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生斜长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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横生斜长集- 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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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混虚无主义于恐怖手段,此大误也;是无异以哲学问题混入政治,如斯多 
噶宗派之与共和主义,相去不知凡几矣。恐怖手段之作,每与时势相缘,应 
时而生,已复寂灭,后或重现,亦不可知。盖纯为政界一时之现象,非如虚 
无主义根于哲理,趋势所及,远被来纪也。”文章还分析了虚无主义产生的 
社会根源:“俄国历世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盖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 
可挽救,有虚无主义起,将冲决而悉破之。” 
     据周遐寿的 《鲁迅与日本社会主义者》一文所述,在日本留学时,鲁迅 
曾嘱他将克鲁泡特金的《自叙传》节译出来,送给刘申叔,登在《天义报》 
上;又据《知堂回想录》,周遐寿为《天义报》写稿时所用笔名为“独应”, 
因此,本文应为周遐寿作。 
     值得注意的是本文的跋: 

          且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枝,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来吾 

      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而诸君子独喜妄言,至斥求诚之士子为 

     蠢物,中国流行军歌又有詈“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者。国人若犹可为,不应有此现象。 

这里,有些观点和语言与鲁迅次年发表的《摩罗诗力说》等文很相近。 
     如:《跋》谈到“求诚”,而鲁迅则表示:“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 
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坟·摩罗诗力 
说》) 
     又如《跋》批评“人心虚伪凉薄”,而鲁迅则说:“近世人生,每托平 
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 
 (《坟·文化偏至论》) 
     再如《跋》批评中国流行军歌中的“印度、波兰马牛奴隶性”一语,而 
鲁迅则说:“今试履中国之大衢,当有见军人蹀躞而过市者,张口作军歌, 
痛斥印度波兰之奴性”。(《坟·摩罗诗力说》)后来,鲁迅进一步说:“其 
时中国才征新军,在路上时常遇着几个军士,一面走,一面唱道: ‘印度波 
兰马牛奴隶性……’我便觉得脸上和耳轮同时发热,背上渗出了许多汗。” 
 (《随感录》) 
     这种情况之所以形成,当然是由于此文是鲁迅“嘱”周遐寿“节译”的, 
周遐寿听取过鲁迅的意见,甚至,鲁迅动笔修改过,也不是不可能的事。 
      《天义报》上还发表过“独应”的其他几篇文章,它们和鲁迅的同期作 
品之间也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例一,在 《妇女选举权》一文的按语中,“独应”说:“顾比者女子为 
学,仍以物质为宗,冤哉!” (留学生亦多营营于铁道工艺,嗟夫!是攘攘 
者,皆杀吾族精神之虫害也夫!) 

…  58…

     例二,在《读书杂拾》(二)中,“独应”说:“中国比来,人多言学, 
顾竞趋实质,凡有事物,非是以和用厚生、效可立待者,咸弃斥而不为,而 
尤薄文艺,以为文章者乞食之学,而美术利细,弗轨矿若也。虽然,明达之 
士于物质之足蚀精神亦既有知者,而或乃仍斥文章为小道,此故亦惑也。” 
     例三,在同文中,“独应”说:“实之为害,每至保其躯体而失其心灵, 
虽欲及今药之,第吾观中国,比走孳孳于实业商工者众,窃深为寒心也。” 
     显然,上述三例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所主张的“掊物质而张灵明” 
的观点是一致的。 
      “独应”还有一篇文章,系有感于留日中国学生纷纷翻译“监狱学”一 
类的书籍而发,中云: 

          顾吾适市,乃见有书累累,标志狱务,皆留学生之所为,抑又何耶?国人远适求学,不有 

      大愿,流连荒亡,及于殂落,斯亦已耳,何监狱之足道! 

这不正是鲁迅的观点吗?《摩罗诗力说》中,鲁迅就曾愤激地批判某些留日 
中国学生不去“介绍”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有益的“新文化”,却热衷于翻 
译所谓“守囹圄之术”! 
     在 《中国人之爱国》一文中,“独应”评介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时说: 

          俄有勒孟埵夫,生为诗人,挚于爱国,顾其有情,在于草原浩荡,时见野花,农家朴素, 

      颇近太古,非如一般志士之为,盲从野爱,以血剑之数,为祖国光荣,如所谓 ‘兽性之爱国者’ 

      也。 

这同样是鲁迅的观点和语言。《摩罗诗力说》中,鲁迅说:“来尔孟多夫亦 
甚爱国,顾绝异普式庚,不以武力若何,形其伟大。凡所眷爱,乃在乡村大 
野,及村人之生活”。又介绍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的观点说:“惟武力之恃 
而狼籍人之自由,虽云爱国,顾为兽爱。”在《破恶声论》中,鲁迅也表达 
过同样的思想,他激烈地批判那种依靠“甲兵剑戟”侵略他人,“喋喋为宗 
国晖光”的所谓“爱国者”,斥之为“兽性爱国者”。 
     此外,“独应”对裴彖飞(裴多菲)的介绍和鲁迅也很相似。 
     1907年,鲁迅正和周遐寿一起读书,研究文艺,筹办《新生》杂志,因 
而,在“独应”的文章中反映出鲁迅的某些思想和观点并不奇怪。此外,鲁 
迅早年的著作有时用周遐寿的名义发表,因此上述文章中是否有部分出自鲁 
迅手笔,亦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  59…

