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都是为着这一目的，但是，孙中山认识到，武力的办法会给国家与人民
带来巨大的破坏，因此，在很长的时期内，又力主用和平的办法统一中国。
1923年1月，孙中山向全国发布《和平统一宣言》，中云：“谋国之道，苟
非变出非常，万不获已，不宜轻假兵戎，重为民困。”1924年11月，他在
上海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劈头第一句就是：“兄弟向来是主张和平统一
的人。”
孙中山所考虑的“和平统一办法”大致有三种。一是宣传，一是“文治
感化”，一是谈判。孙中山非常重视宣传的作用。1922年8月，他在上海宴
请报界人士，要求他们以舆论推动统一事业。他说：“欲得真正统一，尚须
大家奋斗。今后奋斗之器，不以枪而以笔。”“诸君能提倡公理，分别是非，
同赴一的，则统一必可成功。”
所谓“文治感化”就是建设好广东，以之作为榜样，号召全国。1917年
夏，孙中山为捍卫辛亥革命的成果，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自此，孙中山
即有意将广东建设为模范省。1920年11月，他发表演说称：“我们现在是
要把广东一省，切切实实的建设起来，拿来做一个模范，使各省有志改革的
人有一个见习的地方；守旧固执的人，也因此生出改革的兴味。这个实际建
设就是极大的文化宣传。中国的统一，只有靠这一个宣传。”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出现和平潮流。自1919年2月起，南方军
政府曾和北洋政府举行多次和平谈判，均未成功。1920年6月，孙中山在上
海发表宣言，建议继续召开和平会议。此后，他多次发表宣言及谈话，表示
愿与北方停战言和，并愿与段祺瑞、曹锟、吴佩孚、张作霖等实力派代表人
物“会商”。1922年8月，他在致苏俄代表越飞函中又称：“我当时准备，
现在也准备同接受我的条件的任何领袖合作。”1923年9月，香港人何东倡
议召开南北各方领袖平等联席会议，讨论和平统一问题。孙中山立即复电表
示赞同。
孙中山是一个充分尊重人民意志的政治家。他深刻地了解人民渴望国家
统一的愿望。1921年4月，他发表谈话称：“中国人民对连续不断的纷争和
内战早已厌倦，并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停止这些纷争，使中国成为一个统一、
完整的国家。因而，我们正在尽力完成赋予我们的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
他要求中国的各派政治力量及其代表人物，都能尊重人民意志，实现和平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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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924年10月，冯玉祥等发动“首都革命”，推翻直系军阀曹锟等人的
统治。孙中山认为，这是中国迈上统一之途的重大时机，也是中国前途的一
线生机，立即扶病应邀北上，准备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人会谈。他
并接受中共在1923年6月提出的建议，主张召开国民会议，以讨论中国的统
一与建设问题。《北上宣言》称：“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
能得国民之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
达到。”因此，他呼吁全国各团体都派出代表来参加国民会议，万众一心，
争取国家的和平统一。不幸的是，由于北洋军阀的阻挠和反对，孙中山设想
的国民会议并没有开成，他自己也因为积劳成疾，病逝于北京。
孙中山不仅为中国的统一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而且留下了丰富的关
于国家统一的思想。这一份遗产，一切炎黄子孙都应该很好地加以总结和继
承，努力维护和促进国家的统一，早日结束海峡两岸的分裂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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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扬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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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发起书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化之一。它在历史长河中奔腾
不息，生生不已，至今仍葆有强大的活力。
中华文化丰富多彩，绚丽多姿，致广大而极精微，是人类文化中具有鲜
明特色和个性色彩的光辉瑰宝。
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和民族精神的体现。它熔铸、陶冶了一代又一
代中华人的思想、道德、心理情操和行为方式，并且还将继续熔铸、陶冶一
