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与生动性，使提高与普及相结合，发表的作品既对专家有研究之助，又对
一般读者有增长知识、智慧和道德、文化修养之效，则是我们莫大的荣幸。
唐朝的大诗人白居易作诗要使“老妪”都能明白，我们的史学作品能否做到
雅俗共赏、老少咸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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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就不应虚构
近来，有一类书卖得很红火，就是所谓“纪实作品”。此类书，有的称
为“纪实文学”，有的简称“纪实”或“实录”，有的虽不标名号，但却以
各种方式暗示或明白地告诉读者，写的是真人真事，属于“纪实体”之列。
其内容，则以写中国近、现代史以至当代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
为主。有些题材，历史家还来不及涉足，但“纪实”作者们反应迅速，动作
敏捷，抛出了一本又一本著作。其题材之广泛，反映内幕之深入，发行面之
广，数量之大，都足以令人吃惊。
“纪实”热，反映出老百姓想了解历史的真相、现实的真相，这是一种
正常的愿望，正当的愿望。
“纪实”热，反映出我们的史学著作和新闻报道还不能满足老百姓的要
求。前者常常太枯燥，后者常常太简略，套话、空话太多。于是，“纪实作
品”或所谓“纪实文学”就应运而生了。
“纪实”好不好，当然好。它是新闻学和历史学的基础。不纪实，新闻
和历史从何而来！然而，既然称为“纪实”，就不应虚构：不应编造历史或
现实中没有的事件、情节，不应杜撰历史或现实中不曾有过的人物关系，不
应无中生有地添加人物对话，进行心态和场景描写。如果资料不够，想像来
凑，用虚构来填补历史或现实的空白，那怎么能称为“纪实”呢？
然而，现在的情况是，真实而不虚构的作品固然有，但虚构、半虚构、
部分虚构，真真假假，三分真七分假，或者七分真三分假的“纪实”作品也
不少。这类作品，大多标榜“史料翔实、丰富”，内容绝对真实，甚至比历
史学家的著作还要真实，有的还声称拥有独家掌握或鲜为人知的内幕资料，
写作上又比较生动。如此这般，不由你不信！不由你不掏钱去买！
这样，问题就大了。一般老百姓工作繁忙，又限于条件，如何有可能去
分辨真假？历史学家虽然条件较好，但是，当一种又一种“纪实”作品铺天
盖地卷来时，又如何能辨得过来！况且，许多“纪实”作品的作者又常常以
亲历者、知情人、访问者自居，你又怎样去一一核实？当代人搞不清，查不
明的问题，后人又如何搞得清，查得明？
于是，其结果就必然是：真假难分，误导读者；谬种流传，危害历史。
试看下列例子：
有一篇题为《邓小平七十年代的一次南巡》的作品，叙述1976年“文革”
期间，邓小平曾南下广州，受到许世友保护，并在菜市场与群众见面。
还有一部题为《邓小平在1976》的书，叙述毛泽东去世后，政治局常委
会上突报邓小平失踪，原来由于守门哨兵一时大意，邓小平散步时步出大门，
坐车去见了叶剑英，并就危险时局闭门议事。
以上二例，最近邓小平的女儿邓榕发表公开信说：“均系原作者之杜撰”，
“根本没有这件事”。“那时小平同志正被软禁，完全没有行动自由，根本
不可能偷偷出来去会叶剑英”。 （见《作家文摘》，1997年6月20日）
邓榕在公开信中还提出，有一部题为 《邓小平的历程》的书，其中有一
章《我可不是那种两面派》，描写1961年第二次庐山会议时，卓琳因担心邓
小平步彭德怀的后尘，劝邓小平讲话不要太直。对此，邓榕从中共的保密规
定和卓琳的为人两方面否定了上述说法。邓榕称：卓琳与邓小平不仅是夫妻
关系，更是政治上志同道合的典范。在几乎所有重大问题上，包括面对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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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冲击，卓琳对邓小平的支持始终不渝，绝不会劝其妥协。上述文章中所
编撰的，既不符合历史事实，又不符合人物的本质。
以上云云，如果不是邓榕出面辨证，有谁会发现它们出于杜撰？流传下
去，后人据以写入正史，岂不让正史失真！
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不少。
有一部自称“首次披露”了中国出兵朝鲜“内幕”的书。在记述周恩来
赴苏与斯大林等人会谈时，虚构了斯大林与苏联外交部长维辛斯基、斯大林
与周恩来之间的大量对话。其实，当时维辛斯基正在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
至于会谈地点，则在黑海附近的斯大林休养所，根本不在克里姆林宫。
有一部题为《中印战争实录》的书，以大量篇幅描写毛泽东在香山双清
