍过一张照。
这次活动被视为起点。陈去病在《高、柳两君子传》中说：“至丁未冬，复
与予结南社于海上，而天下豪俊咸欣然心喜，以为可藉文酒联盟，好图再举
矣。”但是，它的准确时间，却一直不为人们所知，有待考察。
1908年3月17日，上海《神州日报》刊登过高旭的两首诗，题为《丁
未十二月九日国光雅集写真题两绝句》，诗云：
伤心幾复风流尽，忽忽于兹二百年。记取岁寒松柏操，后贤岂必逊前贤！
余子文章成画饼，习斋学派断堪师。荒江岁暮犹相见，衰柳残阳又一时。
幾复，指明末东南地区的文学团体幾社和复社，它的领导人后来大都参加了
抗清义军或有关活动。高旭诗中，不仅表示要继承幾复传统，而且要后来居
上，超越前贤。高旭表示，在写作上，要师法经世致用的颜元（习斋）学派。
这首诗表明了雅集的日期——丁未十二月初九，即1908年1月12日，它是
不是柳亚子等酒楼小饮，相约结社的日期呢？
1909年夏，高旭有《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云：
今贤那识古贤心，幾复风流何处寻？富贵于侬本无分，聊将皓月证初襟。
残阳疏柳黯魂销，吟到河山惨不骄。毕竟经生成底用，可怜亡国产文妖。
将这两首诗和上两首诗对照，可以发现，两者之间有着明显的联系。前者为
幾复风流的中断伤心，后者则感叹于幾复风流的难以承续；前者对超越“前
贤”具有信心，后者则感叹“今贤”不易企及“古贤”；前者以“衰柳残阳”
点明雅集时间，后者则写因“残阳疏柳”而黯然魂销。这种联系说明了，所
谓“海上写真”与“国光雅集写真”是同一张照片，只不过高旭在“重观”
时，由于人事变迁，心情已经大不一样了。1909年夏，刘师培公开叛降清朝
政府，成为两江总督端方的随员，高旭的《重观海上写真成两章》即系为此
而发。诗中所谓“经生”、“文妖”，均指刘师培，刘师培的叛变使革命知
识界极为震动。与高旭同时，柳亚子也有两诗志慨：
风流坛坫成陈迹，盟誓河山葆令名。凤泊鸾飘吾辈事，未须憔悴诉生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