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中华文化不断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秀成分来充实和发展自己，同时又
深深地影响了其他民族和国家，为东方文明、欧洲文明以至全人类文明作出
了巨大的、卓越的贡献。
无可讳言，中华文化也有它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生活的一面。近代以来，
为了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中华民族的志士仁人进行了艰巨的探索。今
天，这一探索仍在继续，需要我们继续付出辛勤的劳动。
为了促进中华文化的新繁荣，我们需要科学地、全面地、系统地总结中
华文化的历史，同时也需要广泛地研究人类文化发展中一切有用的经验。为
此，我们一致同意，发起成立中华文化研究基金会，以民间集资的形式，长
期、稳定地资助、奖励和推动对中华文化的研究。
文化和经济是现代社会发展的两翼。文化的发展必须有雄厚的经济力量
为基础；而经济的发展又依赖于文化的光照。我们认为，成立文化研究基金
会是利我民族，利我国家，利我子孙后代的一件大好事。我们诚挚地欢迎和
希望一切热爱中华文化的海内外人士群策群力，共襄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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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短文力争写短
新闻、文学等方面的短文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在史学领域内，短文还
寥寥。不少作者，总觉得万字以上的文章才有分量。
其实，文章的长短和学术价值并不成正比。一篇文章，如果拖沓、臃肿、
新意不多，或全无新意，虽长而学术价值并不高；相反，如果要言不烦，精
光毕露，虽短而学术价值并不低。
中国古代的史论都不长。贾谊的《过秦论》总结秦王朝灭亡的历史经验，
上、中、下三篇加起来不过二千二百余字。苏洵的《六国论》分析齐、楚、
韩、魏等国的外交失策，为宋王朝处理对外关系提供殷鉴，全文五百四十余
字。王安石的 《读孟尝君传》是一篇翻案文章，它一反陈说，对一向以“得
士”著称的孟尝君提出了新看法，全文仅九十字。钱大昕的《答问》第十诠
释 《元史》中“投下”二字，旁征博引，勾勒了契丹、蒙古时期一种特殊的
社会组织形态，全文五百余字。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是有名的
史论集，其中的章篇大都在一二千字以至三四千字之间。
当然，时代前进了，史学发展了，文章写得长一点是必要的。人们不应
该笼统地反对长文。有些刊物，规定稿件不得超过万字，这不一定妥当。还
是应该看菜吃饭，量体裁衣，当长则长，当短则短。现在的问题在于：是不
是所有的文章都要写得那样长？史学家们于写作长而充实的文章之外，是不
是应该予短文以更多的重视。
我觉得，要提倡短文，首先要提倡几种精神：
为读者着想。人们的时间、精力都有限，需要读的东西又太多。把文章
写短，使读者在较少的时间内得到较大的收益，不仅功德无量，而且，其乐
为何如！
唯陈言之务去。一篇文章，总要为读者提供新东西，对历史研究有推进，
否则，宁可不写。有了可以奉献给读者的新东西了，还要力求简洁明快地将
它表现出来。别人讲过的话不说或少说，习见的材料少引或不引，人们熟知
的历史过程尽量从略，决不将自己的一两点心得淹没在大量的陈言或浮言之
中。
摒弃八股。多年来，我们习惯于写论文，而论文又形成了一定的格式和
套路，似乎不那么写就不像个样子，结果，并非必要的话说了不少，写者为
难，读者受苦。如果我们能实事求是，不拘一格，可以写短的决不拖长，能
以札记、随笔说清楚的决不写成论文，那末，该能节省多少笔墨！
写短文并不易。一篇有分量的短文，往往需要作者有深湛的学识和才力。
既熟知问题的肯綮，又能一击而中，刀不虚奏。愿名家们多写一点优秀的短
文，以为示范；也愿史学刊物多发表一点优秀的短文，借此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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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名词轰炸”而想起“诗界革命”
近来，有些文艺理论文章读不大懂了。只见一个个新名词奔突而来，使
人头晕目眩，如入五里雾中。我曾经在大学里念过五年中文系，然而，现在
有些文艺理论文章却读不大懂了。前些日子，一位毕业后一直从事文学研究
的老同学来看我，他也说看不懂，并说，这种状况，有人称之为“名词轰炸”。
噢！原来有此感者并非一人。
语言是思维的表现形式。每当变革时代，随着新事物、新思潮、新文化
的引进或出现，都会相应地引起语言、首先是词汇的变化。戊戌维新前后如
此，五四运动前后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前后也如此。粉碎“四人帮”
以来，学者们跳出牢笼，得以纵览古今，环视宇内，广泛吸收人类一切优秀
文化成果，因此，文学、史学、哲学等领域内出现较多的新名词，这是正常
现象。细察时下的此类文章，确有不少见解新颖、益人智慧的高超之作，但
是，毋庸讳言，也有若干文章，完全靠大量新名词装点门面，故作高深。人
们在鼓起勇气，硬着头皮，冲破这些新名词的层层关卡后，反复寻绎，就会
发现，作者的思想用我们已有的概念、范畴来表述完全足够，并不一定要借
助于那一个又一个新名词的。
这使我想起了清末的“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