别墅主持军事会议，并且编造了许多毛泽东和陈毅的对话。其实，毛泽东只
在进入北平之初在双清别墅住过，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期间，何尝有过作者
所描述的“西山军事会议”！
有一篇声称“根据贺子珍生前口述”写成的作品，绘形绘声地描写了贺
子珍上庐山与毛泽东相见的诸多情节，如：在门外听到毛与彭德怀争吵，相
见后与毛长时间对话，月下观景吟诗，康生告密，江青赶来大闹等，但是，
经调查，除了贺子珍上庐山与毛有过1个多小时的会见外，其他情节均属子
虚乌有。 （以上三例，参见徐焰著《“内幕”大曝光》，团结出版社1994
年版。）
还有：
有一篇写邓演达的作品，说邓在1927年春曾计划在庐山发动兵变，反对
蒋介石。
有一部写郭沫若和他的日本妻子安娜的作品，虚构了郭沫若的许多情诗
和情书，蒙住了不少专业研究者，以为是郭沫若资料的重大发现！
有一部写吴宓的作品，作者自称是吴38年的老朋友，但吴的三位女儿却
联合发表声明：他们的父亲从来没有这样一位老朋友；书中《吴宓求见邓小
平》一节“内容失实，全无其事”。（见《文摘报》，1997年6月12日）
如此等等，情况不一。有的作品整体可信，虚构不实之处只是白璧微瑕；
有的则是通篇胡编，信口开河。笔者不可能也没有必要罗列许多例子，相信
读者已经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
难道我们的广大读者愿意读这种号称“纪实”但却掺水、掺假的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历史家能引用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难道我们的出版家应该出版这种掺水、掺假的“纪实”作品吗？
“修词立其诚。”真实是新闻和历史的生命，也是一切“纪实体”作品
的最高原则。严肃的“纪实”作品绝不能允许任何成分的虚构在内。不应该
牺牲真实性去换取生动性，更不应该为了发行数字去杜撰、编造。万里同志
说过：“失去了真实性，也就失去了真正的价值。更重要的是，一些真假难
辨的东西，制造了历史的混乱，后果严重，后患无穷。这不是小说，不能虚
构、编造。朴素的客观事实，最具有说服力。所以，我主张写人物传记，写
回忆录，必须忠于事实，不能浮夸，更不能杜撰。”（见《百年潮》第五期）
万里同志的这一段话，我以为适合于所有纪实作品。
这里，笔者要奉劝那些掌握了重要历史资料，特别是掌握了重要口述资
料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这将会毁掉其真实部分。人
们一旦发现其书有假，谁还会相信它是“信史”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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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笔者也要奉劝一切回忆录、口述录、访问记、人物传的作者，不
要轻率地采取掺水、掺假的写法，否则，你将无法为历史留下一份真实的记
录。
“纪实作品”出现大量掺水、掺假现象的原因很复杂。分析起来，大致
有两类。第一类是理论上陷入误区：以为我写的是“纪实文学”，它是文学
的一种类型，自然可以虚构；或者是为了增加作品的生动性和可读性，以为
只要事件的大经大络真实，局部和细节的虚构无伤大雅。第二类是为了沽名
钓誉，或为了增加商业价值，虽明知不应造假，但却有意作伪。情况不一样，
对待的方法自然也不应该一样。但是，首先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澄清。
时人常说：文史不分家。但实际上，历史是科学，文学是艺术，属于不
同的行当。历史要求纪实，叙事求真、求信，载入史册的必须是生活中真正
发生过的。历史家的最高追求就是还原历史本相，没有充分、可靠的文献或
考古的根据，没有严肃、细致的社会调查或访问，历史家不能下笔叙述任何
一个细节。文学则不然，它以生活为素材，但是，却不必拘泥于生活。它所
写的，可能是生活中实有的，也可能是生活中没有发生过的，甚至是生活中
根本不可能发生的。在生活的基础上，为了塑造艺术典型，作家可以神游万
仞，思接古今，虚构、想像、移植、集中，十八般武艺，一般一般都可以拿
出来。因此，史与文，“纪实体”与“非纪实体”，两者各有其质的规定性，
也各有其社会功能，不能混淆。混淆了就驴不是驴，马不是马了。
当然，作家、艺术家们完全可以以历史事件或人物为题材进行创作，例
如古之《三国演义》、三国戏，今之《少年天子》、《曾国藩》、《戊戌喋
血录》、 《辛亥风云录》以及谢晋编导的《鸦片战争》之类，但那称为历史
小说、历史电影，并不称为“纪实文学”或“纪实电影”。
当然，作家、艺术家（包括历史家）也可在写真人真事的同时，力图使
之有文采，有形象，做到既真实，又生动。此类写法，