                              “咸与维新”的来历 

     鲁迅的名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里有一段话:“革命终于起来 
了,一群臭架子的绅士们,便立刻皇皇然若丧家之狗,将小辫子盘在头顶上。 
革命党也一派新气,——绅士们先前所深恶痛绝的新气, ‘文明’得可以; 
说是‘咸与维新’了,我们是不打落水狗的,听凭它们爬上来罢。”关于“咸 
与维新”,新版《鲁迅全集》注释道:“语见《尚书·胤征》:‘歼厥渠魁, 
胁从罔治,旧染污俗,咸与维新。’原意是对一切受恶习影响的人都给以弃 
旧从新的机会。这里指辛亥革命时革命派与反动势力妥协,地主官僚等乘此 
投机的现象。”既找出了语源,也解释了鲁迅的用意,都是不错的。然而, 
又觉得没有完全抓到痒处。鲁迅明明写着:“革命党也一派新气”,“说是 
  ‘咸与维新’了”。到底是哪位或哪些“革命党”说的呢?不把这位或这些 
 “革命党”找出来,就不能认为注释已经功德圆满了。 
     说来还真有来历。 
     1912年1月,孙中山刚当上临时大总统不久,章太炎曾经给孙中山写过 
一封信,目的是调和同盟会、光复会两个革命组织之间的矛盾,正事谈完了, 
章太炎忽然根据传闻给孙中山提了一条意见:“兼闻同盟会人(指在广东者) 
有仇杀保皇党事。彼党以康、梁为魁帅,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附和入会 
者,尚不能解保皇名义,赤子陷阱,亦谓无罪于人。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 
荡,虽旧染污俗,亦当普与自新。若以名号相争,而令挟私复怨者,得借是 
以为名,无损于虏,徒令粤东糜烂,此亦执事所当谨饬者也。” 
     保皇党,亦称保皇会、保救大清皇帝会,1899年成立,康有为任会长, 
梁启超任副会长,以保救光绪皇帝复辟为宗旨,既反对西太后,也反对孙中 
山领导的民主革命。章太炎提这条意见的目的是,提醒“同盟会人”注意政 
策,对旧日的政敌不能一概打击,而要区别首从;有些“附和入会者”什么 
都不懂,就像儿童掉进了陷阱里一样,是无罪的。写到这里,章太炎大概觉 
得需要加强理论力量,于是便将《尚书》原文略加改动,补充了一句,“虽 
旧染污俗,亦当普与自新”。(附带提一笔,这篇《胤征》其实是后人的伪 
作。) 
     孙中山和章太炎有段时期关系很不好,但孙中山襟怀博大,从善如流, 
收到章太炎来信后,立即给广东都督陈炯明和各省都督打了一封电报,中云: 

          近闻各省时有仇杀保皇党人事。彼党以康、梁为魁首,弃明趋暗,众所周知。然皆受康、 

      梁三数人之蛊惑,故附和入会者,尚不能解保皇党名义,犹之赤子陷阱,自有推堕之人,受人 

      欺者自在可矜之列。今兹南纪肃清,天下旷荡,旧染污俗,咸与维新,法令所加,只问其现在 

      有无违犯,不得执既往之名称以为罪罚。至于挟私复怨,藉是为名,擅行仇杀者,本法之所不 

      恕,亟宜申明禁令,庶几海隅苍生,咸得安堵。 

孙电基本上是章函有关部分的复述,但也有若干不同。其一是将“普与自新” 
按《尚书》原文改回为“咸与维新”。这样,“咸与维新”一语就在革命党 
人中流布起来了。鲁迅所说:“革命党也一派新气”,“说是‘咸与维新’ 
了”,其源盖本于此。 
     鲁迅的文章博大精深,有些地方,看似漫不经心,随手拈来,实际上包 
含着丰富的历史内容。 

…  60…

                                 读鲁迅致胡适佚札 

     胡适有在日记中保存友朋信札的习惯,这封鲁迅致胡适的佚札就是我在 
访问美国期间阅读胡适未刊日记 (缩微胶卷)时发现的。该札从未在任何地 
方发表过。 
     全文为: 

       适之先生: 

           今日到大学去,收到手教。 

            《小说史略》竟承通读一遍(颇有误字,拟于下卷附表订正),惭愧之至。论断太少,诚 

      如所言;玄同说亦如此。我自省太易流于感情之论,所以力避此事,其实正是一个缺点;但于 

      明清小说,则论断似较上卷稍多,此稿已成,极想于阳历二月末印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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